人都送到醫院了，為啥還得請護工？

　　專家建議設立助理護士取代護工減輕患者負擔

　　● 隨著護工群體的快速發展壯大，入職門檻低、專業素養差、亂收費，甚至虐待病人等問題相伴而生，備受社會詬病

　　● 護士數量不足是我國護工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開放后，醫院處于急速發展階段，床護比嚴重不足。當下，除了醫院對護理隊伍重視不夠、在護理人力資源上投入不足之外，監管部門對公立醫院床護比標準的考核也缺乏硬性指標，沒有對醫院形成剛性約束

　　● 接受采訪的專家呼吁，借助醫療改革契機，擴大護士隊伍、配足力量，新設助理護士崗位來承擔病人的生活護理工作，將護工取而代之，以此提升護理的專業化、職業化，進一步滿足人們對護理服務的需求

　　“看著姥姥兩條胳膊上青一塊紫一塊，我們全家人都很憤怒。”2021年12月21日，北京市民肖華(化名)的姥姥強烈要求出院。到家之后，老人告訴家人，自己在醫院被護工虐待了，所以才拒絕繼續在該醫院接受治療。

　　肖華告訴《法治日報》記者，她姥姥12月17日送到北京一家三甲醫院進行急救。急救結束后，老人留院觀察。原本家人是不準備找護工的，但醫院不允許家屬陪護，說是疫情防控的需要，并稱醫院有合作的護工可以提供陪護服務。

　　“護工可兇了，嫌我胖，幫我翻身時特別用力，還使勁兒打我。”老人說。肖華趕緊拍下視頻和照片，找院方交涉，院方表示經過調查后會給個說法。12月30日，醫院給了個護工所屬公司的電話號碼，讓她直接和對方聯系。

　　“沒想到護工會這么對待病人！”肖華說，“護工的工作為什么醫院不能承擔，為什么護士不能承擔？”

　　這不僅是肖華心中的疑惑，也是很多人的心聲。

　　據了解，我國護工群體最早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成因復雜，既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醫療護理資源短缺，無法滿足群眾需求的因素，也有父母生病住院，而很多獨生子女無暇照顧的現實困境，還有當時醫療行業改革市場化導向的契機，導致“護工大軍”逐漸形成。

　　隨著護工群體的快速發展壯大，入職門檻低、專業素養差、亂收費，甚至虐待病人等問題相伴而生，備受社會詬病。

　　近日，多位接受記者采訪的患者及家屬、專家學者呼吁，借助醫療改革契機，擴大護士隊伍、配足力量，新設助理護士崗位來承擔病人的生活護理工作，將護工取而代之，以此提升護理的專業化、職業化水平，進一步滿足人們對護理服務的需求。

　　“孩子賺的錢還不夠請護工的”

　　今年30多歲的北京市民林女士在一家事業單位工作。近年來，她有過多次請護工的經歷，不管是自己生孩子住院，還是父母家人生病住院。雖然護工的存在解決了她的大難題，但在她看來，請護工實屬無奈之舉。

　　2017年的時候，林女士的婆婆做心臟微創手術，醫院要求家屬陪護，可考慮到自己和丈夫白天都要上班，還得照顧孩子，實在沒有精力陪護，于是在一款專業App上聘請了一名護工，每天的費用為220元。

　　2021年2月，林女士住院生二胎，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所在醫院規定家屬不能進入病房，但給每個病房配備了一名護工，負責產婦和新生兒的基礎護理工作，每天的護工費為300元。住院7天，林女士醫療費報銷后自付4400多元，護工費支出2100元。

　　因剖宮產失血800毫升，林女士生完孩子后身體非常虛弱。護工24小時在病房，扶她上廁所、為孩子更換紙尿褲、協助喂奶等，工作比較盡心。交談中，林女士得知，醫院配備的護工并非醫院職工，而是一家跟醫院合作的公司派駐的人員。

　　“護士不就是護理人員嗎？這些活為什么護士不干，卻要讓外來的護工干？這不是給患者家庭額外增加經濟負擔嘛。”林女士說，當時一名護工負責一個病房，照顧2至3名產婦及其嬰兒，也就是說，一個病房每天的護工費用支出為600元或900元，“這筆錢完全夠增加一兩名護士了”。

　　采訪中，很多人都有過與林女士相似的經歷，也表達了與林女士一致的看法。

　　“護工費真是一筆不菲的支出，要不是我們姐弟4人分攤，壓力就太大了。”39歲的上海市民張強(化名)如是說。

　　他回憶道，2020年年初，母親患重病住院。一開始，在親屬陪護和護工之間，他和3個姐姐選擇了前者，大家輪流陪護。后來新冠肺炎疫情暴發，醫院加強了病房管理，加上3個姐姐住得遠來回不便，陪護母親的重任就落到了張強一個人身上。

