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的第四代隊長，今年是我當隊長的第三年，也是我在二里頭工作的第二十個年頭。20年對一個人來說不短，但在二里頭面前，我和我的前輩們一樣，都很年輕。

　　我們在2019年做過一次統計，二里頭考古60年來，發掘遺址近5萬平方米。按照目前的速度，二里頭的考古工作全部完成需要3000多年，現在進度條才剛剛走到2%。

　　二里頭這樣的都城遺址，資料價值重大，遺存種類豐富，堆積非常復雜，發掘過程需要我們精益求精，盡可能多角度、全方位、多層次、多手段、最大限度地去獲取資料信息，因此必然需要時間。

　　我是一個對生活充滿好奇的人，始終期待，前面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獲。這是考古工作帶給我的影響，它是一個不斷有新發現的歷程，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誕生什么傳奇。

　　最新發現“四車道”道路

　　今年9月，我們公布了二里頭遺址考古近期取得的一些重大收獲。2020年秋季至今，我們新發現了宮西路向北延伸200余米的道路，還有宮北路上的門道、宮城以西區域圍墻的東南拐角等。

　　新發現的這200余米道路，寬約16米，大概相當于我們現在的4條車道。這還不是最寬的，宮殿區外圍的道路最寬能達到20米左右。在汽車逐漸普及的上世紀80年代，中國城鎮道路的寬度也只有10米左右。二里頭遺址至今發掘了5萬多平方米，僅僅發現了兩段間距1米寬的雙輪車轍的痕跡，說明當時雙輪車的數量非常少。所以，鋪設這么寬的道路，通行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功能。

　　結合60多年的考古研究，我們認為，二里頭都城主要是通過主干道路劃分出規整的功能區，用兩縱兩橫4條道路搭成一個“井”字形框架。在這個“九宮格”的布局中，祭祀區、宮殿區和官營作坊區，這3個最重要的區域在中路，宮殿區位居中心，這完全符合“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的都城規劃特點，代表了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的都城。

　　根據近年的新發現，我們認為二里頭都城極可能是以縱橫交錯的道路和圍墻分隔形成多個網格。每個網格屬于不同家族，極可能已出現了家族式分區而居、區外設墻、居葬合一的布局。

　　二里頭建都之初就出現了這4條道路，一直到政權被推翻，這些道路系統才被破壞。這樣嚴格、清晰、規整的規劃布局，說明當時的社會結構層次明顯、等級有序，統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存在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模式。這是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志，可能也是“井井有條”“井然有序”這些成語的源頭。

　　這里普及一個小知識，器物相對好辨認，道路是怎么發掘的呢？靠的是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之一：認土。

　　中國的考古遺址大部分是土遺址，我們將其分為兩類——自然形成的土和人活動過的土。這兩類土的顏色、質地、所含物質都不同。例如，挖墓坑的過程會穿透很多層土，相當于把這些不同層次、顏色和質地的土無意識地攪拌，這些土被挖上來，等人埋葬之后，再回填。所以墓葬土又叫“五花土”，這給考古人提供了辨認依據。

　　同樣是經人活動過之后的土，也有細微區別。例如，宮殿的土和道路的土都堅硬、質密，如何具體分辨？

　　修建宮殿就跟現在建房一樣，要先挖一個基礎坑，在坑里鋪上一層約10厘米厚的土，用工具把它夯打堅硬，再鋪一層，再夯打……這樣的兩層土之間是有分界的，我們在發掘過程中就能看到宮殿土的特質：縱剖面分層，橫截面呈長方形。

　　道路的土也分層，但因為長期行車走人，路面上的覆土被碾壓踩踏，土的特點又不一樣。車和人的重量有限，踩壓不了多深。土層不斷累積，會形成像千層餅一樣的縱剖面，每層不過毫米之差。除了今年發掘的一段路面鋪嵌了碎陶片，二里頭時期的道路基本都是土路。

　　不愛兵器愛酒器

　　我們在二里頭遺址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但當時的人們沒有把原料珍貴、技術復雜的鑄銅技術大規模運用在戰爭上（發掘的銅兵器不過30來件，而且主要是只有幾厘米長的銅箭頭），而是用來生產大量酒器，已發現20多件。

　　我們發掘出幾百件酒器（主要是陶器），有釀酒的、盛酒的、溫酒的，這些器物內壁都檢測出了酒的成分。當時喝的主要是米酒，度數低，冬天喝比較涼，所以會溫酒，酒在加熱之后酒勁更大。只有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出現了糧食剩余，人們才會釀酒。所以，飲酒在當時是貴族的特權。

