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譯古人類的“多彩生活”

　　“我們完全可以把它想象為4萬年前東亞現代人的一次周末露營。”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研究員楊石霞將插畫師剛剛完成的下馬碑遺址復原畫傳給我們看。

　　畫面的中心是一處火塘，圍著火塘，有的人在打制石器，有的可能在加工皮毛。離畫面最近的西北角的兩個人特別突出，在將赭石加工為顏料，涂抹在臉上……圖中每個細節的呈現，都有科學研究打底，其背后是一個團隊多年的合作攻關。“試想一下，這里也許并不是他們的固定營地，一次偶然行為留下了這些文化遺存。4萬年后，我們與這些材料意外邂逅，然后從蛛絲馬跡中破譯他們的‘多彩生活’。”

　　這個“多彩”顯然更有深意。現代人在演化過程中有一些特殊的標志。比如，使用顏料進行藝術創作以及復合工具的制作，等等。考古學家之前在南非的洞穴里發現有4萬年前后的一塊人工刻畫條紋赭石塊，東亞地區最早何時開始出現這種行為？楊石霞團隊給出了一個答案。

　　3月3日，國際學術期刊《自然》在線發表《中國四萬年前創新的赭石顏料加工和工具制作技術》。隨即，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將下馬碑遺址的突破性成果公布于世。

　　將東亞早期人類使用顏料的歷史提前

　　下馬碑遺址的考古工作在2013年就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法崗等人完成了。楊石霞介紹：“只有小小的12平方米，遺址的主文化層為罕見的原位埋藏，保存了顏料生產遺跡、遺物，火塘周邊散落石器、骨器及動物化石碎片。”

　　如何透物見人？不同團隊分工協作。首先需要確定年代，通過高精度加速器、質譜碳十四和光釋光定年及其貝葉斯模型計算，結果顯示，遺址形成于4.1萬年至3.9萬年前。“這個是巧合，正好在4萬年前這樣一個關鍵點。”楊石霞說。

　　研究顯示，下馬碑遺址形成于河漫灘環境，當時為涼干氣候下的草原環境，馬、鹿和鼢鼠等占比較高。據此可以推測，下馬碑的古人類生活在壺流河階地上，植被以草原景觀為主，周邊山地存在片狀針葉林。

　　灰燼區發現有完整的火塘。大家最關注的是一處赤鐵礦加工遺存。“兩塊大小不同、礦物成分亦有差異的赤鐵礦，也稱為赭石。較大一塊表面有明顯的反復摩擦痕跡。從顯微鏡下，我們可以看到摩擦是有方向的，留下的擦痕也明顯是有規律的。”楊石霞解釋。另一塊長條形石灰巖表面明顯被赭石染紅，“通過觀察發現在其表面殘留有赤鐵礦微屑，猶如發絲”。

　　在不同地域，文化會體現出相似性。比如顏料使用，不止在中國，在南非、東非、中亞地區大約都有相同時代或者稍早的。之前在山西省晉城市沁水縣下川舊石器遺址中發現了2.2萬年前的火塘、石磨盤和赤鐵礦共存的現象，推測很可能是2.2萬年前人類的一個棲居地。在北京的周口店也發現有2萬年前左右使用顏料的證據。此次在下馬碑遺址發現的赤鐵礦加工遺存，將東亞早期人類使用顏料的歷史提早到距今4萬年前，也使東方古人類藝術創作、審美、認知表達的歷史大大提前。

　　石頭里藏著古人類的演化故事

　　下馬碑遺址的這些小碎石片之前并未引起多少關注。“石器的打制技術較為簡單，以砸擊法為主。但一半以上的石器直徑小于20毫米，我很好奇這些幾乎沒有辦法用手握的小碎石片有什么用？怎么用？”楊石霞聯系了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古生態與人類演化研究所的教授，應用多重顯微設備聯合的方法，不但發現石片上有切割的痕跡，還發現部分小石片附著有骨柄殘留，特別是還存在線性排布的植物纖維殘留，證明當時人們已經知道把骨柄捆綁加固到石片上。這類似于我們今天使用的裁紙刀，小小的刀片是可以隨時更換的。

　　綜合石器打制技術、類型、殘留物及微痕的分析結果，楊石霞團隊得出結論：下馬碑遺址出土的部分細小石器是古人類通過裝柄形成的復合工具，可以用來加工皮毛、切割植物和動物軟組織等。楊石霞說：“石葉技術、細石葉技術，代表了人類石器技術的一個高峰。下馬碑遺址的材料證明，為了生存，人類有可能選擇更加方便、耐用的工具，而不是更復雜、精巧的工具。”

　　這項研究成果，是國內外多家科研單位國際合作的結晶。國際化、跨學科、多平臺協作凸顯了人類演化領域科學研究發展的趨勢和要求。研究團隊的溝通基本都是通過郵件和網絡視頻等手段。“各種溝通郵件發了1000多封。我們這次的多學科合作有12個方向，至少有8個方向是在國內完成的。”楊石霞說。

　　“以往，對東亞地區的古人類研究主要集中在東方人群的探源上，而這項研究凸顯了另一個重要方向，就是研究人類活動發展的過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王幼平教授評論：“并非只有人類化石才是最重要的發現，人類的文化遺存也具有獨特的意義。”

　　距今4萬年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革命和早期現代人群形成、擴散與行為現代化的關鍵節點。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付巧妹團隊根據來自北京田園洞的人類化石和分子生物學證據證實，在距今4萬年前后，現代人已經在華北地區活動，但對他們的行為知之甚少。田野考古發掘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可以為探討早期現代人起源與演化發展提供更豐富多樣的基礎材料，下馬碑遺址研究的重要意義也正在于此。

　　本報記者 楊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