　　對張強來說，照顧母親本是分內之事，但工作、家庭、陪護連軸轉，讓他實在“吃不消”。后來一家人商量，請了一名護工24小時陪護，每天300元護工費，一個月9000元。

　　記者以需要請護工為由，咨詢了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地多家提供護工服務的家政公司得知，一對一的護工費用基本在每天200元至300元之間，一些重病患者的陪護費用更高。

　　2021年夏天，天津市薊州區居民王中華(化名)因心臟病發作到天津一家三甲醫院住院。因心疼兩個兒子工作忙、家庭負擔重，王中華主動提出不要孩子陪護。可兩個兒子擔心母親沒人陪護不方便、出意外，經商量，還是給母親請了一名護工。

　　聽說護工費每天240元，住院10天就要2400元，王中華心疼地直念叨：“太貴了，孩子賺的錢還不夠請護工的。”

　　如果有家人生病住院一個月，按照每天240元計算，僅護工費一個月就要7200元。記者查閱資料發現，天津市2020年度職工平均工資每月為6777元，而在天津市薊州區，很多普通工薪家庭職工的月收入也就三四千元。也就是說，在天津，普通職工僅憑個人工資收入是負擔不起護工費的。

　　“每天200元，7天1400元，加上200多元飯錢，共支出1600多元。”近日，河北保定市民鄭剛(化名)在母親康復出院后，算了一筆賬，母親生病住院7天，醫藥費走醫保報銷后自付2000多元，而護工費支出達1600多元。

　　鄭剛的母親今年89歲，患有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等多種疾病，住院治療是家常便飯，請護工也成為常態化選擇。“沒辦法。醫院跟我說，要么家屬照顧老人，要么請護工，我每天要照料女兒家的起居生活，接送外孫上下學，再說我這歲數，也沒體力、精力去熬夜照顧老母親。”鄭剛說，對于他這種普通家庭而言，護工費支出無疑是一項沉重的負擔。

　　對此，安徽省宿州市埇橋區居民馬朝云(化名)也深有體會。2021年10月中旬，他騎電動車不小心摔傷，腿骨骨折。辦理住院時院方明確表示，病人住院期間需要有人陪護，如果親屬無法陪護，就得請護工，護工費自理。

　　經人介紹，馬朝云加入了一個護工微信群，從中得知護工收費起步價為一天240元，根據病人的年齡、自理能力等情況，還需要增加相應費用，此外還要承擔護工每天的伙食費。

　　最終，馬朝云請了一名護工，每天費用為260元，包括240元護工費和20元伙食費。住院17天，他共計支出護工費用4420元。“我一個月都掙不到4420元。”馬朝云對記者說，沒想到住院還有護工費這么一大筆支出，老百姓常說生不起病、住不起院，別說醫療費了，長時間住院，連護工費都付不起。

　　確實，對于有病人需要長期住院的家庭來說，護工費支出負擔之重，感受尤為深切。

　　2020年下半年，北京市民王淑芬(化名)的父親因為膀胱癌、腦梗入住北京一家三甲醫院，并通過醫院請了一名24小時護工，該護工負責病房兩位病人的生活護理，每位病人每月需要支付護工費6000元。

　　王淑芬的父親在醫院住了10個多月后，于2021年6月不幸去世。其間，除了醫藥費外，她先后支付了6萬多元護工費。“每次付錢時我都在想，為什么要額外請護工？把病人送到醫院以后，護理工作難道不應該由醫院來負責嗎？”王淑芬說。

　　“只要會照顧人就可以上崗”

　　讓王中華尤為不滿的是：“花了那么多錢，護工的服務卻不咋樣。”

　　她告訴記者，一開始，特別是她兒子在場時，護工表現得很有耐心、很勤快，給自己喂飯、換衣服，攙扶自己上廁所，服務挺周到；然而沒過幾天，護工就開始表現出不耐煩，常常是一副愛答不理的樣子，飯也不喂了。在自己反復提出要求后，護工煩了還隨手打她兩下。

　　這并非個例。采訪中，多位患者和家屬向記者吐槽護工的專業素養和職業操守問題。

　　北京市民蘇溪(化名)前段時間在北京某三甲醫院陪護母親時，多次看到護工不經同意便擅自吃病人的食物。有一次，病房里一位老人的子女送來了水果和營養品。等子女一走，護工就打開包裝袋，靠在折疊床上自顧自地吃了起來，完全不避諱病人和旁人。

