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的路徑探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19年宣布，每年的1月14日為“世界邏輯日”。這是對邏輯學在人類思想活動中特有重要性的充分肯定。反思中國語境下的邏輯學研究，關于中國有無邏輯學的問題早已經得到了眾多學者的肯定回答，并在學界逐步達成共識。那么，中國語境下的邏輯學具有怎樣的話語體系？如何建設中國語境下的邏輯學話語體系？這些都成為邏輯學發展乃至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亟待回應的重要問題。

　　挖掘梳理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文化根基與底色樣貌

　　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具有自己的文化根基，這是中國古代邏輯學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詒讓、梁啟超等思想家開啟了對墨家邏輯的研究，帶動了人們對先秦諸子及其名辯之學的反思性研究。經過幾代學人的不懈努力，對《墨經》邏輯體系及其他名辯思想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和豐碩成果，為當代中國語境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堅實基礎。但由于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博大精深，再現中國古代邏輯學話語體系的完整樣貌并使其得以廣泛傳播仍需不懈努力。

　　其一，就時間線索而言，需要將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歷史考察時間追溯至先秦早期，使存在于各種史料中的邏輯智慧及其言說方式經過深入挖掘和脈絡梳理得以清晰呈現，實現由自在向自為、由碎片向系統展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構，形成先秦邏輯學思想發展線索的完整軌跡，使墨家邏輯為代表的先秦名辯之學的歷史源頭及演進動因得以凸顯，更加充分、完整地重現中國古代邏輯學話語體系的來龍去脈，以及在歷史進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具有本土文化特征與世界邏輯體系相統一的發展走向。

　　其二，從文獻范圍上看，先秦時期的文化典籍內容非常豐富，既包含了以《墨經》為代表的邏輯學說體系，也包括《周易》以及其他名辯學說等經典文獻，同時，還有不應忽視的相關政治、軍事及文化等各種史料中所具有的推理和論證的邏輯應用案例。因此，既要重視對名辯之學的經典文獻研究，也要關注存在于其他史料中那些尚未形成體系的自發性邏輯學話語形態。在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脈絡進行挖掘和整理的過程中，不僅要以儒、墨等學派的文獻為重點研究內容，而且要探求那些藏在非顯學史料中的邏輯思想要素，最大范圍地拓寬對囊括中國古代邏輯思想淵流的文本資料的搜集與研究，使中國古代邏輯學話語體系原貌框架的豐富性得以重現。

　　其三，就研究方法來講，無論是對集中反映中國邏輯史上第一個完整邏輯學體系的文本——《墨經》的研究，還是對中國古代其他名辯學說文獻的解讀，都需要進一步將其置于世界整體的邏輯思想體系中展開深度比較。從縱向比較中，系統梳理、全面呈現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的言說方式。從橫向比較中，深入剖析中國邏輯思想生成與發展的內在動因及其價值指向。通過進行深入比較研究，使人類思維活動中有關推理、論證的具體構成要素以及邏輯規律、規則等共性問題能夠充分體現出來，從而明確邏輯的規范作用具有普遍性。同時，經過比較研究，揭示不同邏輯傳統話語體系的獨特性與系統性，將以墨家邏輯體系為代表的中國古代邏輯學思想全貌展現給世人，推進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回歸世界邏輯學研究視野，實現本土邏輯與世界邏輯之間的價值同構。

　　深入探究漢譯邏輯術語本土化的影響

　　“漢譯邏輯術語本土化”內蘊兩個關鍵詞，一是“漢譯邏輯術語”，即以漢語為載體，或以音譯、意譯、音譯與意譯合璧的方式將外來邏輯術語轉化為漢語的過程。在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史的發展過程中，主要發生了對梵文、英文和日文的邏輯術語的漢譯活動；二是“本土化”，即在漢譯邏輯術語的過程中，以意譯的方法將外來邏輯術語與本土文化的用語進行互釋，形成了與本土文化相契合的常用術語，也創造出了一系列反映本土文化特征的全新邏輯術語。漢譯邏輯術語本土化的過程，既是譯者語言轉換和語言駕馭能力的體現，也反映了譯者對邏輯術語及其功用的理解能力與傳播意圖。在中國邏輯思想史的發展進程中，曾經歷漢譯邏輯術語本土化，為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的豐富與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也折射出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的創新轉化所特有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最早出現漢譯邏輯術語本土化是古印度邏輯術語的傳入。因明是由梵文意譯而來，作為以推理和論證為研究對象的印度古代邏輯學說，它在南北朝時期就隨佛教典籍傳入中國，其具有代表性的古因明文獻均被漢譯，雖然因缺乏注文疏解而使古因明未能產生廣泛影響，但為中國古代邏輯學話語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拓寬了視野，并開辟了接納與融合外域邏輯思想的歷史路徑。隨著唐玄奘西行求法并漢譯、譯講新因明典籍以及其門生注疏，印度古因明和新因明經過漢譯術語本土化而系統傳入中國并得到傳播，由此與中國古代邏輯學形成互動與互補，轉化為中國古代邏輯學話語體系的組成部分，并隨著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研究在近代復蘇而引起學界的持續重視。

