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3月28日電 (記者 上官云)在古代文獻中，“筆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們沒有一定體例，卻蘊含著豐富信息，歷來為研究者重視。

　　在近期出版的《全遼金元筆記》(第一輯)中，記錄了許多古代文人趣事。《全遼金元筆記》主編、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查洪德在接受中新網記者專訪時提到，在“遼金元筆記”中，有為數(shù)不少的域外地志、西北行記，多是前代所不曾有。

　　此外，古代一度有人誤認為神魔小說《西游記》為丘處機所作。查洪德表示，《西游記》的作者不是丘處機，但《西游記》在創(chuàng)作與流傳中與全真教關系密切。

　　《西游記》作者是丘處機？

　　翻開《全遼金元筆記》第一輯的目錄，可以看到其中收錄了《焚椒錄》《長春真人西游記》等遼金元時期筆記文獻43種。而《長春真人西游記》和《西游記》是否有關，是一個有趣且復雜的問題。

　　“長春真人是金元之際著名全真道士丘處機，他應召遠赴西域大雪山覲見成吉思汗講道，隨行弟子李志常將他這一經歷詳細記錄，編撰成一部行記，即《長春真人西游記》。《西游記》是神魔小說，現(xiàn)在一般認為是吳承恩所作。”查洪德說。

　　兩書原本風馬牛不相及，但卻一度莫名其妙地攀上了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有人說《西游記》的作者是丘處機。查洪德認為，這源于清朝初年的一次“作偽”，作偽者是汪淇，他與黃周星合作，將《西游記》命名為《西游證道書》(全名《古本西游證道書》)，加以評點刊刻，偽造了一篇元代詩文宗主虞集的《西游記序》放在卷首。

　　這篇序言中說，有位衡岳紫瓊道人，拿了一部書稿請虞集作序，說該書是“國初邱長春所纂《西游記》”。成書于明代的《西游記》，作者就這樣變成了丘處機。其實，不僅《西游記》的作者不是丘處機，《長春真人西游記》的作者也不是丘處機。

　　那么，是不是《西游記》與丘處機就毫無關系呢？查洪德說，間接的、深層的關系還真能找到。著名學者陳洪曾進行過考證，從總體上考察了《西游記》與道教全真派之關系。

　　“比如小說中引用了若干全真教徒創(chuàng)作的詩文；使用了大量的內丹修煉術語等等。”他解釋道，“這些都說明，《西游記》在創(chuàng)作與流傳中與全真教關系密切。”

　　筆記故事中的佳話

　　“遼金元筆記”數(shù)量較多，堪稱一座資料寶庫。元代筆記多為文人著意撰著，直書無隱，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散落其間。比如，《和林廣記》已佚，但仍有一些佚文保留在其他文獻中。

　　宋濂的《蘿山集》中說：“《和林廣記》所載：極西北之國曰押剌者，土地卑吉濕，近海，日不沒，無昏夜，日唯向北轉過便曙。”據推測，這應該是關于北極“白夜”很珍貴的記錄。

　　此外，元代的世風、士風接近“魏晉風流”，文人們或雅集詩酒自娛，或相約逍遙山林，一些趣事亦傳為佳話。

　　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記載了與文章宗師姚燧有關的一則故事，題目叫《玉堂嫁妓》。彼時，姚燧是翰林學士承旨，有一次在翰林院設宴，歌妓羅列。

　　“其中有一名歌妓，風度秀麗嫻雅。姚燧便把她叫到跟前，詢問出身來歷，才得知她是宋代大儒真德秀的后人，不幸被賣入娼家。”查洪德說，得知內情后，姚燧就派人向丞相求情，想恢復她的良人身份。

　　丞相應允了，隨即命令教坊司為她除名。姚燧對身邊一位小吏黃 說，將這位女子嫁給他做妻子，“我就是她的父親。”黃 欣然從命。這件事在京城傳開，一時成為文壇盛事，還有人寫詩贊頌。

　　哪些文獻可以入選？

　　《全遼金元筆記》是一部大型斷代筆記叢編，具有獨特的價值。比如，通過這些筆記，人們可以進行多視角觀察，才可能對當時的宋遼、宋金、宋元關系得出比較客觀、全面的認識。

　　“單部筆記亦有特點。讀金代中期王寂的《遼東行部志》《鴨江行部志》，感受到的是儒雅風流。這也許會大大改變人們對金代社會與文化的認知。”查洪德說。

　　此外，還有為數(shù)不少的域外地志、西北行記，多是前代所不曾有。元人游前人不曾游之地，入前人不曾入之境，其中的異域感受和異域想象，新奇而特別。

　　在具體工作中，查洪德發(fā)現(xiàn)，該套叢書的編纂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界定“筆記”這一概念和收書范圍。

　　“可以這么說，筆記是隨見隨錄，隨手記錄或摘錄，不具備嚴格體例，非系統(tǒng)性，非有嚴密體系的著述。”他說，學界對此雖有基本共識，但具體到某一部書，往往還是會出現(xiàn)相當大的分歧，只能見仁見智，各持己見。

　　由于要給“筆記”劃出絕對清晰的邊界很困難，因此，查洪德和編纂團隊只能依據遼金元三代筆記文獻的具體情況，按照自身對筆記的理解，從寬掌握，確定入選書目，“編纂工作的其他方面，有比較嚴格的凡例。所有這些問題，都愿意接受學術界同仁的批評和建議。”

　　未來或繼續(xù)修訂

　　就整體規(guī)模而言，《全遼金元筆記》計劃匯編、點校現(xiàn)存能搜集到的全部遼金元三代筆記文獻，依撰者生年為序統(tǒng)編，分4輯陸續(xù)出版，每輯10冊，其工作繁復程度可想而知。

　　此外，該書所收筆記凡有一定規(guī)模之作，整理者均撰寫一篇提要性點校說明，內容包括撰者小傳、成書情況、所用底本與校勘概況，以及其他需介紹之情況，并搜集了歷代學者的序跋、題記、敘錄等有價值的文獻，供學界研究。

　　不久前，看到《全遼金元筆記》第一輯順利出版，查洪德高興中摻雜著一絲緊張，“在整個編校過程中，項目團隊與編輯團隊認真對待每一部筆記和每一個問題，盡己所能做到最好。”

　　他說，書稿編纂期間的交流，更是頻繁且細致，有時僅僅是一個字、一個標點、一條校勘記，就反復商討，查找依據，共同確定。

　　“但筆記整理難之又難，問題和失誤幾乎無法避免。”查洪德說，“我們愿意在出版后繼續(xù)修訂，希望得到學術界的批評指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