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飛速變化的媒介

　　——訪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胡泳教授

　　【專家訪談】

　　從紙質書到電子書，書的媒介形式一直處于進化中。我們該如何看待飛速變化的媒介？記者就此話題專訪了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胡泳教授。

　　記者：電子書、有聲書，短視頻、直播……進入移動互聯時代，新媒介、新事物、新現象更迭的速度越來越快，潮流是否有周期性和規(guī)律性？

　　胡泳：很多事物都有它的流行周期，比如固定電話當年也是新的流行事物，很多人會為家里裝上一部電話而自豪；到了“大哥大”時代，固話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到現在，手機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再發(fā)布何種新品，都不會被當作新奇的工具了。技術在變，時代的流行趨勢也在變，所以我們不能以一種固化的眼光看待技術，而是要以動態(tài)的觀點觀照所有的這些現象。

　　那么，回到電子書這個問題上，電子書、有聲書、短視頻、直播這些東西在廣義上都是技術，狹義來說就是媒介，媒介其實也是技術的一種。我們同樣要以一種動態(tài)的眼光去看待“書籍”這個媒介。書籍是流行很久的一種媒介，以往我們對書籍的認知包括印刷、墨香、翻頁的沙沙聲、固定的裝幀等等，而隨著技術與渠道的不斷變化，書的形式也發(fā)生了變化——現在我們對書的認知已不止于此，從紙張到電子屏，時代給書籍增加了新的特色。電子書是大眾化的，而印刷書則是精英范的。電子書是實用品，而印刷書是奢侈品。電子書以消費者為中心，印刷書以生產者為中心。電子書的體驗是動態(tài)的，印刷書的體驗是穩(wěn)定的。我們進入“讀屏時代”，即便印刷書和電子書共享相同的內容，它們依然會反映截然相反的媒介格式。循著這種變化的眼光大膽設想一下，未來，是不是除了傳統(tǒng)出版社外，游戲商也可以來開發(fā)書籍？圖書的盈利模式與工作流程以及相關產業(yè)可能都會發(fā)生變化。

　　書籍不會死亡，也不會終結，但書籍總是需要重新定義，持續(xù)創(chuàng)新是沒有終結的。它總是會以一種新的方式服務新的讀者群體，用流行的媒介去適應新的時代。

　　記者：那么，對這些“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媒介形式變遷，我們應該持怎樣的態(tài)度？

　　胡泳：我們對于所有的媒介都應該有這樣一種態(tài)度：一種媒介被創(chuàng)造出來后，是不太可能完全消失的，它會被重新利用和重新想象。

　　媒介研究存在兩派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斷裂史觀”，另一種是“延續(xù)史觀”。“斷裂史觀”強調新媒介與舊媒介存在巨大鴻溝，新媒介的出現會引發(fā)新的革命，會推翻有關舊媒介的一切，舊媒介將被徹底并入新媒介的軌道。這種“斷裂史觀”給我們的感覺是舊媒介很落后，新媒介總會取代舊媒介。而“延續(xù)史觀”則傾向于看到歷史的延續(xù)，指出新舊媒介互為交織的復雜性，強調媒介更迭中的回歸、創(chuàng)新與共生。

　　就這些年的媒介變化來看，可以發(fā)現，媒介確實是遵循著“延續(xù)史觀”的規(guī)律。我的著作《媒介：回歸與創(chuàng)新》，書名本身就在體現“延續(xù)史觀”，媒介有的地方是回歸的，但有的地方的確是創(chuàng)新的。比如廣播與電視的關系，電視流行于廣播之后，但廣播作為第一種電子媒介，早已把現在電視上我們熟知的各種樣式創(chuàng)造出來了——從廣播新聞到電視新聞，從廣播對話節(jié)目到電視脫口秀，從廣播劇到電視劇。但新媒介總有其創(chuàng)新之處，廣播只有聲音，電視則既有聲又有光。所以，電視出現后，廣播就對自己進行了重新定位——回歸音樂、側重移動性與伴隨性，由此出現了音樂臺和車載廣播。

　　一個新技術到來后，原有技術并不一定會消失，而是會在新技術的沖擊下重新定義自己，在新的媒介生態(tài)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記者：2023年，基于AIGC技術的人工智能的出現引發(fā)了巨大關注，尤其是在內容行業(yè)，您認為，這些基于AIGC技術的人工智能將會產生什么影響？

