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紅俠（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日前，浙江小百花越劇院新編歷史劇《蘇秦》作為“新時代舞臺藝術優秀劇目展演”劇目、“文旅部歷史題材創作工程項目”入選作品演出于北京天橋藝術中心。《蘇秦》以嚴肅的歷史意識和當代視角對元雜劇以來傳統戲曲中蘇秦這一人物形象進行了重新塑造，剝去其為功名利祿而奮斗的形象色彩，將其作為縱橫家因而崇尚以權謀之術謀取功名利祿的傳統形象重構，突出他舍棄個人功名利祿之小“利”而追逐以民為本的天下大“義”的轉變。此劇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故事中挖掘尋找創作資源，講述歷史故事，意在回溯文化根脈與中國價值，是對傳統文化資源與歷史資源的當代價值的創造性轉化，更是浙江小百花越劇院以精品意識和藝術質量為創作立場所完成的一次院團演劇風格的自我更新，是“雙創”理論在戲曲創作與演出領域的一次典范性實踐。

　　《蘇秦》所呈現的風云激蕩的戰國時代，是民族統一前夜政治與軍事斗爭的階段，也因此是由于尋求新思想、新秩序而探索和進步的時代，因群雄逐鹿而留下英雄傳奇，也因社會變革催生百家爭鳴。以蘇秦和張儀為代表的縱橫家崇尚權謀之術推行遠交近攻，他們政治主張的目的是為盟主或者盟國帶來利益，而他們自己也在攀爬權貴階梯的過程中實現著前倨后恭與封侯拜相的野心，傳統的蘇秦形象正是如此。然而，提倡權謀與利益至上的縱橫家最終被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所推崇的“義利觀”所取代，“義在利先”“見利思義”一直到“舍生取義”，“義”取代了“利”成為支撐民族統一和社會新秩序所需要的道德倫理，成為千載之下民族精神的主旋律之一。越劇《蘇秦》的文本進行人物形象重構的起點和意義正在于此，展現個體如何被先秦那個熱血時代的剛健清新與生生不息所熔鑄和變革，更是以藝術的方式激活傳統文化資源，提供民族情感的凝聚力與價值引領。

　　作為士子精神的承載體，蘇秦承載著他的時代奠定的延伸至身后千載的“三不朽”價值，而這正是民族文化傳承的價值體系、精神信仰和道德標準。蘇秦的死是決絕而動人的，舞臺的光影中，看到了千載之下士子精神的意氣縱橫。這樣的形象重構背后潛藏著劇作家的家國意識，這樣立意深沉的作品更是當下劇壇所需要的。在當下的戲曲創作格局中，王宏創作的戲曲作品影響力與日俱增，對舞臺創作原則的熟悉和對戲曲規律的尊重是技術層面上的原因，但更具有重量的是，他有憑借任何故事完成價值表達的能力，他的筆下有人物受盡委屈之后的堅持，有窮途末路之際知其不可為之而為之的膽識，有批判性的反思和潛藏的詰問，大氣象中總有小細節可以使觀眾走出劇場后以回味定品位。

　　《蘇秦》的舞臺展現了浙江小百花越劇院一次藝術創造意義上的自我更新，更是越劇舞臺審美風格的一次改觀。越劇劇種的審美主體是婉約細膩的，20世紀30年代以來經由女性觀眾群體的審美訴求而形成。越劇所擅長的是情感的抒發與放大，具有陰柔纏綿的氣質與風格。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作為浙江省唯一省級專業越劇團體，浙江小百花以《西廂記》《陸游與唐婉》等“詩化越劇”的創作實踐形成了獨特的院團發展路徑與院團風格。“詩化越劇”成就的不僅是茅威濤那一代演員的卓越表演，更是形成了越劇獨特的現代戲曲形態。而《蘇秦》的橫空出世，一改以往劇種氣質的溫柔婉約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恢宏莊重的歷史氣象與激昂陽剛的舞臺美學風貌。開場時十余個女演員頭戴青銅面具進行的集體鼓舞、蘇秦刺股時天幕上出現的猶如以血畫成的老樹枝干的線條、代表六國相印的六面旗幟從舞臺上方垂下直接形成的壓迫感，抽象化而又具有沖擊力地展現了全新的舞臺視覺享受。

　　這一次蔡浙飛飾演的蘇秦，完全走出了對茅威濤的“酷似”，而是有了鮮明而強烈的個人風格。越劇女小生蔡浙飛也因為蘇秦這個人物拓展了表演的邊界，流派表演的特點并沒有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作為第29屆梅花獎得主，蔡浙飛是一個表演風格成熟的藝術家，但她顯然沒有過度執著于個人風格的表現，而是一切從蘇秦這個人物出發，一切藝術手段服務于舞臺形象的塑造。蔡浙飛身上具有武生的功底，因而塑造男性角色更能具有陽剛之美，具體到蘇秦這個人物時，她突出的是堅毅執著，而不全是經由陸游和張生一類書生形象所確立的儒雅飄逸。劇中“刺股”一段，為表現蘇秦的決絕堅定所使用的大開大合狀態的身段動作，都是越劇女小生的表演形態中前所未有的。而楊小青導演，從一開始就將《蘇秦》定位于“史詩劇”，雖然劇作表現的時間跨度未必有史詩的容量，這種定位更多是在形容她想要追求的舞臺氣息——恢宏悲壯。可以說，《蘇秦》拓展了越劇女小生的行當表現力，更拓展了越劇劇種的發展格局，院團和演員都通過這部戲的實踐得到了提升和發展。

　　總之，越劇新編歷史劇《蘇秦》有著明確的創作訴求，以藝術的方式激活傳統文化資源，提供民族情感的凝聚力與價值引領，而這一切都以舞臺實踐的方式給予著回答。感謝浙江小百花越劇院以打造文藝精品的創作態度完成了這部作品，作品體現了創作態度與創作實力，更體現了新時代文化浙江建設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