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開幕前，“取消公務員35歲年齡限制”的建議，沖上了熱搜。

　　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大學研究員蔣勝男連續兩年在全國兩會上提出這一建議。“35歲的隱形年齡歧視，在職場其實一直存在。”蔣勝男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表示。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堅決防止和糾正性別、年齡等就業歧視，著力解決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突出問題。”蔣勝男認為，糾正性別年齡歧視應首先從政府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入手，對民營企業采取引導政策和措施。政府部門的招考要作出表率，逐步放開公務員考試35周歲限制。

　　“因為年齡限制無法進入職場，是人才的巨大浪費”

　　蔣勝男說，自己的讀者中，有很大一部分處于35歲左右的年齡段，在跟他們交流的過程中，她了解到這個群體面臨的困境。近幾年，一些企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經營狀況不善，部分員工需要再就業，35歲門檻帶來的困境更加明顯。“這些人并不是因為知識水平跟不上才失去工作的。不少人經驗、水平都不錯，但找工作還是被35歲這道坎兒難住了。”

　　在蔣勝男看來，一個人到35歲時，經歷了數年職場磨練，業務和待人都趨于成熟，正是年富力強、大展宏圖之時。如果因為年齡限制無法回到職場，那真的太可惜了。

　　現在的年輕人，從學校畢業時大多二十出頭，工作兩三年后穩定下來，結婚生子。很快面臨父母退休、上有老下有小的階段。她認為，如果因為年齡限制，就把這群人排除在職場之外，不僅是對人才的巨大浪費，也會讓很多人擔心自己到了一定年齡被淘汰，繼而影響結婚率、生育率、職場投入度、職業規劃等，這會成為很大的社會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華南師范大學教授林勇也帶來了關于放開公務員考試35周歲限制的建議。

　　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35周歲限制”成了許多單位招聘人才時設置的門檻，這不適應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需要。

　　林勇介紹說，1994年6月，《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定》發布，報考國家公務員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是“年齡為35歲以下”。2019年，中組部修訂《公務員錄用規定》，明確報考公務員的年齡要求為“18周歲以上、35周歲以下”。此后，這一標準被一些事業單位及企業在招聘時采用。

　　林勇指出，目前90后、00后已成為婚育主體，受多重因素影響，婚育推遲現象十分突出。這意味著，如果女性在25歲以后生育一孩，那么其在生育二孩、三孩后，或將超過30歲甚至35歲。此時，女性如果想要重返職場，就會被“35周歲限制”拒之門外。

　　“放開‘35周歲限制’，有利于女性兼顧適齡生育與職業發展，是調整生育政策、促進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紅利的重要配套舉措。”林勇說。

　　林勇在建議中還提出了解決辦法。“機關單位應發揮帶頭示范作用，探索放開公務員考試‘35周歲限制’。”林勇建議，將《公務員錄用規定》第四章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報考公務員需滿足“年齡為十八周歲以上，三十五周歲以下”的條件，修改為“年齡為十八周歲以上”。

　　他認為，在需要緊缺人才、高端人才、專業性較強的崗位和經濟落后地區，可以探索先行試點，放開招考年齡限制。然后，再探索全面放開年齡限制，根據人社部“十四五”規劃提出的“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穩妥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逐步提高領取基本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統籌考慮實施延遲退休與全面放開公務員報考年齡限制，“有必要將兩者同步推進”。

　　一刀切延長生育假會加劇女性就業歧視

　　近年來，針對產假的政策調整屢屢引發熱議。總體看來，延長女性產假是大勢所趨。特別是2021年8月“三孩”政策實施以來，各地與婚育相關的假期普遍延長。

　　目前，全國各地規定的女性產假加上生育假的范圍大概是128-190天，多數省市是158天；男性陪產假一般是7-30天，多數省份是15天。

　　蔣勝男在今年全國兩會上還提交了《關于改善產假、陪產假及育兒假規定的建議》。她認為，育兒是夫妻雙方的責任，目前的產假實質上默認照顧新生兒的大部分責任由母親承擔，為了給男性更多的時間照顧產婦和新生兒，建議將男性的帶薪陪產假增加到30-42天，女性的產褥期是42天，正是非常需要丈夫照顧的時期。

　　“要改善一系列與生育有關的假期，因為簡單地、一刀切地延長生育假會引起針對育齡女性的就業歧視。”蔣勝男解釋說，目前產假和陪產假的規定主要側重于增加女性的假期，這加劇了生育對女性就業的不利影響，使得職業女性的生育意愿進一步降低。一旦企業對“女性生三孩”有預期，就可能減少或者不錄取女性員工，以免未來女性員工連續生育休假，企業要承擔缺崗和業務中斷的成本。這對女性的職業發展和生存環境都是非常不利的。她認為，生育假的長度要注意尺度，不能讓女性在生存和生育之間作出選擇。

　　全國政協委員、湖北首義律師事務所主任謝文敏持相同觀點。他認為，生育假的延長首先動的是企業的“奶酪”，用人單位不得不考慮人力成本。大型企業或許還可以攤薄、自行消化成本，而中小企業這方面能力明顯偏弱。中小企業是我國企業的大多數，女性員工產假產生的人力成本，對這些企業來說不是小問題。

　　蔣勝男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生育假的建議：綜合考慮社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不同企事業單位的工作性質及實力差異、職業女性個體對生育的不同訴求，將產假分為強制性產假和彈性產假兩部分。除保證國家規定的法定產假外，企事業單位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彈性產假政策。比如在法定產假的基礎上增加多少天，產假期間工資是否照發等。這樣一來，企事業單位可以將產假作為一項福利，量力而為；員工也可以在擇業時，對生育假期有所預期。

　　還有一種辦法是，男女同休產假，增加男性的帶薪陪產假，給男性更多時間照顧產婦和新生兒，有利于提高男性對育兒活動的參與度。

　　謝文敏認為，沒必要一刀切地規定男女休同等時間的產假。考慮到現實可行性，不妨循序漸進，或者給予家庭選擇的彈性。

　　林勇則提出，對于多孩母親給予生育稅收優惠及社保補貼，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參照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應屆畢業生初次就業等稅收優惠及社保補貼政策，出臺促進多孩母親就業相關優惠政策，鼓勵中小微企業吸納多孩母親就業。（王亦君 焦敏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