　　更讓蘇溪難以接受的是，有的護工還虐待病人。蘇溪母親對面的病床上住著一位剛截肢的老人，待麻藥的勁兒過去后，老人感到疼痛并哭喊起來。護工見狀立刻訓斥道：“哭什么哭，誰做完手術不疼呀。再哭，就不管你了。”老人趕忙止住哭聲。此后，老人多次被護工訓斥。

　　種種場景，讓蘇溪堅定了“再苦再累也得自己陪護母親，堅決不找護工”的決心。

　　病人喊了幾次都不理、一有事就嫌麻煩數落病人；給不想吃飯的病人喂飯時，強行撬開病人的嘴巴，用湯勺硬塞進去……在廣東做過多年護工的湖南邵陽人謝女士，非常看不慣一些同行的所作所為，最終選擇了轉行。

　　當然，態度惡劣、行為不良的護工可能只是少數。采訪中，也有多位患者及家屬表示，自己遇到的護工很有責任心，臟活累活搶著干，給了病人很多慰藉，解決了家屬的后顧之憂。

　　與此相比，護工護理能力不足則是一個更具有普遍性的問題。

　　在天津某三甲醫院從事10余年護士工作的宋佳明(化名)告訴記者，很多護工缺乏專業護理知識，比如病人術后翻身是有嚴格要求的，不能隨便翻身，有的護工不懂，病人提出要求就給翻身，這可能會造成傷口破裂，嚴重的還要進行二次手術。

　　“護工經常接觸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相對容易被各種病原微生物感染，是傳染病的高危人群，但他們普遍對醫院感染及其危害性缺乏認識，增加了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宋佳明說。

　　據了解，護工群體之所以護理能力不足、專業素養差，與其入職門檻低、培訓不規范等有很大的關系。

　　記者以求職者身份走進北京、天津的多家家政公司，并撥打網上護工招聘電話了解到，各家對護工的招聘條件都設置得很寬泛，不限學歷、無需相關經驗，年齡最好是四五十歲，吃苦耐勞、手腳麻利即可。

　　“帶上身份證、交300元管理費就行了。簽完合同就分配活，月薪保底3000元，好的話一個月能賺六七千元。”一家政公司負責人對記者如是說。

　　當記者提出自己“沒有經過護理培訓，不知能否勝任這項工作”的擔憂時，該家政公司負責人隨即表示，“不需要培訓，只要會照顧人就可以直接上崗”。

　　記者隨機聯系采訪了10多位護工，其中從未接受過任何護理培訓的有3人，有的人昨天還在工地打工，今天就轉行做護工了。

　　一位護工告訴記者，她所在的家政公司對外介紹最近剛入職的一位同事時，稱其“去年曾在××醫院工作，今年又去過××醫院，護理經驗非常豐富”，但實際上這位同事以前一直在老家帶孩子。

　　據稱接受過培訓的護工，很多培訓也僅僅是走過場。

　　有護工說，上崗前家政公司對其進行了培訓，培訓形式是自己看視頻講座；還有護工說，家政公司發了本有關護理的書讓她看，就算是培訓了。

　　多位業內人士指出，護理工作看似簡單，但在特殊場所服務特殊群體，實際上對專業性的要求很高。就拿鋪床來說，有很多注意事項，比如病房內有病人進餐時要停止鋪床；中單(產褥墊、隔尿墊)盡量不與病人皮膚接觸；麻醉未醒的病人應去枕平臥并使頭偏向一側，枕頭橫立于床頭，防止病人因躁動撞傷頭部等。

　　“如果沒有經過系統專業的學習和培訓，開展護理工作是存在很大風險隱患的。”宋佳明坦言。

　　此外，據公開報道，護工市場還存在退費難、出現糾紛解決難、無序競爭等一系列問題。

　　“太累了，我們真的忙不過來”

　　采訪中，多位患者及家屬提出，希望護士能承擔起病人的生活護理工作，減輕患者住院給家庭帶來的負擔；哪怕一定要額外支付生活護理這筆費用，也希望將這筆錢交給醫院，由醫院的工作人員開展生活護理，這樣更專業也更讓人放心。

　　實際上，按照原衛生部2010年印發的《關于加強醫院臨床護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護士應當按照《護士條例》和《護士守則》的規定，全面履行義務，完成臨床護理工作，包括密切觀察患者的生命體征和病情變化；正確實施治療、用藥和護理措施，并觀察、了解患者的反應；對不能自理的患者提供生活護理和幫助等。

