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余的時間是人們進行休閑活動的基本前提。就如現(xiàn)代社會中有很多法定節(jié)假日一樣，古代也有類似完善的休假制度。古代的官方休假時間可分為三類：一是各種節(jié)日，如一些傳統(tǒng)的宗教、祭祀和民俗類節(jié)日；二是假日，即法定休息日；三是臨時性假日。但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放休假制度，主要針對的是官僚階層，且并沒有被嚴格執(zhí)行，對于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及商人來說，其作息并無定例，有些勞動者終年勞作，長年無休。

　　節(jié)慶假日

　　古代的重要日子，如元日、元宵節(jié)、端午節(jié)、清明節(jié)、夏至、伏日、中秋節(jié)、臘日、冬至等，都要放假休息。如元宵節(jié)起源于西漢文帝時期，漢代放一天假，唐代放三天假，宋代放五天假，到了明代放十天假。民間認為伏日有鬼出行，不便外出，“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所以只能放假休息。冬至是陰陽二氣轉(zhuǎn)換的時節(jié)，要以靜養(yǎng)為主，“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也要放假休息。

　　法定假日

　　官員的法定作息制度稱為“休沐”，這一制度起源于西漢：“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沐，最早的意思是洗頭發(fā)，后來泛指洗浴、洗滌，這里指代的是休息。唐代把五日休沐改為十日休沐，也就是旬休，“九日馳驅(qū)一日閑”，工作九天休息一天。上、中、下旬各休息一天，這三天分別叫作上浣、中浣、下浣。為何唐代較之漢代假日有所減少？因為漢代官員一般住在官署內(nèi)，而不是住在家里，辦公時間就比較充裕，所以可以五日回家休沐一次。唐代之后，官員一般就住在家里，來回上班，效率降低，休息時間也隨之減少。明清時期官方假日在旬休基礎上又進一步減少，一方面是因為政務增加，另一方面也是皇帝加強集權(quán)的一種體現(xiàn)。

　　有些官員會在假日中勞作，如東漢時的尚子平，“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大概是做官收入不高，就在休息日上山砍柴，以貼補家用。也有人在這天加班，以處理未完成的公務。漢成帝時，有位任“賊曹掾”，也就是掌管查捕盜賊之事的官員張扶，就在休息日加班，“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可謂勤政的典范。但也有人在休息日游戲玩樂，瀟灑度日。

　　臨時假日

　　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皇帝誕辰，也會放假幾天，以示慶賀。唐玄宗把自己的生日定為“千秋節(jié)”，放假三天。此后的帝王多沿襲這種做法，在生日時給官民放假。唐代尊奉老子，把老子誕辰稱為“降圣節(jié)”，放假一天。還有一些忌日，也是上下“廢務”，不上班。家庭成員中，近親的婚喪，官方規(guī)定可以回家休假。如父母去世，必須丁憂去職，服喪三年，如果是軍職，則為一百天；離開父母三千里之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定省假(不包括路上的時間)，父母在五百里之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定省假；兒子行冠禮(即成年禮)，有三天假期；兒女婚禮，有九天假期；受業(yè)老師去世，有三天假期，等等。這些臨時性的假期，有些是許多朝代一貫的制度，有的只是某個時期的規(guī)定，這些假期多涉及政治管理、家庭關系以及個人交往等因素，算是古代官員們的特別福利。

　　星期制的引入

　　隨著近代中西之間的交流，中國人注意到了西方的星期制。許多人對此表示贊同，認為一則可以勞逸結(jié)合，利于養(yǎng)生；一則可“中西一律”，符合世界通例。但也有抵制者，他們認為中國人遵從西俗，有違傳統(tǒng)，且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而且星期制有宗教的根源，更是讓人無法接受。如張之洞就曾規(guī)定兩湖書院的學生，只能按原來的慣例休息，不能采用星期制。

　　1902年，清政府開始全面推行星期制，之后星期制逐漸成為中國人新的作息制度。在城市中，星期天成為人們最重要的休閑時間，多種娛樂項目也多在星期天進行。星期制的引入，更為重要的意義是改變了中國人，尤其是勞動階層的生活觀念。中國是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國家，在古代社會中，由于技術和工具落后，農(nóng)業(yè)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人力，由此也逐漸形成了多勞動少休息的作息方式，勤勞一直被視為中國人的傳統(tǒng)美德。純粹的娛樂消遣，一直被中國人看作是不務正業(yè)。現(xiàn)代作息觀念讓普通人意識到張弛有度、勞逸結(jié)合的重要性，通過休息娛樂來恢復體力和精力，從而讓工作更有效率。如梁啟超所說，中國人雖然投入了很多時間去工作，但效率反而不如善于休息的西方人，梁啟超把星期制及作息安排，看作是影響中西文化強弱的關鍵因素，雖有夸大之嫌，但也不無道理。

　　(作者：王宏超，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