　　胡泳：基于AIGC技術的人工智能出現后，大家的確被它震驚到了。它一定會對內容生產和傳播產生無可回避的影響，但我們也不能盲目夸大這種大語言模型對內容生產的沖擊。沖擊是存在的，但是沖擊的是什么？在內容生態(tài)中，AIGC技術到底會解決什么問題，哪些問題是它無法解決的？

　　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它會減少內容生產中的人力投入。它已經從單純的理解語言走向了理解圖片與視頻，它可以把你給予的提示輸出成多媒體，甚至幾秒內就可生成幾千條內容。所以，我們可以把很多程式化的工作交給人工智能，這樣可以在提升效率的同時減少人力投入。

　　另一方面，我認為，人工智能不太可能成為真正的原創(chuàng)者，它的內容生成方式是通過對大量的文本數據進行挖掘，用統(tǒng)計學來推斷出問題的答案。所以，嚴格來說，它生成的內容并不是原創(chuàng)，而是對已有文本的再加工。那么，當我們需要真正的原創(chuàng)內容時，只有人類才具有這種原創(chuàng)性。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真實性也有待考究，“人工智能幻覺”就是指人工智能產生的答案是錯誤的，但它會將它提供的答案偽裝成很權威、很正確的樣子。最近使用過人工智能機器人的人就遇到過這種情況，它會編造文獻、編造作者，甚至編造作者壓根沒寫過的內容。未來，人工智能機器人一定會替代“偽專家”，但不能破除真專家。從這個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內容生產是存在缺陷與漏洞的，它需要人們調動主觀能動性與原創(chuàng)性去進行甄別。

　　記者：如今，人工智能不僅能為用戶提供咨詢服務，甚至還能寫詩、作畫，您認為，人工智能會不會替代文藝創(chuàng)作者？用戶和創(chuàng)作者應該如何應對？

　　胡泳：人工智能出現后，內容創(chuàng)作者確實存在一種“被替代的恐慌”。我認為，在整個知識生產過程中，創(chuàng)作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協助內容創(chuàng)作、提升創(chuàng)作效率，人工智能將會成為一種“寫作助手”，替代一些自動化、模式化的工作。但這并不是說可以將知識生產這項工作完全交給人工智能。現階段，人工智能在原創(chuàng)性與資料的真實性方面仍未超越人類，機器遠達不到人的原創(chuàng)力。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可以幫助我們完成一些級別較低的任務，讓人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投身到更擅長的事情，這就是人工智能對我們的意義。

　　所以，回到“延續(xù)史觀”，人與機器應當是相互補充幫助的關系，而不是取代與被取代的關系。人工智能所要做的不是模仿人類、成為人類，而是應當專注于增強人類的能力，這是它真正的價值所在。

　　就目前的技術而言，人工智能是不能替代人類進行文藝創(chuàng)作的。一方面，從內容上看，它缺乏原創(chuàng)性，它所生成的內容，都是基于已有的人類文本而進行的模式化、套路化的創(chuàng)作；其次，基于這種“文本的過時性”，它對一些新的議題是無能為力的；再次，它無力處理復雜的議題，比如宗教和政治的議題。另一方面，它還存在算法限制，一些人工智能本身內置了一定的界限，而它的訓練數據也無法擺脫偏見，這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其內容的客觀性，所以人工智能背后仍需要人——有鑒別力的人。

　　今天，每一個寫作者仍需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某一天，人工智能是否會超過我的寫作水平？其實，人工智能就像一個反向的圖靈測試。圖靈測試是人類去檢測機器在多大程度上像人類，而反向的圖靈測試是說，也許是我們人類通過使用人工智能，來測試自己具備多少專屬于人類的創(chuàng)造力。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人工智能的出現是讓人的歸人，讓機器的歸機器。技術應當引發(fā)人們去思考“何以為人”這一命題，也應當激發(fā)創(chuàng)作者思考自身創(chuàng)造力的問題。未來，在文藝創(chuàng)作上，人工智能將會追趕著創(chuàng)作者去不斷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光明日報 記者 陳雪 本報通訊員 鄧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