　　明末清初，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邏輯思想隨西方傳教士帶入中國，李之藻等人將《亞里士多德辯學概論》譯為《名理探》，以彌補中國傳統文化中演繹方法的不足，從此西方古代邏輯學體系與中國的推論名理思想相遇、對接。李之藻十分重視對“邏輯”一詞譯名的廓清，將西方邏輯學術語賦予了反映中國本土文化特征的含義，許多漢譯邏輯術語都與中國古代邏輯術語相通，力求以辯藝、名理等易于國人理解和接受的譯名來表辭達意。雖然各種原因導致《名理探》在當時沒有產生太大影響，但它作為第一部漢譯西方邏輯學著作進入國人視野，為近代西方邏輯學傳入以及西方邏輯術語本土化引起的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奠定了基礎。

　　20世紀初，嚴復譯介的《穆勒名學》《名學淺說》兩部西方近代邏輯著作，均以“名學”指稱“Logic”一詞，具有與中國古代先秦名辯之學及李之藻漢譯邏輯術語相連之意，便于接受西方邏輯，體現出革故鼎新的科學方法論價值。他還獨創了一系列具有中國話語習慣的邏輯術語的譯名，將兩部原著中包含的亞里士多德演繹邏輯和穆勒建構的經典歸納邏輯等一系列西方邏輯學術語進行了漢譯本土化。這一時期，漢譯邏輯術語本土化表現出空前的活躍和多樣性，僅對“Logic”一詞的漢譯就有多種譯名，例如，王國維將耶方斯的邏輯著作譯為“辨學”，還有學者從日語轉譯而來的“論理學”等。近代開啟的漢譯邏輯術語本土化，表現出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構的自覺意識，服務于以文化革新來實現文化救國的理想追求，反映出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構所承載的時代使命。

　　充分展現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的世界意義

　　中國語境下的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要從傳統文化基因中把握中國邏輯學思想體系的發展進路，同時，也要加強中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邏輯傳統之間的對話式研究，在學術互動中體現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的世界價值。

　　一方面，要重視世界邏輯中國化與中國邏輯世界化的關聯性。如果說中國邏輯史上多次漢譯邏輯術語本土化是世界邏輯中國化的體現，那么，近代墨家邏輯及先秦其他名辯學的復興，則是中國邏輯世界化的主體意識和主動作為的體現。顯然，世界邏輯中國化與中國邏輯世界化具有相輔相成的關系，反映了思想家們在以本土文化的言說方式解讀其他邏輯傳統的過程中，形成了關于邏輯與文化之間關系的問題意識和探究傾向，并有選擇地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邏輯思想帶入本土邏輯學話語體系建構中，打開了國人了解和接納其他邏輯學傳統的眼界，從一定意義上對彌補國人思維方式的不足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也反映了漢譯邏輯術語本土化不是單向度的進行話語轉換，而是在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之間展開互釋互動的產物，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邏輯博大精深的學說體系得以展現并融入世界邏輯學體系中。當代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要以實現中國邏輯世界化為目標，要以可對話、可互動、可共生的言說方式使世界邏輯的學術共同體更好地在人類理性文明進程中發揮作用，使世界邏輯學體系因有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而更加富有魅力。

　　另一方面，要把握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中特殊與普遍的相對性。中國邏輯學思想作為中國文化的產物及組成部分，具有本土文化特征，即具有話語體系的文化形態特殊性，因此，我們研究中國邏輯思想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及其話語體系建設，無疑要重視其與特有的中國文化根基之間的關系，承認中國邏輯學思想體系言說方式的特殊性，是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的前提；同時，從中國古代邏輯思想演進可以看出，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是世界邏輯學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內蘊了人類理智活動需要共同遵循的思維規則與思維方法，具有邏輯的共性特征及共性規范要求，充分體現了人類所共同具有的理性文化特質。當代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即通過提煉中國邏輯體系的標識性話語表達方式，構造能夠與國際邏輯學術共同體深度交往與充分對話的話語載體，以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對中國邏輯思想體系、學術問題的系統了解和深入研究，使中國邏輯體系回歸世界邏輯體系的應有地位，充分發揮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在世界文化互動與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當代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不僅要充分體現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也要從根本上反映沒有疆界限制的、為人類所共有的邏輯學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特征，不要以特殊性取代普遍性，也不要以普遍性遮蔽特殊性，要立足于本土語境下邏輯體系的特殊性，去體現世界邏輯體系的普遍性，不能顧此失彼。

　　當代中國語境下的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旨在系統構建中國邏輯思想體系的言說方式，使中國邏輯思想體系更好融入世界邏輯的學術視野中，掌握邏輯學話語研究的主動權，發揮中國邏輯思想作為本土文化建設和世界文化建設的理論資源的重要作用，使世界邏輯學話語體系因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而充滿活力，也使中國邏輯學話語體系建設展現人類理性文化共有的世界意義。

　　（作者：寧莉娜，系上海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邏輯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