　　在現實中，記者采訪了解到，除傳染病病房等一些特殊病房，病人的生活護理由護士承擔外，其他病房的病人需要生活護理的，都由親屬或護工承擔。有的醫院與第三方機構合作，由第三方機構提供有償的生活護理服務；有的醫院沒有相關合作，家屬得自己找護工，護工來源有護工服務公司、家政公司以及單干的護工。

　　那么，到底為何護士無法承接住院病人的生活護理服務呢？采訪中，記者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護士太少了。

　　“太累了，我們真的忙不過來。”宋佳明直言不諱。

　　2021年11月17日下午見到宋佳明時，值了個夜班的她剛睡醒不久。“一晚上，又忙又累，感覺身體特別疲乏。”宋佳明說，當晚她所在科室的住院病人有近40人，而值班護士只有2位，她值主夜班，為病人測血壓、血糖，輸液、發藥，一輪下來2個多小時就過去了。

　　“當晚新接收了6個病人，都要走接收程序；有的病人剛做了手術，需要定時查看身體情況；有的病人突然心臟感覺不舒服，要趕緊通知醫生……”宋佳明說，忙都忙不過來，根本無暇顧及其他。

　　每個月上10至11個夜班，這樣的工作節奏，宋佳明已持續多年。事實上，她所在的整個科室都是如此——科室有病床53張，每年收治需要動手術的病人上千人，而護士加上護士長才12人。根據國家衛生健康主管部門的要求，床護比(醫院病房床位與病房護士之比)不得少于1：0.4，“這么算來，我們科室護士缺口超過9人”。

　　對此，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同樣從事了10余年護士工作的李靜(化名)也深有感觸。她回憶說，原來自己在ICU當護士，病人多、護士少，她經常是先上一個大班(24個小時)，下班后不能直接回家，要在科室專門騰出的一間宿舍里休息幾個小時，再接著上一個小班(8個小時)，才能下班回家。

　　“這么多年都沒有增加護士數量，相反有不少護士因為工作太繁重而調離臨床一線，甚至離職。”李靜說，后來她也轉崗到了醫院的另一個科室。

　　而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在一些患者及家屬眼中，護士除了輸液、分藥、測量體溫，啥也不干。林女士說，在她住院期間，病房里就很少見到護士的身影，似乎除了輸液、量體溫，其他事情都與其無關。“到底是護士數量不足，還是護士根本就不愿意承擔病人的生活護理工作？”

　　多位受訪專家指出，護士數量不足確實是我國護工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紀90年代，由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群眾生活水平及需求不斷提高，加之獨生子女增多，醫院后勤社會化發展、人力資源短缺等綜合因素，導致了護工的產生并逐漸形成“護工大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健康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秋霖說：“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醫療護理資源落后于服務需求，當時醫療行業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也給了護工發展的空間。”

　　“護工的產生與我國醫療機構的快速發展密切相關，改革開放后，醫院處于急速發展階段，床護比嚴重不足。”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工作的李若男說。

　　據公開數據，近年來，雖然我國注冊護士數量不斷增加，2020年底已達到470多萬人，每千人口擁有注冊護士數近3.4人，但仍然不及歐盟、美國和日本的標準。歐盟制定的每千人口注冊護士數基本標準為8人以上，美國、日本分別為9.8人和11.49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護士占總人口的比重約為5‰。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我國目前尚缺數百萬名護士。

　　在國家衛生健康委干部培訓中心(黨校)副主任(副校長)張光鵬看來，護士隊伍沒有得到充分補充的原因，和我國對醫院的投入與補償機制有關。公立醫院作為公益性事業單位，在財政投入不足的情況下面臨著自收自支的現實尷尬，絕大部分費用支出依靠醫院提供醫療服務自籌。

　　“在醫院管理中，部分傳統的觀念是醫生掙錢、護士不掙錢，再加上護理服務價格一直很低，近年來雖然有所調整，但仍無法彌補護士的人力成本，因此醫院難以投入更多經費招聘更多護士。”張光鵬解釋說。

　　“護理資源不足并不是理由”

　　“護理資源不足并不是護工存在的理由，這是邏輯上的錯誤。”北京某高校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專家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醫院放任第三方提供的護工存在，由患者及家屬買單，相當于醫院轉嫁了自身負擔、護理責任和風險，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想辦法補足護理資源，取消護工。

　　實際上，原衛生部2010年印發的《關于加強醫院臨床護理工作的通知》已明確提出，“逐步解決依賴患者家屬或者家屬自聘護工承擔患者生活護理的問題，減輕患者的家庭負擔”。

