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振峰（吉林師范大學副教授）

　　春秋時代，文化丕變，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已經到來。對于春秋時代的文化特質，郭沫若曾以著名的蓮鶴方壺為其象征，他說：“此鶴初突破上古時代之鴻蒙，正躊躕滿志，睥睨一切，踐踏傳統于其腳下，而欲作更高更遠的飛翔。”（《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實際上，不僅春秋時代的器物藝術突破了窠臼，春秋時代的銘文書寫也展現出了新的品格。

　　與西周時代相比，春秋青銅銘文至少在如下方面，表現出鮮明的轉向特征：

　　第一，禮制的突破、個體意識的顯露與昂揚的時代精神。

　　春秋是典型的城邦時代（傅道彬語），諸侯國在擺脫了周天子的羈絆之后，各自開疆拓土，以蓬勃的態勢發展起來，《左傳》成公八年申公巫臣言：“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春秋時代，各諸侯國表現出鮮明的自立和自覺精神，出現了發達的城邦史學、城邦哲學，一種突破舊有束縛、強調自覺自立的時代精神，已經成為春秋時代的思想主潮。與此相適應，春秋時代的青銅銘文也表現出一種“舍我其誰”的精神風貌。

　　春秋中期青銅器《晉公盆》在其開篇仿照西周金文套式，稱揚先祖說：“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敬□百蠻，廣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事公。”但隨后就轉入了對自己的不吝華辭的贊美：“余雖今小子，敢帥型先王，秉德秩秩，□燮萬邦，殷殷莫不日卑恭，余咸畜胤士，作朋左右，保乂王國，刜暴舒迮，丕嚴虩若否。”到了春秋晚期青銅器《 鐘》，器主自述說：“余呂王之孫，楚成王之盟仆，男子之臬，余不特甲天之下，余臣兒難得。”意謂：我是呂王的孫子，楚成王的盟仆，男子漢的榜樣。我不僅才能出眾，天下第一，我實在是難得的人。李家浩說：“這樣自吹自擂的銘文十分特別，可以說在先秦銅器銘中是僅見的。”（《 鐘銘文考釋》）比起《 鐘》的狂妄，不遑多讓的是《郘鐘》銘文，整篇銘文有七處用第一人稱，而且大多用主格，如“余翼公之孫”“余頡岡事君”“余獸丮武”“余不敢為驕”“我以享孝”。也有用所有格的，如“作為余鐘”“樂我先祖”。這在傳世銘文中也是僅見的。

　　在這種以我為主的銘文書寫方式里，西周銘文“敬天法祖”的思想精神正在一點一點被剝離。春秋的諸侯和士大夫們，似乎已經不再將青銅銘文作為權力和地位的“特許狀”（馬林諾夫斯基語）證明，而是認為自身的德業奮斗比起先祖的遺傳血統，更具有說服人心的效力。

　　第二，精細化、個人化的語匯描摹。

　　西周時代的青銅銘文，完全是禮典書寫的產物，其語詞使用一方面受限于“禮典”的程式和規范化描述，另一方面受制于“禮器”“禮物”和“禮文”的詞匯陳列，留給個人和個性表達的空間極小。因而，其文學性主要表現為“禮文”之“文”的顯現，表現為一種在形式、韻律方面向“詩”的靠近，表現為一種對盛大功業的文字敘述。從文學接受的角度，最終表現為對“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禮樂文明的追想。所以，西周青銅銘文的“文學性”，是一種綜合性的“文學性”，與純粹的“文學性”還有著相當的距離。因而在某種角度上，西周青銅銘文的表述更多“公家之文”的特征，卻缺少“私家之筆”的個人情致。

　　這種情況，到春秋時代有了較為顯著的改變。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自春秋早期開始，西周晚期金文中習見之有關廷禮、冊命等內容的銘文即已不復見。禮典從銘文中的消隱和弱化，為個人化的文學表達預留了空間。

