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作者：王升遠（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

　　2010—2011年，我曾在東京大學訪學，某日去逛舊書店，當我踱到“其他文學”那一架時，書架上寥寥的幾本中國當代文學日譯本，讓人陡生寂寥之感。

　　如今，從劉慈欣的《三體》在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引發的閱讀狂潮，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以相對開放的心態，尋找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接口”，尋找中國與世界共有、共享和共振的部分，正是中國文學“世界性”的基礎。

　　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與接受研究近年來蔚為潮流。若將“中國文化走出去”這一議題在觀念上視作一個載物過橋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三種不同的實踐形態：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帶著主體性自覺將思考重心置于“中國文學”一端，強調的是“輸出什么”，那么“海外”就會被視作異文化語境下遙望的彼岸；當我們作為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研究者參與討論時，則是以立足“橋上”的姿態討論譯介、交流、傳播諸問題；而在思考中國文學之海外境遇時，我們則須立足于譯入國的政治、社會、文化和思想語境，去觀察和思考中國文學在何種程度上“進入”了異域，是油水不融抑或水乳交融？還是落地生根、野蠻生長進而成為彼邦的文化和思想資源？

　　三代日本中國文學學者群像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中國文學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提供了一個理解、研究譯入國文學與思想狀況的異域視角，這便是外國語言文學研究者的優勢所在和用武之地。

　　孫若圣的新著《邊緣的微光：中國新時期文學在日本的譯介與闡釋》（復旦大學出版社，以下簡稱《微光》），就是從彼岸的視角，來觀察中國新時期文學怎樣被日本學者用作審視其自身的鏡子。

　　“對古典中國的尊敬和對現實中國的輕蔑，是明治以來日本人中培植起來的一種中國觀”。中國古典文學曾經是，甚至至今依然是日本人教養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所謂對“現實中國的輕蔑”這一存在于近代以降日本思想史深處的基本價值取向折射到文學領域，便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輕視與漠視。

　　在20世紀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譯介和接受史上，竹內好（1908—1977）是繞不過的巨大存在。他將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文學作為域外思想資源導入戰后日本的思想語境中，予以重構和激活，使“中國”“中國文學”成為檢視日本近代化歷程及其亞洲主義觀念的鏡鑒，也為戰后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確立了一個具有籠罩性影響的精神源頭。如果說，竹內在學術與思想層面對應著一個“革命中國”，那么，如何描繪出“后竹內好（革命中國）時代”日本中國文學研究的精神譜系，則是《微光》的題中應有之義。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東京都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科可謂群星璀璨，會聚了竹內好、竹內實、松枝茂夫等重要學者，前后十年間他們培育了松井博光、岸陽子等一批優秀學人，而這一代開枝散葉后又在八九十年代帶出了山口守、千野拓政、飯塚容等當下學界的中流砥柱，三代學者共同構成了日本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之核心力量。

　　《微光》在考察竹內弟子群像的同時，著力闡述了其第一個碩士生，也是始終伴其左右的衣缽傳人松井博光。松井在80年代處理中國新時期文學諸課題時，確認了新時期文學經過十余年的發展已具備了世界文學的“同時代性”，同時，通過闡釋中國作家的歷史使命由“抵抗”向“苦斗”的轉變，在“革命時代”與“后革命時代”的“同時代性”之間建立起了歷史聯結。

　　松井博光一方面援引竹內，通過強調中國文學自主產生的“同時代性”，來批判日本學界將中國當代文學比附為政治附庸的固化認識。同時，他也深知，竹內將新中國文學發展趨勢描述為“后革命時代”，已經喪失了理論活力。因此，他更為強調“文革”后中國知識人的責任意識和主體性精神的復活，進而確認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同時代性”。

　　以健全的學術心態看待異域聲音

　　在《微光》的第五至第九章中，我們看到的正是在國內的批評話語中已被經典化或蓋棺定論的流派、作家、作品，在日本學界的另一種理解與闡釋。

　　如在國內文壇被視為“同時代性”之代表的尋根思潮，據《微光》考證，多數日本學者都忽視或否認“尋根”的存在。井口晃就曾尖銳地指出，表面上看，中國的尋根文學確實與拉美文學一樣描述著荒涼的原初世界以及對那一世界的信仰，但后者的基底中一直保持著向外部世界開放的姿態，相關作品中并不見自以為是的民族意識以及矮小的自我權威化，因此，其能夠作為“世界文學”，引發廣泛的共鳴。而以之為藍本的尋根文學卻止步于“返祖”，以制造荒涼與粗糙為能事，得其形而不得其神，終而淪落為無根的小把戲。而頗值得關注的是，在八九十年代，“尋根”卻又被作為一種可借以接近共和國內部思想結構的隱秘路徑，而被一些日本學者予以發現和闡釋。

