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發布一個重大消息：武王伐紂的時間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這個時間的確立從西漢學者劉歆的考證算起，已經過去了2000多年。

　　這一切，要從青銅利簋的發現說起。

　　出土利簋記載“武王伐紂”

　　1976年3月，陜西省臨潼縣零口公社農民搞水利建設時，于一處周代遺址的窯藏中發現一件帶銘文的青銅利簋。讓人們震驚的是，上面赫然記載了“武王伐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是迄今為止發現的直接記述這一歷史事件的唯一古文字材料，為人們確認商周分界時間提供了最為關鍵的物證。

　　“武王克商”和“牧野之戰”是中國商、周的時間分界線，歷來被視為夏商周年代學的關鍵，由西漢末年學者劉歆最早開始探索。

　　武王克商，是指周武王姬發帶領周與各諸侯聯軍起兵討伐商王帝辛(紂)，最終滅商建周的歷史事件；牧野之戰，是周武王聯軍與商朝軍隊在牧野(今河南省淇縣南、衛河以北，新鄉市附近)進行的決戰。

　　確認武王克商(滅商建周)時間之難，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傳世典籍證據不足。如，關于西周共有多少年這個問題，戰國到南北朝的相關文獻，涉及《左傳》《孟子》、古本《竹書紀年》、今本《竹書紀年》《史記·魯世家》《世經》等，推算出西周積年差距200余年至300余年不等。

　　二是學者大多為個人專長研究。如，西漢末年學者劉歆依據古本《竹書紀年》推算西周建立為公元前1122年，梁啟超推算為公元前1027年，天文學家盧景貴提出為公元前1046年。

　　三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沒有形成合力。就在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伊始，梳理不同學科有代表性的結論達40余種，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上下相距達112年。

　　在近年的探索中，諸多科技手段被運用到研究中。如，用常規法和AMS法(一種高精度測量放射性同位素比率的技術)對豐鎬遺址(位于陜西省西安市)地層中采集的系列含碳樣品做了碳-14年代測定。同時，還用碳-14年代測定商后期的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陽市)系列、西周的琉璃河(位于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鎮董家林村)系列和天馬—曲村(位于山西省臨汾市曲沃縣曲村)系列。

　　專家們還對殷墟甲骨文賓組卜辭中5次月食的年代進行認證和計算，得出武王克商年代范圍應在公元前1050年—1020年之間。最終，通過對天文的推算，專家們將武王克商的年代確定在公元前1046年。

　　利簋彰顯“天人合一”思想

　　簋，流行于我國商至春秋戰國時期，主要用于放置飯食，是古代盛裝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商周時期，簋除了作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也是重要的禮器，在宴享和祭祀時，簋以偶數與列鼎配合使用。

　　這件帶方座的青銅利簋只見于西周早期，數量很少，無器蓋。上為圓體，下為方體，整體造型表達出“天圓地方”的理念。

　　天與圓象征著運動，是六十甲子一般周而復始的天時；地與方象征著靜止，是東南西北的方位和地勢。“天圓地方”實際是“天之道”與“地之道”的統一，彰顯“天人合一”的思想。

　　青銅利簋的造型典雅、厚重、莊嚴、雄偉，其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紋飾以饕餮紋為主，呈現出一種威嚴感與獰厲之美。

　　青銅利簋的鑄造采用先鑄造器體或附件，然后將兩者接鑄的分鑄法，較多承襲商代遺風。礦石為孔雀石，燃料為木炭，所用陶坩堝又稱“將軍盔”，一次能熔銅12.5千克。將熔銅液澆注到事先做好的陶制模范內，冷卻后便可成型。

　　“利”用周王所賜吉金鑄簋

　　“武王克商”和“牧野之戰”宣告商朝的滅亡，周朝登上歷史舞臺。此件青銅利簋銘文共4行、33字，記載了這一歷史事件：

　　武王征商，惟甲子朝，歲鼎，克聞，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錫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

　　這段銘文大意是：武王伐商，在甲子這一天凌晨，歲星當頭。(戰斗到) 次日天明，攻下商都。辛未日(甲子日后七日)，武王駐扎闌這個地方，賞賜主知天道的史官“利”(人名)吉金(銅)。“利”用這些銅鑄造了這個簋來紀念祖先檀公。

　　青銅利簋銘文透出三條重要信息：

　　一是記載了“牧野之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惟甲子朝，歲”，可以想象，當時甲子日，歲星中天，這正是周武王在商郊牧野作《牧誓》演說，發動總攻的時刻。《尚書·牧誓》對利簋銘文進行了印證：“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次日天明，攻下商都，也證實古籍中所載“戰，一日而破紂之國”。利簋銘文和文獻、天文條件等信息契合。

　　二是專業史官記載了牧野之戰。牧野之戰是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先發制人的著名戰例，也是我國古代車戰初期的著名戰例。鑄造此簋的“利”職務為“右史”。《左傳》哀公元年和《國語·周語》都曾講到周人史官主知天道。“克聞”的“聞”意為報告，是說見歲星中天而上報武王。學者李學勤認為，“這正是右史利立功獲賞的原因”。

　　三是此簋的主人為“利”。這是目前發現的我國西周時期最早的署名青銅器。“利”用周王賜的吉金鑄造此簋，作為禮器祭祀祖先，說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理念已傳承到周朝，并發揚光大。“祀與戎”對后世中國禮樂文明和儒家文化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夏商周斷代的紀年“坐標”

　　“武王克商”的時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一時間是夏商周斷代的紀年“坐標”。如，要得到商后期王年時間：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盤庚(遷殷后)、小辛、小乙在位共50年，為公元前1300—前1251年；武丁在位59年，為公元前1250—前1192年；帝辛在位30年，為公元前1075—前1046年。

　　我們還可以將商前期年代框架大致推定如下：商代始年為公元前1600年左右，仲丁遷隞為公元前1430年左右，河亶甲居相為公元前1405年左右，祖乙遷邢為公元前1403年左右。再往上，對夏的始年基本年代構架可估定為公元前2070年。

　　以上得到的夏商王年的大致情況與文化各期的測年結果大體吻合。因此，青銅利簋的發現，為深入研究我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樣本。相信順著時間軸線向歷史深處的不斷拓展，專家們或將會有更多的重要發現，帶給人們更多的驚喜。

　　作者簡介：

　　翁淮南，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