　　就補足護理資源、取消護工之路徑，多位專家學者積極建言獻策。

　　李若男介紹，在一些發達國家，對應我國護工的是“護士助手”“助理護士”等，多是由醫院直接聘用，屬于醫院員工，接受醫院直接管理，同時設置較為嚴格的職業準入門檻，形成了較為科學的服務分級制度。

　　“可以考慮探索助理護士教育體系，職業中等專業學校開設護理類(助理護士方向)專業，醫院增設助理護士崗位，并承擔助理護士后期培訓、再教育任務，明確助理護士的職業類別、從業資質、權利義務、工作范疇等。”李若男建議。

　　北京大學護理學院教授李明子認為，隨著醫療改革的深入推進，可以考慮擴大護士的職能范圍，建立護士分級使用制度，由注冊護士負責病人整體護理，新設“助理護士”負責病人生活護理、取代護工，同時拓寬護士職業發展空間，在注冊護士之上增設執業護師等，既滿足病人對護理服務的需要，又使護士提升成就感和自我價值。

　　“我們既不應該讓注冊護士負責喂飯擦身等生活護理，也不應該由護工負責本應該由護士承擔的基礎護理。”李明子解釋說，可以通過護士分層和分級執業來解決這一問題。

　　“當下，除了醫院對護理隊伍重視不夠、在護理人力資源上投入不足之外，監管部門對公立醫院床護比標準的考核仍缺乏硬性指標，沒有對醫院形成剛性約束。”李明子指出。

　　為此，她建議取消護工的同時，要進一步加大政府對醫院投入的落實，建立政策引導機制，對醫院護理工作設立考核指標，發揮指揮棒作用，引導醫院嚴格依照不同的科室特點、工作量、病人病情等，按照不同的床護比配備相應的護士資源，確保護理隊伍穩定。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教授王岳說，當下護工從業人員數量龐大，從建立一套系統的醫療輔助人員制度的角度出發，可以從中遴選出一批優秀人員，推動向助理護士方向發展。同時，將護士進行分級，根據不同服務內容賦予不同級別的護士相應權限，比如高級執業護師可以擁有部分處方權，助理護士則負責生活護理和幫助。

　　在張光鵬看來，取消護工是加強護士隊伍建設的應有之義，也符合我國醫療改革的總體趨勢。根據國家醫改方案，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投入責任，包括基本建設、大型設備購置、學科建設等6項。6項保障都到位了，公立醫院自然就有更多的經費、空間用于護士的聘任和發展，提高包括護士在內的廣大醫務人員的待遇。

　　對此，國家衛生健康主管部門也在積極行動。2020年8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醫療機構護理工作的通知》要求，醫療機構要建立護士人力資源配置和彈性調配制度，保障臨床護理需求；要根據臨床科室特點、患者病情輕重和臨床護理工作量，按照責任制整體護理的工作模式配置數量適宜、結構合理的護士；二級及以上醫院全院病區護士與實際開放床位比不低于0.5：1，重癥監護病房護士與實際開放床位比不低于2.5：1。

　　2021年9月4日，國家衛生健康委體制改革司負責人透露，根據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試點任務，我國將逐步提高人員支出占業務支出的比例，到“十四五”期末力爭達到45%左右，“十五五”期末力爭達到60%左右。“這將對醫院有一個明確的引導甚至約束，將醫院開支向醫務人員傾斜，補足護理人力資源在內的衛生人力資源短板，為護士建立穩定的薪酬體系。”張光鵬分析說。

　　“健康國策2050”學術平臺總編輯梁嘉琳從短期、中短期、長期出發提出三個階段的方案建議：

　　從短期來看，以公共衛生應急體系建設特別是醫院感染控制能力建設為契機，將醫院護工納入院感體系統一管理，實施“從入職到離職”“從入院到出院”“從醫輔到照護”的閉環管理。

　　從中短期來看，對于低床護比醫院的護理力量不足問題，可以逐步從家政公司零散供給“藍領”護工，升級為醫院向專業化的醫療后勤服務公司購買護理服務。借鑒藥品管理法的“雙罰制”，對護工在醫療質量、患者安全等方面的違法違規行為，既追究護工本人責任，又追究醫院后勤外包公司法定代表人、實際控制人責任。

　　從長期來看，可以設置5年至10年人才培養過渡期，將新型護理員的專業要求從家政學，轉為醫學院校、高職院校在專業共建、人才委培模式下的初級醫療護理學。基于新型護理員的供給水平、能力模型，分階段向新型護理員開放醫療輔助人員的職業權限，最終將其融入責任醫師團隊予以管理。(記者 陳 磊 韓丹東 見習記者 張守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