　　該書指出，在這一理解框架中，“尋根脫離了其在中國語境中闡釋的多義性……在日本，工具性幾乎是尋根的唯一屬性。忽視尋根的多義性而僅僅談論其工具性是危險的，一元化的闡釋一方面輕易消解了青年作家文學創作的沖動與努力，雖然有時這種沖動缺乏節制，這種努力又過于貼近西方的各種潮流。另一方面，一元化的闡釋實則大大強化了文學與時局聯動的研究范式”。

　　必須承認，在載物過橋后，來自本土的所謂“地方性”等于“世界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一樂觀判斷與國外學界的實際評論之間出現了奇妙的錯位與乖離。觀念上的正誤自然是見仁見智，可是在中外學界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問題意識日漸趨同（陳平原語）的當下，我們應以學者的健全心態看待來自異域的“不同的聲音”。

　　這里還有一個值得強調的細節——日本學者們在評論中國的尋根思潮時，甚至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亞歷克斯·哈利的《根》作為參照系提示了出來。井口晃將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與國內的尋根思潮進行了對比，認為中國的尋根重于術而疏于道。這一評論中的類比姿態在提示我們，橋梁的彼岸并非一個靜止的異域，也并非中國文學輸出的單一端口，中國也僅是日本接受他國思想文化的端口之一，在這個端口接收到的信息勢必要與從其他端口接收到的信息發生交錯和綜合，亦須在日本文學史自有的累積和脈絡中，接受包括知識階層在內的日本民眾的審視和品評。

　　人的文學，走向世界的“接口”

　　民族的并非注定是通向世界的，但世界注定要通往更廣闊的天地。山口守在回憶他的中國作家朋友史鐵生時說：他生活的空間如此逼仄，但其想象力卻極為宏大，那是跟宇宙一樣大的想象空間。在日本，史鐵生是擁有最多譯者和譯文的中國作家。還有更多的日本學者雖未參與譯介，但對其文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批評。史鐵生在日本的境遇敦促我們反思“同時代性”之意義與可能。他雖然沒有成為過社會矚目的焦點，但其文學中所蘊含的深厚情感，感染了一代代的中國讀者，也收獲了日本學者和讀者的尊重。

　　史鐵生的作品無論抽象還是具象，不論現實抑或虛幻，其舞臺都是中國這片土地。然而，他的個人敘事早已超越了現實中國社會的框架，觸及人類永恒的情感、命運與困境。

　　山口大學史學教授池田勇太從元史學的角度對史鐵生做出了解讀：鐵生認為如果從每個個體的“心境”出發進行探討，那我們的生命歷程絕非是可被歷史書所回收之物（參見第七章），他的文學中雖不見面對現實的宏大敘事，卻有對普通人的溫情脈脈；雖機鋒欠缺，卻有傲骨存焉。從某種意義上說，史鐵生乃日本學者、譯者心中有關中國文學的最大公約數，恐怕亦非過言。

　　意味深長的是，那些帶著比較意識審視中國文學的日本學者們，一旦論及史鐵生，就會經常談及自己的母親。日本第一大報《朝日新聞》的編委白石明彥就曾說：未曾想過，在當今中國，有能寫出如此蘊含著情感的散文作家，那祈禱般注視著兒子背影的母親之眼神，令人感到心痛。母親、母愛雖不可能成為討論中日“同時代性”的輻輳焦點，但卻是超越時代的永恒母題。

　　《微光》提示我們重思中國文學之“世界性”的雙重指向與可能：在新的觀念與技法層面，中國文學或許不得不長期扮演追趕者的角色；而在超越國界、超越時代的永恒母題上，在“人”的宿命與通向未來的意義上，又可以心同此心、不落人后，史鐵生、劉慈欣等在日本受到的追捧皆可作如是觀。越是“人”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以“人”之名，或許才能獲得讓“世界”傾聽的語言，才能找到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