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曾繁仁：1941年生，安徽涇縣人，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重點學科山東大學文藝學學科學術帶頭人。長期從事美學與文藝美學專業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出版《生態美學導論》《中西對話中的生態美學》《美育十五講》等著作10余部，主編《中國美育思想通史》（九卷本）等。

　　已過耄耋之年，滿頭銀發的曾繁仁，談起生態美學，思路十分清晰……

　　“對我而言，治學是人生價值的持續提升”

　　1964年7月，曾繁仁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同年留系任教，從事美學與文藝學研究。1987年秋，受學校委托，曾繁仁赴豫開展項目合作。他們一行七八人，乘著一輛面包車出發，跨越黃河大橋，穿越魯中、魯西南、河南蘭考，直達開封市區。

　　當時，我國各地鄉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生長起來，“沿途中，一座座化工廠冒著柱柱黑色濃煙，造紙廠污水橫流，滲入到十幾公里外的地下，一方方良田沃土被污染，空氣中彌漫著嗆鼻的氣味……”曾繁仁回憶。

　　“走一程，痛一程。為了經濟發展，我們國家的生態系統受損問題多、歷史欠賬多。”曾繁仁在心中做出論斷。

　　回到學校，曾繁仁時常琢磨，如何發揮綿薄之力，結合自身所學，為改善當下生態問題做點事情。曾繁仁覺得，美學中應該發展出一門學科，將人文性、審美性與生態性統一起來。

　　后來，曾繁仁聯想到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到的“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學說，還有中國古代哲學中關于“天人合一”的學說。這就讓中國傳統文化與生態美學發生了關聯，他立足中國現實，提出了“生態存在論美學”，并一揮而就完成萬字論文《生態美學：后現代語境下嶄新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觀》。

　　兩年后，曾繁仁在原有論文基礎上出版了個人首部生態美學論著《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進一步詮釋了他的觀點：生態問題歸根到底是人的問題，倡導人類應該以一種普遍共生的態度對待自然環境，同自然環境處于中和協調、共同促進的關系。

　　那篇萬字論文成為我國生態美學的代表性論文之一。該文與《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共同奠定了曾繁仁研究生態美學的基本理論框架，并為生態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人文價值觀上的思考。

　　“對我而言，治學是人生價值的持續提升；做學問，要從國家需要出發。”曾繁仁說。

　　“力求將求異與求新的治學精神延續到教書育人中”

　　1959年至1964年，曾繁仁在山東大學中文系讀書。“求學期間，系里‘大師云集’，馮沅君、陸侃如、蕭滌非、高亨等教師，代表了當時文學研究的高峰，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學子，這四位前輩都曾給我上過課。”曾繁仁回憶。

　　當時，系里的教師們偏愛讓學生發言，“例如，高亨先生給我們上《詩經》與《左傳》課，我們在每堂課結束后，都要圍在高先生身邊，向先生問學。我們對先生的學術都很景仰，經常引用先生以及前輩的學術觀點。”曾繁仁回憶。

　　“不要老是提高亨怎么說，而是要提出你的新說，否則就是重復，沒有意義和價值。”高亨先生對大家說道，“你們講講，有沒有新看法、新發現？”

　　在教師們的引導下，系里討論氛圍濃厚，“大家都在嘗試求新，積極參加學術討論，手里捧著著作，引經據典，甚至與老師展開激烈討論……”曾繁仁說。

　　曾繁仁說他“力求將求異與求新的治學精神延續到教書育人中”。他常把學生聚在一起，開展學術討論，鼓勵大家推陳出新，“我的博士生在寫博士論文前，我都會問：你的研究與前人有何不同、提出了什么新問題？”曾繁仁說。

　　學術攀登創新之路，未曾止步。2010年，已近古稀之年的曾繁仁，再度完成《生態美學導論》一書，這是國內首部綜合中西古今資源、全面論述生態美學這一嶄新美學理論形態的論著。

　　“‘追求真諦，創立新義，力求出言有據，避免游談無根’，高亨先生這句話，讓我受益終身！”曾繁仁說。

　　“做點有意義的學問，為‘美麗中國’建設貢獻智慧，讓世界聽到中國聲音”

　　曾繁仁家中，珍藏著一張合影：“照片拍攝于2009年召開的‘全球視野中的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曾繁仁說。

　　當時，曾繁仁做了一篇關于生態美學的報告；會后，一位西方的美學理論家找到他說：“想不到中國學者對于西方這么了解，也想不到中國學者對于生態美學有這么全面的研究。”

　　曾繁仁對于學術研究的國際交流十分重視。2005年以來，在他的身體力行下，山東大學多次召開生態美學相關大型國際會議，持續向世界發出中國聲音……

　　“學術界曾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學’與‘生態’等都是國外輸入的理論，中國沒有本土的‘生態美學’。”曾繁仁意識到，生態美學進一步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就是“中國話語”建設。

　　從2017年開始，曾繁仁轉向生態美學的中國形態研究，提出了“生生美學”，建構中國特色的生態美學。翻開《曾繁仁學術文集（十）·生生美學》一書，略掃一眼目錄，就會發現此書內容廣泛，涵蓋古琴、敦煌壁畫、中國書法，等等，內容頗為細致。

　　“‘生生美學’，以《周易》為出發點，依托光輝燦爛的中國傳統藝術，必須博覽群書，從浩繁卷帙中汲取精華，才能研究得透、研究得好。”曾繁仁不好意思地笑了，“你看，家里挺亂，到處都是書。”

　　幾年前，年近80歲的曾繁仁與愛人一同踏上火車，奔赴甘肅，“他總說，僅研究書中的敦煌壁畫，還是差點什么，非要去實地看看。”曾繁仁的愛人笑道：“看到敦煌壁畫的那一刻，他的眼睛都是發光的，邊看邊記；回來后，都寫進了書里。”

　　研究“生生美學”，曾繁仁形成了一個小習慣。“有時，我倆正在外遛彎，他忽然著急回家，原來是想到了新觀點，得立刻記到本子上；吃著飯時，有新想法，趕緊放下筷子去記下。”曾繁仁的愛人拿出一摞手稿：“這些都是他近期記的。”

　　問他為何如此癡迷。曾繁仁思索片刻，抬頭答道：“在我這樣一個年齡，做點有意義的學問，為‘美麗中國’建設貢獻智慧，讓世界聽到中國聲音，這就是我自己追求的人生價值所在。”

　　■記者手記

　　致敬“文章合為時而著”

　　“60歲，對多數人而言，已是退休的年紀，而您卻毅然進入一個自己以前并不熟悉的新興領域，并開拓出全新的局面，背后的動力是什么？”采訪時，記者問道。曾先生答道：“在于‘使命’二字。”

　　多年來，曾先生殫精竭慮、勤奮治學，把理論研究與社會關切結合起來，讓書中的理論變得更有溫度。從時代發展的現實境況中提煉學術問題、選擇研究方向，是曾先生治學的基本路徑。梳理曾先生數十年在美學和文藝理論領域的豐富成果，可見其背后躍動著時代發展的脈搏。可以說，他是中國當代學者“文章合為時而著”的典范。矻矻窮年，學術報國，這正是曾繁仁心中的使命，值得后輩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