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狂飆》

　　導演徐紀周：不是單純的警匪故事，而是從中勾勒時代

　　2月1日，掃黑劇《狂飆》收官。

　　作為首部以掃黑除惡常態化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為背景的影視作品，《狂飆》自開播以來拿下收視、口碑雙豐收的好成績。

　　不同于以往掃黑劇，該劇選取2000年、2006年、2021年三個時間節點，在正敘、倒敘交叉的龐大敘事中，講述以安欣為代表的正義力量，與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跨越二十年的激烈較量。

　　“掃黑除惡常態化，反映了我們國家、我們黨刮骨療毒、自我革新的決心。”1月31日，《狂飆》導演、編劇徐紀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說，“《狂飆》其實是描摹這20年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狂飆突進的時代。京海這座虛擬二線城市20年的巨大變化，才是隱藏在這部戲背后的最大主角。”

　　徐紀周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2000年起從事電視劇創作，曾創作《中國刑警》《打黑風暴》《狙擊》《永不磨滅的番號》等眾多經典作品。

　　創作初衷

　　“不是一個表面單純的警匪故事，而是希望能從中勾勒時代”

　　新京報：前幾天你接受采訪時說，“《狂飆》是可以刻在我骨灰盒上的一部戲，它完成了我多年以來的夙愿。”為何這部戲在你創作生涯中分量這么重？

　　徐紀周：我一直有個“野心”，就是講一個時間維度比較長的警匪故事。它不是一個表面單純的警匪故事，而是希望能從中勾勒時代，把我從大學畢業到現在20年我所經歷的時代之變、我對人性的感悟都揉進去，這是我最熟悉、感觸最深的領域。

　　2019年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接近尾聲時，我收到邀約，就很快答應了。這是首部以掃黑除惡常態化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為背景的影視作品。為什么叫《狂飆》？其實是描摹這20年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狂飆突進的時代。

　　這部戲有安欣、高啟強這兩大主角，背后涵蓋了從官員到基層百姓形形色色的人物，構成了一個鮮活社會，這是一條線。但京海這座虛擬二線城市20年的巨大變化，才是隱藏在這部戲背后的最大主角。

　　京海是過去20年中國內陸城市發展的一個縮影，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我把我們認知的社會生態、權力架構、基層政治生態等等，都盡量放進去了，大家覺得比較新鮮。我和編劇朱俊懿都是北方人，原來的故事中京海更像一個二三線的北方城市。但在取景過程中，為了能展現三個時代的特點，同時在視覺上與以往作品區分開，我們一路走到了廣東。作品中穿插了廣東的風土人情、民風民俗，給戲增加一些亮點。現在出圈的腸粉、餃子、豬腳面等，都是廣東地域特色，觀眾也抓住了這些點。

　　新京報：這部戲的內容呈現時間跨度20年。為何會選擇這樣的時間跨度？

　　徐紀周：20年的時間跨度，如果完全拉長的話戲就容易碎。我就把一部戲當三部戲來拍，選擇了2000年、2006年、2021年作為時間節點，這三個階段有代表性，讓我有一個非常充分的篇幅去展示人物成長和人性的復雜。

　　第一階段是世紀之交的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申奧成功，這一時期我國治安環境較為復雜。我當時拍公安紀實片，看案例觸目驚心，但主要是好勇斗狠的暴力犯罪。這個單元的代表是徐江，比較張揚，好勇斗狠，像港片中的古惑仔。全世界也這樣，經濟高速發展必然伴隨著社會治安問題，遇到問題草莽對草莽，用粗暴手段解決。

　　第二階段是2006年一系列土地調控政策出臺，這一時期頻發案件的特點之一是鉆土地調控政策的空子，從中尋找縫隙、攫取巨大利益。那時的極端犯罪大多與拆遷有關。這個單元設置莽村拆遷事件，是很多城市城鎮化的縮影，從村委會到拆遷公司再到基層執法隊伍，各方利益犬牙交錯。通過莽村拆遷告訴大家為什么黑惡勢力能形成，為什么掃除黑惡勢力那么難。