　　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里寫過夏人禁酒的故事，說大禹品嘗有人敬獻的美酒，喝得酩酊大醉，醒來說酒太好了，后世一定會有人為了它家破人亡，于是下令禁酒。但看來似乎很難禁絕，至少在考古學上，我們還沒有看到有關禁酒的證據。飲酒活動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一種社交，除了享樂，還有調整社會關系、體現社會等級的重要功能。

　　二里頭遺址的手工業活動比較豐富。一般來說，一個數百口人的村子，一口水井就足夠生活所需，但我們在一個約1000平方米的發掘區域里發現9口水井，有多口水井的間距只有一兩米，這個密度遠遠超出一般生活用水的需求。我們推測，這可能是滿足用水量較大的手工業生產所需。

　　考古有時候就是先設想，再尋找線索，一步步去驗證設想。發掘沒有結束，就沒法知道下面到底是什么情況，這是考古學的魅力——不知道的地方永遠比知道的要多，盡管知道的越來越多，但是不知道的還是會更多。

　　近年來，我們還首次發現了制陶遺存。在遺址西北部出土了800多片外表、斷茬帶有紅漆的陶片，數量為以往歷年發掘出土帶漆陶片總量的近20倍，這說明周邊可能存在制漆作坊。此外，在宮城西南角還發現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

　　除了發掘到重要現象，通過綜合研究得出比較可靠的結論也很有意思。最近五六年，我對二里頭文化晚期階段的資料做了綜合梳理，發現禮儀性的、政治性的大型工程，都在同一階段遭到破壞，比如道路系統、宮城城墻、宮殿建筑群等。這些破壞是來自所謂商政權的前身和東夷人的先輩，說明當時二里頭的政權很可能被推翻，它不再是一個都城。

　　但與此同時，二里頭的鑄銅、制漆、加工骨角器等手工業作坊還在繼續使用，還新建了宮室建筑等大型夯土工程，說明二里頭仍然是新政權中的重要聚落。這些當時的“高科技”工藝，需要專業的技術人員和設備設施，一般都會被再利用一段時間。

　　二里頭是這樣，商周政權更替時也是如此。周的青銅器鑄造水平要比商末差一大截。周滅商之初，先把工匠都留在當地繼續鑄造青銅器，后來才遷到新朝都城。考古發掘和研究如同偵探破案——發現蛛絲馬跡、找到邏輯關系、建立證據鏈條、得出有說服力的結論——這也是考古研究的魅力和樂趣。

　　二里頭考古工作開展63年以來，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制訂了科學的計劃，抓住了體現二里頭價值的重大問題，持續不斷地工作。第三代隊長許宏老師曾經在《最早的中國》里說，二里頭宮城是通過學術設計“想”出來并且驗證得到的。實際上，二里頭遺址的很多重要收獲都是如此，是通過精心的學術設計、科學的計劃安排而逐步取得的。

　　比如，最近剛公布的二里頭遺址中心區的多網格式布局，也是通過對以前資料的深入研究、分析，推測“井”字形道路劃分的網格外圍應該都有墻垣圍護，而后從關鍵地點發掘驗證，并逐步擴大范圍探索出來的。

　　四代隊長的60余年“接力”

　　二里頭遺址是1959年著名史學家徐旭生先生發現的，當時他在豫西尋找“夏墟”，在偃師二里頭村的麥田里看到了隨處可見的陶片。我是河南人，1976年出生于南陽市唐河縣，1995年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1996年被分配到考古專業。我和徐先生是同一個縣的老鄉，只是直到大二學習夏商考古，我才知道他的卓越成就。

　　1959年秋，二里頭工作隊的第一代隊長趙芝荃先生和同事就進駐開展考古工作，接連完成了二里頭一號宮殿和二號宮殿的基址發掘，發現了宮殿區外貴族墓葬、銅玉禮器、部分手工業作坊遺址，讓人們對二里頭遺址整體布局有了概括性了解。

　　1979年，鄭光先生上任第二代隊長，他和同事進一步細化了二里頭文化分期，重點發掘了以鑄銅作坊、祭祀遺存、貴族墓葬為代表的遺跡，發現了大量器物。他們還在這里建了工作站，1987年，二里頭村給工作隊劃撥了5畝土地，考古隊員才有了固定住處，這個工作站一直沿用至今。不過那時候沒有專門的取暖設備，房間里得燒煤，聽說有一年大風倒灌進煙囪，鄭光先生都煤氣中毒過。

