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電（記者張鵬禹）詩佛王維為何從儒學轉向佛學，在入世出世之間，他如何應對內心的困厄？從一介布衣到朝堂重臣，韓愈如何從邊緣走向中心，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白居易的人生是否如他所說的“知足保和”那樣淡然超群？近日，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張煒的隨筆集《唐代五詩人》對這些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該書凝結了張煒20多年來研習古詩的結晶，擇取王維、韓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隱5位唐代重要詩人，從歷史、哲學、詩學、美學、文學史和寫作的角度，深入他們的精神與藝術世界，讓每一位詩人在文本中復活。

　　在張煒看來，人性決定詩性。詩人的道德感、價值觀、身份和立場，構成了他們的創(chuàng)作基礎。如論及韓愈時，張煒指出，“韓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辯，使他在對待一切事物，無論是情與景、人與事，都一概全力以赴，興致勃發(fā)。他在闡述事物的過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種決戰(zhàn)的姿態(tài)。”“為了完成這種超常的表達，他必要尋找抵達極境的一些詞語，于是也就有了新奇的造句方式，無論是比喻還是描述，都要濃烈深切，絕不會淺淺劃過。”論及李商隱的無題詩時，則認為“這些辭章由于別具一格的果斷、痛哀、敏捷和銳利，從而免除了同類詩章的感傷與呻吟。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呻吟之聲，在李商隱這里殊為少見。”

　　從《讀〈詩經〉》《〈楚辭〉筆記》《陶淵明的遺產》《也說李白與杜甫》《斑斕志》，到《唐代五詩人》，張煒完成了個人的古典詩學體系。正如論者所言，真正的詩學應是一種生命的對接，而不單是字面的詮釋。張煒重視挖掘個體生命的復雜品質，讓每個論題得以直取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