　　第三階段就是2021年掃黑除惡常態化、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工作的開始。

　　這三個時間節點，既有宣傳上的考量，也能夠反映出不同時期社會環境治安工作的特殊性。

　　掃黑除惡常態化

　　“反映了我們國家、我們黨刮骨療毒、自我革新的決心”

　　新京報：你認為這部戲最大的社會意義是什么？政法部門是如何支持的？

　　徐紀周：作為一部講述掃黑除惡和刀刃向內的政法題材劇，我們展示社會灰色負面的東西可能比其他戲比重會大一些，因為要讓大家明白黑惡勢力從哪里來，為什么要終結它。這可能是這部作品的社會意義，超越了它的商業價值。

　　中央政法委給了我們很多卷宗，也帶我們做了很多采訪。前期已經有掃黑除惡的戲播出，為了避免重復，最終定調以掃黑除惡常態化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為背景來創作。這部戲劇本打磨比較長，2021年9月26日開機，2022年1月18日殺青，其實劇本一直寫到2022年1月5日，邊拍邊寫，邊寫邊改，就是要講清楚為什么僅靠一輪掃黑除惡，是掃不干凈黑惡勢力的，為什么掃黑除惡要常態化。

　　從世界范圍來看，黑惡勢力都是鉆著社會制度的空隙往上長。前邊砍掉一波，下一波“小草”只要有空間就會死灰復燃坐大成勢，“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如何杜絕？只能是掃黑除惡常態化。

　　最開始對高啟強的設定是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一開始就把他打掉了。既然講掃黑除惡常態化，就對他在第三階段的犯罪設置更為隱蔽。我們了解到的黑惡勢力犯罪手段，在他身上都有體現。比如，他通過建幼兒園、養老院，拉攏腐蝕基層公務員和退休干部；幫助舊廠街的鄰居解決孩子上學、老人生病住院等問題，口碑很好，但作惡手段都扔給了唐小虎、唐小龍，出了事就與他們切割，給自己洗白。

　　這樣觀眾就認為很合理。強盛集團黑惡勢力這么強大，為什么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沒有打掉，要到掃黑除惡常態化后打掉？這就牽出背后的“保護傘”。掃黑除惡，“保護傘”不是說打掉就能打掉的。片頭有個鏡頭，一把傘下面的樹盤根錯節，犬牙交錯，連根拔起很不容易，必須深挖才能挖出整個體系。所以說，掃黑除惡常態化，反映了我們國家、我們黨刮骨療毒、自我革新的決心。

　　尺度把握

　　“一定要共情，讓大家相信這就是我們身邊的事情”

　　新京報：這兩年掃黑除惡題材頻出，這部戲是如何拍出新意的？

　　徐紀周：一方面是中央政法委的大力支持，很多案例對我們開放；另一方面，從中央政法委的相關領導到我們創作者，都在追求精品，要人無我有、人有我精，這是創作自覺。從我個人來說，我一直想講述一個以兩個人物命運為主線、時間跨度20年的警匪故事，把我20年的沉淀寫出來，這不會受題材和外界影響。

　　新京報：共情是這部劇的一大特點。你怎么看戲劇創作與現實之間的關系？這種尺度是如何平衡把握的？

　　徐紀周：我們嚴格遵循傳統的經典現實主義原則，核心就是人物具有社會性，讓大家共情。警匪故事本身戲劇性、傳奇性、奇觀性就強，如果我拍攝時一味強調形式感、風格化，大家會覺得我看的是奇觀劇，看個熱鬧，他不覺得這事跟他有關系。

　　《狂飆》能有這么大社會反響，還是因為大家相信這些事情、這些人物是能在他身邊發生、出現的。從類型來說，拍攝掃黑除惡題材跟其他的譬如緝毒題材不一樣，因為黑惡跟民生貼得最近，對民生的傷害也最大。如果百姓投訴無門，直接影響的就是公權力部門的形象。