　　1999年起，許宏先生成為第三代隊長。接下來的20年，是二里頭考古取得最豐碩成果的時期，發現了“超級國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又找出了一座宮城。勘探、發掘出的“井”字形4條大道，把宮殿建筑群、作坊、祭祀區等劃分在不同區域內，這算是中國第一個主干道上的“十字路口”；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雙輪車轍、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殿建筑群、最早的綠松石器作坊……這些考古發現被評為2004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999年，我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學位，2001年開始準備碩士畢業論文《岳石文化與周圍同時期文化的關系》。為了收集材料，我到二里頭遺址參觀學習，在當時一號宮殿的補充發掘工地，看到了主殿下面堅硬的夯土和其中鋪墊的成層卵石、深深的水井，很是震撼。因為涉及較多二里頭遺址的內容，許宏老師還是我的論文答辯委員之一，給了我很多重要的指導意見。

　　畢業后，我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那時候考古研究所的人員不多，但全國各地的考古隊又很多，像安陽殷墟這種大的考古項目可能會有四五個研究人員，其他大部分隊伍只有一兩個研究人員。當時二里頭工作隊的另一名成員恰好考上了研究生，只剩下許宏老師。于是，2002年碩士論文答辯結束，我就被他邀請來隊工作。

　　從2003年起，我開始協助許宏老師主持現場發掘；到2010年，工地上的事基本是我在具體負責。我還是考古報告《二里頭：1999-2006》的主編之一，并承擔了其中近半的寫作任務，還有大量的策劃與統籌工作。這部400萬字的報告后來被評為2014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成果和2014 年度全國文化遺產十佳圖書，許宏老師認為我“貢獻巨大”。

　　二里頭的前兩代隊長，都在崗位上工作了20年。因此我的上一代隊長許宏就多次公開表示，自己也不會超過20年。2019年3月，他主動辭職，推薦我來擔任隊長，他覺得是時候讓我來帶起這支隊伍了。

　　那一年實在太緊張了，同時負責多項重要工作。2019年10月，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開放，同期舉辦二里頭遺址科學發掘60周年紀念大會，我在發言最后沒忍住落了淚。我說很感謝各級政府、各界人士特別是當地村民的大力支持，他們為二里頭付出和犧牲了很多……當時各種情緒糾合在一起，突然就眼眶一熱。

　　二里頭考古的下一個20年

　　我剛來的時候，二里頭遺址的社會關注度還比較低，我們主要就是做發掘研究的本職工作。我還負責跟當地的農民打交道，包括聯系考古發掘占地的事。在我工作的20多年中，至少占用過100戶以上農民的耕地。考古占用農地一兩個季度，農事就耽擱了，所以會根據占用時長和面積，按照一定的標準給他們賠償。

　　有些考古發掘占用農地，對方可能會提很多要求。但洛陽周邊的老百姓非常樸實，很支持也很信任我們，因為他們知道“考古隊不會讓我們吃虧”。

　　考古學是個與時俱進的學科，隨著資料的積累、科技手段的應用和多學科的參與，考古學的理念與方法不斷進步，從考古發掘中獲取的資料信息會越來越多。現在二里頭遺址的考古工作相比前60年，有了很大變化。

　　現在，我們科學制定勘探、發掘、研究規劃，優先關注最能體現二里頭價值和意義的核心問題，繼續探索二里頭遺址中心區的布局框架、遺址的準確范圍、外圍防御設施、祭祀遺存、網格差別等，探索與二里頭文化分布區內各級聚落的深入關系、控制網絡、統治文明等重大問題。

　　另外，我們繼續加大與其他學科和學者的合作，讓科技開拓二里頭遺址發掘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我們希望能解決二里頭時代的自然背景、經濟基礎、科技水平、資源來源、交通網絡、社會關系、禮制系統、治理模式、統治文明等重要問題。

　　我們也要加快考古發掘資料的整理和考古報告的編寫出版速度，加強對發掘資料的研究、闡釋成果的發表和轉化利用。整理資料、編寫報告的過程，是對考古發掘成果的研究過程，同時也為學術界提供基礎資料，研究成果反過來又能提升發掘和整理工作的質量和水平。

　　此外，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宣傳、傳播工作，宣傳好二里頭的內涵和價值，為民眾提供豐富的歷史文化和精神文化滋養。

　　在二里頭這樣重要的遺址工作，我很幸運，更多的是要承擔更大的責任。既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心、使命感和責任感，努力做好當下的發掘、研究工作；也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態，科學規劃、按部就班、扎扎實實地推進工作。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杜佳冰根據趙海濤口述整理）

　　趙海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