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概念是經由儒家學說打磨形塑的文化符號，尤其在《論語》中，孔子勞神苦思、不厭其詳；首尾呼應，敷陳其義。可以說，“君子”概念高度濃縮了儒家學說的價值旨趣，深刻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可以說，中國文化的延續，是君子人格的延續；中國文化的剛健，是君子人格的剛健；中國文化的更新，是君子文化的更新。

　　核心要義：為人求本

　　“君子”概念在中國早期文明中業已廣泛流傳。《尚書》《周易》《詩經》都出現過“君子”的概念，唯有經過孔子的精細闡發，一個克己奉公、彬彬有禮、敏銳智慧、自強不息的君子形象開始大放異彩——完成了從社會身份向文化符號的華麗變身。

　　（一）人性本善。人性問題是橫亙于人類面前的一道千古難題。在天下紛爭的年代，是非無定、進退失據、秩序崩潰、禍亂連綿。嚴酷的社會現實，激發孔子深切的生命關懷，他由“人之所缺”想到“人之所需”，執著于“為人求本”。善為至寶，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孔子“以身觀身”、“以家觀家”，從“人性本善”出發，充分肯定了人性中蘊藏的“道德力量”。孔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君子務本，就是確立“人性本善”的原則——遵循“善”的原則即為君子，違背“善”的原則便是小人。在充分尊重人的自然屬性基礎上，孔子通過“人性本善”的經驗陳述，奠定了“君子人格”的人文情懷，開通了中華民族人性理解的文化之旅。

　　（二）行事在仁。“仁”是“君子人格”的核心理念，意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體貼和關愛。“仁，親也。從人從二。”“仁”是孔子給出的“君子”行事的基本原理。“仁”的概念在《論語》中出現了109次。孔子通過“仁”的闡釋，娓娓道出他對人性的深刻認知。事理在人與人關系中生成，在人與人關系中發展。如果人與人在互動中能夠互示其誠、互盡其仁，則天下可治。孔子說“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的道理盡在其中。在孔子看來，“仁”是“君子人格”的根本依存。他強調“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因此，林語堂認為只要從“仁”行事，就是“君子之道”。孔子以“仁者”情懷，借助對話的方式一步一步驅散了光怪陸離的復雜要素，澄清了社會混亂的真正原因，尋到了“君子人格”的基本原理。此后，孟子的“仁義”、朱熹的“仁生”、康有為的“仁本”、譚嗣同的“仁通”，都是圍繞孔子的“仁愛”推展開來的。

　　（三）為政以德。在道德意義的層面，“仁愛”是人性中最為關鍵的要素。在赤裸裸的暴力社會，由于“仁愛”充滿著“平等”的意蘊而被普遍接受——仁愛面前，人人平等。如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大學》說，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皆以修身為本。譚嗣同說“仁者，平等也，無差別相也”。孔子以“仁愛”為基本道德品性，打通了政治與倫理的隔閡。無論高低貴賤，都要接受人性的檢驗；不論何許人也，都要擔負道德的責任。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養成路徑：知行合一

　　中國傳統社會是圣賢治理國家，孔子將“君子”視為踐行“仁愛”思想的重要載體。孔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孔子以“人性本善”為道德起點，勾畫了君子養成的“知行合一”的實踐路徑，即以“仁”和“義”為道德基石，以“民本”和“民意”表達為根本志向，以“智”和“勇”為行為表征，以“和而不流”和“和而不同”為獨立品格，最終成長為“立世為人”的真正君子。荀子在建構禮法體系時曾經說過：“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在荀子看來，品行高尚的君子是禮法社會的重要基礎。

　　（一）道德基石。孔子講“仁”，孟子重“義”。“仁”重溫和，“義”顯剛毅。孟子認為君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剛柔并濟，合成道德。“仁”和“義”是君子的道德基礎，即經由君子的道德活動而成就自身和成就社會——通過道德的挺立，凸顯君子的道德價值與生命意義。君子之道就是“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誠如文天祥所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

　　（二）行為表征。君子行為的特點在于認知上要達到“智”，意志上要達到“勇”。“智”和“勇”就是現代心理學上講的認知和意志——事實判斷和行為表現。其中，行為表現是認知過程的最高階段，是依據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進行的行為選擇。在行為選擇前，孔子說君子有九思，即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然后“形于中而發于外”。“勇”是君子行為特征的集中體現。

　　（三）君子標準。孔子通過君子和小人的人性比較給出了君子的特殊標記。他提出“君子懷德”，“君子成人之美”，“君子比而不周”，“君子坦蕩蕩”，“君子求諸己”，“君子中庸”，“君子有禮”，“君子言行中肯”，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而背離這些道德原則的人，自然而然成為君子的反面典型。即是說，君子小人本無常態，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

　　（四）君子品格。儒家學說常常用“獨”字來表達君子的獨立人格，強調君子為人要“和而不流”“和而不同”。“君子慎獨”“為仁由己”，一以貫之。如《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意思是說，品德低下的人在私下里放縱自己，無惡不作，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一人獨處，亦應謹慎待己。《荀子》說：“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顯然，“慎獨”既標識一個人的內在性，又標識一個人的開放性。在兩極互動中，乃能成就真正的自我，達于個體人格的完成與實現。《禮記》中魯哀公問孔子儒者的行事風格，孔子答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

　　社會價值：君子如典

　　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孔子以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從傳統文化中集成了合理的人文價值，為“君子人格”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一）“君子人格”已經內化為中華民族的“自然歸趨”。按照孔子的思想，作為個體的“我”只能生活在群體的“我們”之中。人的彼此相互依賴構成了“我們”群體的“共生性”。用梁漱溟的話說，“仁”就是“互以為重”。在孔子看來，人類生活經驗中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在人們的“共生性”關系中修身、尊長、敬人、友善、知學、合群，培養以人為本的觀念，然后在為他人和社會的努力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伴隨君子文化的日常化傳播，“君子人格”不僅受到歷代思想家、文人士大夫認同，而且受到社會各階層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廣泛認同，化于民俗、入于人心，相互模仿、相觀而善。如此，君子文化逐漸內化為人們心理上的“自然歸趨”。

　　（二）“君子理想”已經沉淀為中華民族的“心理導圖”。君子之道，重在修身。關于君子成長的具體路徑，孔子的設計在《大學》中有扼要表達——“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誠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君子文化的實踐化，讓君子人格成為中華民族最閃亮的人生坐標。

　　（三）“君子人物”已經聚合為中華民族的“群體力量”。在中華民族，孔子影響，巍巍如山。錢念孫將君子人格歸納為三大特質，即“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重點的擔當精神和家國情懷，以仁義共濟、立己達人為重點的互助理念和社會關愛思想，以正心篤志、崇德弘毅為重點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錢念孫：《君子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光明日報》2014年6月13日）每當社會狀況有所觸及，君子精神即可應聲喚起。誠如梁啟超所說：“故孔子之道雖當亂世而不衰，數千年之社會賴以維持，所謂乾坤不息也。”

　　近代以來，在中國歷史發生重大轉變的關鍵時刻，君子文化再次彰顯了“剛健有為”的文化氣質。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君子文化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家國情懷和民族擔當中大放光彩。當民族和國家呼喚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起而行之，將君子文化的精神內核與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融合成一種價值共識——從君子文化的精神內核中確證了中國革命道路的價值，從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中確認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完美實現了君子文化的“創造性轉換”，在固本創新中，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開辟了廣闊的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