　　既然要拍離老百姓最近的黑惡勢力，那所有的人物塑造、從文本到拍攝一定要共情。張譯、張頌文這些演員，有生活閱歷也有這種自覺，他們做到了。

　　有一次我聽他倆聊天，張頌文說老徐的劇本是挺好的，大開大合地寫，波峰波谷一浪一浪，但中間必須得有血有肉才能讓人覺得這事兒不假，我們在戲里要做的就是把戲劇沖突特別大的部分，把血肉填充上。他們倆做得很好，很多戲來回拍好幾遍。

　　新京報：你最喜歡劇中什么戲份？

　　徐紀周：安欣和高啟強在劇中所有的吃飯戲，我認為最精彩。從兩人第一次見面吃餃子，到最后安欣給高啟強送斷頭飯。

　　現實中，黑老大拿槍指腦袋、把人摁在地上的極端情況很少見。中國人情社會正常的生活狀態就是有事情了坐下來談，在飯桌上解決問題。吃飯永遠不是為了吃飯，吃飯永遠有其他目的。目的不一樣，吃法不一樣，表一層淺一層的意思也不一樣。這部戲，安欣和高啟強的警匪對抗沒有簡單粗暴的槍頂腦袋，都是一場場飯吃出來的，但每頓飯吃得都驚心動魄。這是中國人情社會的交往交流方式，但大家看的都是吃飯之外的玄機。

　　人物設定

　　“有高啟強的映襯，才能知道安欣堅守初心多么不容易”

　　新京報：安欣和高啟強，一警一匪，你怎么看他們的選擇？

　　徐紀周：有影評說，“安欣是法治社會的代表，高啟強是傳統的利用人情社會的代表，他們兩個的沖撞也是法治社會和人情社會的沖撞。”我認為寫得很好。

　　安欣即“安心”，是純粹的理想主義者。高啟強是機會主義者，他會抓到他能接觸到的所有資源、人脈，無限放大化，不斷給自己找機會。在人情社會，他這樣的人如魚得水。但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把人情社會的這一套放到城市是行不通的，城市必須按秩序、體系、法治和公平的原則才能有機運轉起來。

　　他們是經典古希臘戲劇精神的寫照，兩人的人生充滿宿命感，充滿巨大的戲劇性逆轉。兩人命運互相映襯，屠龍少年最后沒有成為惡龍，惡龍本來就是這樣。命運這東西到了一定歲數自我體悟，就是不可知性和偶然性，這是古希臘戲劇精神的核心。

　　到最后，安欣還是安欣，高啟強還是高啟強，根源還是他們的性格使然。安欣與高啟強相比較，他有更多的資源，可以為所欲為，可以有其他不同選擇，但他為何還是堅守初心？我覺得還是他骨血基因里的善良、正義感，從頭到尾都沒有變過。

　　新京報：安欣現實中有原型嗎？

　　徐紀周：沒有原原本本的原型，但這樣的理想主義者還是很多的，安欣集中了優秀干警的所有品質，比如忠誠、擔當、善良等。現實中的理想主義者，相較于安欣，有些過得更不如意。

　　我們接觸到廣東一政法干部，34歲滿頭白發，跟安欣一樣“軸”。掃黑跟緝毒一樣，很殘酷，對方會利用你所有軟肋制約你。所以我們設計安欣是孤兒、未婚，沒有家庭，我們屏蔽掉他所有的軟肋。如果不這樣，以高啟強團伙的勢力一定會把你這些軟肋全打掉，攻破你所有的防線。

