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曙光（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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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磚國家的推動下，人類文明中的非西方元素在增加，西方文明的權重在減弱。整個非西方世界對西方文明的盲從畏懼時期已經結束，自立反駁時期已經開啟。它們在伸張自己文化價值的同時，拒絕西方價值觀的霸凌。

　　●世界大舞臺迎來了不同民族、種族、宗教、語言、膚色的新成員，基于西方利益的游戲規則已經不合時宜，人類文明迫切需要進行革命性改造、顛覆性重構，建構一種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游戲新規則和基于全球普遍共識的人類新文明。

　　●人類文明的重構，其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類性，超越非正義走向正義。中國貢獻于世界的文明方案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標識的新文明，這是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鮮明旗幟。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中指出，“謀劃和推進黨和國家各項工作，必須深入分析國際國內大勢，科學把握我們面臨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特征更加明顯。”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文明迎來了歷史性重構的契機。西方主導建構的人類文明，已經由世界歷史的推動力淪為全球化轉型升級、國際合作共贏的文化阻滯力，淪為遲滯世界大變局的極端保守因素。

　　世界大變局是世界體系的結構性調整

　　世界大變局是一個涉及諸多領域的整體性動向，是世界體系的結構性調整。就其表面來說，世界大變局表現為世界經濟中心由西方向東方轉移，迎來“東升西降”的重要拐點；全球治理由西方治理向共同治理轉變；新一輪科技革命爆發，產業革命深入推進。

　　就其本質維度來說，世界大變局標志著西方中心論正在走向破產。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逐步確立了在全球的統治地位，主導了全球性議題的解釋權、話語權，人類文明不過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世界格局調整的主要牽動因素。中國的和平崛起絕不僅僅意味著其經濟的成功，在更深層次上代表了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崛起。

　　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優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優勢、五千多年歷史積淀的文明優勢充分釋放，中國的成功，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是正確的，證明“歷史終結論”“文明優越論”“普世價值論”是錯誤的。

　　世界大變局根源于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

　　“東升西降”是21世紀不可遏止的大趨勢。隨著國際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全球整個上層建筑和國際體系也將或快或慢地發生變化，這是世界歷史演化的基本規律。全球經濟秩序、治理體系、安全秩序、文明格局的變革，科技制高點的爭奪，歸根結底是力量的博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然而，既有的全球治理格局不能順應這種變化。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已是大勢所趨。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領頭羊，金磚國家已經成為推動國際秩序變革的中堅力量。在金磚國家的推動下，人類文明中的非西方元素在增加，西方文明的權重在減弱，“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新興市場國家“物質的成功帶來了對文化的伸張；硬權力衍生出軟權力”。整個非西方世界對西方文明的盲從畏懼時期已經結束，自立反駁時期已經開啟。它們在伸張自己文化價值的同時，拒絕西方價值觀的霸凌。

　　“東升西降”表現在“中升美降”，中國是增量，美國是存量，中美相交是左右變局的主要變量。

　　從表層來看，中美戰略博弈表現為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國家實力之爭，如貿易赤字之爭、科技主導地位之爭，未來還可能延伸到其他領域。

　　從深層來看，中美戰略博弈表現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種制度之爭。美國眾議院前議長金里奇早已斷言，中美之間“是一場有關文明的較量”。數十年來，美國的假設是，隨著進一步開放，中國將不可避免地走上西方道路，但40多年來中國的發展超出了西方“政治雷達”的探測范圍，中國沒有如韓國、日本那樣，走上西方期待的道路。

　　從終極來看，中美戰略博弈表現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霸權兩種國際秩序觀之爭。人類世界終將走向多極化，國際關系終將實現民主化，大國唯有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一條路。然而，美國選擇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謀求霸權永續和單極世界。基辛格承認，美國“害怕不斷壯大的中國將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奧巴馬在任時公開宣示，“我無法接受美國成為世界第二”“美國還要繼續領導世界一百年”。作為霸權型國家，美國無法接受一個實力不斷靠近甚至有望反超的社會主義中國。

　　世界大變局呼喚人類文明的重建

　　今天，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交往日益普遍，一個更加活躍的全球社會初現端倪。世界大舞臺迎來了不同民族、種族、宗教、語言、膚色的新成員，基于西方利益的游戲規則已經不合時宜，人類文明迫切需要進行革命性改造、顛覆性重構，建構一種基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游戲新規則和基于全球普遍共識的人類新文明。

　　這種人類新文明，美國學者商戈令稱之為“全球文明新理念”。他認為，如果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避免，那么，五大洲的成員共聚一堂，“避免文化沖突和危機的唯一前提，就是確立一種與全球化進程相適應的全球文明新理念”。也許今天我們尚且無法確定這種新理念的全部內容，但可以斷定，它只能是人類性的，遵循共同性、共識性原則。各民族的文明之間存在著一個廣闊的中間地帶或交叉地帶，這是人類新文明可能出場的地帶。盡管不同文明之間存在著緊張、不和諧的音符，但超越這種不和諧、建立普遍認可的國際交往理性和文明規則，一直是不可低估的大趨勢。

　　全球化蘊涵著跨越文明隔膜的解構潛力，新興市場國家積蓄了巨大的建構動能，各國人民攜帶著本民族的文明基因聚合到世界大舞臺，在世界地圖上重新繪制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和文明觀念，在國際交往中重新建構普遍接受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規則，人類文明有望擺脫單一的西方性，迎來以全球共識為基礎的文明新形態。

　　人類文明的重構，其根本旨向在于超越西方性走向人類性，超越非正義走向正義。傳統全球化時代，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規則都是由西方大國主持制定、頒布和實施的，人類文明是西方主導建構的，本質上是西方地域性文明的世界化。但正如全球經驗事實所呈現出來的，“西方文明的福祉剛好包藏了它的禍根”，它的民族主義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閉鎖與孤獨，它的“叢林法則”拉大了南北的發展距離，它的現代化策略未能開啟后發國家的現代化前景，它的排他性安全哲學給世界埋下了不安全的隱患，它的齊一化思路導致各國在復雜問題面前束手無策，日益強化的“西方/非西方”的文明邊界意識將人類引向深層次的危機與恐懼之中。因此，世界大變局，最根本的是推動規則的變革、文明的重構。新型全球化、世界大變局都不可能離開人類文明的牽引而獨自完成，能達成什么樣的文明共識，將會深刻影響我們時代的生存品質、深刻改變未來世界的整體面貌。中國貢獻于世界的文明方案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標識的新文明，這是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鮮明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