　　如春秋早期青銅器《上曾太子鼎》，其銘文載：

　　上曾太子般殷乃擇吉金，自作 彝。心圣若慮，哀哀利錐。用孝用享，既和無測。父母嘉持，多用旨食。

　　此鼎是上曾太子般殷為其去世的父母鑄造的彝器，中有“心圣若慮，哀哀利錐”句，文辭優美，極為少見。中國上古典籍中曾記載一種非常神秘的“思成”行為。所謂“思成”，乃是古人在祭祀先祖之前，祭主先要進行齋戒，回憶先祖生前所作所為，思慮既深，便如在目前。如此，則祖宗陟降，神明來格，此謂之“思成”。《詩》之《那》謂“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鄭箋謂：“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青銅銘文“心圣若慮”是典型的“思成”之舉。“圣”，聽也，聞也。“心圣若慮”，謂以心聽之，如聞憂慮。《祭義》言“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心聽”也。“愾然必有聞其嘆息之聲”，“若慮”也。“哀哀利錐”者，“哀哀”，悲傷之心也，《詩·小雅·蓼莪》謂“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利錐”者，哀心之狀，錐心之痛也。

　　再如春秋晚期青銅器《蔡侯尊》，其銘文曰：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恭大命，上下陟否，擸敬不惕，肇佐天子，用作大孟姬媵彝缶，禋享是以，祇盟嘗禘，祐受無已，齋嘏整肅，類文王母，穆穆亹亹，聰憲訢揚，威儀游游，靈頌熙商，康諧穆好，敬配吳王，不諱考壽，子孫蕃昌，永保用之，千歲無疆。

　　此器銘文，是春秋蔡昭侯為長女大孟姬媵器所作的致語。銘文中有“靈頌熙商”一句，用以稱美大孟姬的容貌，“靈”者，令也，休美也。頌者，容也。熙者，光也。商者，彰也。所謂“靈頌熙商”，意即嬌美的容顏煥發出太陽一樣的光輝。王粲《神女賦》：“朱顏熙曜，曄若春華。”用“熙”來描述“顏”，與蔡侯器銘文“靈頌熙商”中用“熙”來描述“容”恰可互證（謝明文《商周文字論集》）。曹植《洛神賦》：“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與此差可比擬。應當認為，這種對于大孟姬美貌的描寫方式，實際上已開后世以太陽喻女性容顏的先河。另外應當注意的是，此銘文一一列舉大孟姬之美德，其文合于詩韻，類似于《衛風·碩人》的“賦”體，描摹之精，在周代的青銅器銘文中罕有其匹，獨樹一幟。

　　第三，關注器物藝術本體的文學修辭。

　　西周青銅器是“禮”的物質載體，青銅銘文的書寫重在對“禮”的呈現，而其自身的材質、紋飾、音聲之美，在銘文書寫中則較少表現。及至春秋時代，個人的情感嗜欲活躍起來。管仲鏤簋朱纮、山節藻棁，喜歡“裝飾之美”。魏文侯與子夏語，好“新樂”而厭“古樂”，喜歡“音聲之美”。二者一一違背禮制，以個人的情感嗜好為唯一的出發點。在這樣的情況下，青銅銘文就不能不有所表現：

　　《 鐘》載：“其音贏少熾揚，龢平韻煌，靈色若華，比諸毊磬，次諸長竽，合奏鎗鎗。”“贏少熾揚”四字意謂編鐘之音高低起伏，遠近飄蕩飛揚，對于“音色之美”的形容已經變得具象化。“靈色若華”四字用來贊美新鑄編鐘的“材質之美”，意謂編鐘奢華的色澤像鮮艷的花朵。透過作器者得意的口吻，我們可以想見它當初艷驚四座的“出場”情景。《郘鐘》載：“矯矯其龍，既 崇虡。大鐘既懸，玉毊鼉鼓。”“矯矯其龍”用以形容懸掛編鐘的筍虡的飾紋，《周禮·考工記》謂：“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麟者以為筍虡。”贏少熾揚、靈色若華、矯矯其龍，十二個字讓人感覺到青銅器銘文書寫的變革，感覺到春秋文學語言的進步，它已經從簡單的頌揚祖先的器物載體，轉變成了人們“關注”的藝術本體。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王國維《宋元戲曲考》），春秋青銅銘文的書寫彰顯了一種與西周迥異的文學風格，它表現為昂揚的時代精神、個人化的文學書寫和對器物本體藝術修辭的重視，與《左傳》等經典文本一道，共同呼喚著一個“新體文言”文學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