　　我們了解到一個真實案例，這位政法干警從不收禮，很本分工作，但媽媽得疾病要進ICU做手術，醫院告訴他沒床位了，排隊吧！這幫人知道了，打個電話，院長直接過來說趕緊進ICU病房，下周馬上安排手術。不做手術媽媽就沒了，正常人怎么抉擇？作為一個法律捍衛者怎么抉擇？我們如何做這道選擇題？一旦建立關系，交往越來越深，關鍵時刻，他們說這事你拉我一把，作為政法干警，你幫不幫？這是很殘酷的社會現實，拷問著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安欣是赤裸裸的安欣，是純粹的、孤獨的安欣，是有一種殉道精神的安欣，我們砍掉了他的所有軟肋，不這樣做安欣撐不了20年！他的徒弟陸寒，按安欣的方式去演練，被黑惡勢力滅口了。必須有安欣這樣的人物才能讓這個戲立得住。

　　但我把我們了解到的黑惡勢力拉攏腐蝕政法干部的所有手段，放在了安欣身邊人身上，包括曹闖、李響、張彪、孟德海，讓大家引以為戒。

　　新京報：怎么看高啟強這個角色？

　　徐紀周：很多觀眾喜歡這個角色，因為他是一個很強的功利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欲望，大家帶著慕強心態去看。高啟強深諳人情社會、中國基層生態的所有法門和人性的所有弱點，有高啟強的映襯，才能知道安欣堅守初心多么不容易。

　　新京報：劇中不同職位的人，說話各有特色。對于官場語言，有特別考慮嗎？

　　徐紀周：話永遠不能直著說，點到為止。比如趙立冬的秘書跟高啟強說，現在有好多人給領導找麻煩，你要是能解決領導的麻煩，領導也能解決你的麻煩。高啟強把這話點破了，秘書就說“我什么都沒說，我開玩笑逗你呢！”感覺什么都說了，又什么都沒說，你自個猜去。他們有自己的話語體系，劇中我們盡量往淺白了說，但我希望每個階層不同人物各自特點，每個生態都能展現出來。這批老戲骨現實生活中接觸得多、觀察得也多，塑造官員形象很自然。

　　好作品標準

　　“好作品一定是對當下的時代社會生活有所描摹”

　　新京報：20年前你拍了《打黑風暴》，時隔20年拍同題材《狂飆》。有哪些不同？

　　徐紀周：從個人心境來說，現在回望，我就像劇中開篇的白發安欣望著游泳池，回憶20年前他還是一個青澀的刑警在撈尸；高啟強回到舊廠街菜市場，看到鄰居買魚回家給兒子做飯，一個穿著打扮跟他一樣的小魚販在高聲叫賣，他走過去看看自己當年的那把躺椅。

　　往大了說，“打黑”“掃黑”一字之差區別很大。當時的打黑基本上就是打擊街上地痞流氓，像《征服》中囂張跋扈的劉華強。劉華強如果沒有被打掉，今天可能就是高啟強。高啟強與權力越近、越往上走越隱蔽。這可能就是20年的變化吧。

　　新京報：《狂飆》熱播，《孫子兵法》脫銷。你如何看這一現象？

　　徐紀周：我最開始安排讓高啟強讀《窮爸爸，富爸爸》。我印象特別深的是2000年，我們宿舍好多人在看《窮爸爸，富爸爸》，就講怎么發財的，是當時的暢銷書，張譯也建議這本書。后來道具沒找著，我說那高啟強就主要看《孫子兵法》吧。現在這本書脫銷了也挺好的，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

　　新京報：《狂飆》收官，你覺得達到預期效果了嗎？

　　徐紀周：遠超預期。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去拍這樣的題材，我希望除了給大家留下一個精彩故事外，還要經得住時間的檢驗。放在更長的時間維度去觀察，好作品一定是對當下的時代社會生活有所描摹。我也想給其他創作者一點啟發，把故事講得更深更廣，讓未來的人看到中國這一特殊階段的時代特色、社會土壤和人生百態。

　　新京報：下一部劇會拍什么？

　　徐紀周：還是拉開時間維度，講一部關于諜戰題材的時代三部曲。

　　新京報記者 何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