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15日電 題：在故宮鐘表館聆聽文明交融的回響

　　中新社記者 董婧佳

　　1601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向明朝萬歷皇帝進獻了大小兩座自鳴鐘，機械鐘表的嘀嗒聲第一次在中國古代宮廷中響起。此后近300年間，自宮廷至民間，作為中西方文化、科技、經濟交流交往的“第一使者”，鐘表幾乎無可替代。

　　位于故宮博物院南群房區域的鐘表館，展陳著清宮留存下來的中外鐘表。故宮現藏的1500余件鐘表多制作于18世紀至20世紀初，正是歐洲鐘表制造業黃金期。這些鐘表既有歐洲名家之作，也有出自清宮和廣州的精品，其數量之巨、質量之精、覆蓋地域之廣、跨越年代之久，堪稱世界博物館鐘表收藏之最。

　　“西方對時間的認知是物理學的，對精度的追求一直是他們的基本目標，這催生了機械鐘表的誕生。”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郭福祥說，但中國古代的人們多通過具體情境來感知和表述時間，如“日上三竿”“一炷香的工夫”。“當看到這么小的人工制品還能自動精準報時，對于習慣模糊性計時的中國人來講，這種驚奇和心動是可想而知的。”

　　據利瑪竇記載，萬歷皇帝對兩座自鳴鐘非常珍愛，特意為大鐘建造鐘樓，安裝在御花園，小鐘從不離身。

　　利瑪竇的到來也開啟了中國宮廷對鐘表技術的研學。自清順治帝至嘉慶朝初期，有記錄的在清宮從事鐘表制作的外國傳教士就有十幾位。康熙時期設立自鳴鐘處，統轄鐘表制作、修理等，雍正晚期又成立專門的做鐘處。

　　“清宮‘御制鐘’是集宮廷、皇帝的審美意趣和西方鐘表技術于一體的文化融合產物。”據郭福祥介紹，乾隆時期鐘表收藏和制作達到鼎盛，當時做鐘處擁有百余工作人員，所制鐘表的數量和質量都是巔峰。

　　現展于鐘表館中的更鐘是清宮鐘表的一個重要發明。“它的外形、雕刻就是一個中國傳統建筑的微縮，中間的大表盤跟西方的一樣，有羅馬數字、時針、分針，在上面還有節氣盤和時間盤，到了晚上可以調節成打更模式。”郭福祥說，更鐘將中國傳統的夜間打更計時方式和西方的24小時計時制結合在一起，是清宮對世界鐘表制造的一個重要貢獻。

　　縱觀鐘表館陳設，可感知18至19世紀中國與世界文化、貿易的互動。18世紀進入中國的多為英國鐘表。到了19世紀，瑞士和法國迎頭趕上，不僅依中國審美設計樣式，打造專銷中國市場的“大八件”機芯，30多種歐洲品牌甚至直接采用中文商標。

　　“鐘表館是故宮唯二需要單獨收費的展廳，足見其特別。”故宮博物院原常務副院長李季說，故宮館藏鐘表多是融東西方元素于一身，古今中外人士都能欣賞。“我記得法國盧浮宮館長來故宮參觀時，一到鐘表館眼睛立刻亮了，遠遠超出預計時間。還有我們在修復時可能更多關注的是技術，但是英國專家一聽，就說這是亨德爾的曲子，這就是文化的交融。”

　　“在通過齒輪等活動機械實現表演功能方面，中國的技藝甚至比西方還厲害。”國家級非物質文化古鐘表修復技藝傳承人王津，眼下就在修復一座廣州制鐘表的滾球功能。這是一對鐘表中的一座，另一座由故宮第一代鐘表修復師徐文磷修復。

　　徐老先生正是最后一代供職于清宮做鐘處的工匠，得益于他的傳承，鐘表修復技藝成為唯一在故宮綿延下來沒有斷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2016年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后，這項“宮中秘技”被更多民眾知曉，“很多年輕人主動投來簡歷”，王津笑著向記者介紹“壯大”的修復團隊，有學習珠寶鑲嵌的研究生，也有留學歸來的機械設計人才，王津的大徒弟亓昊楠如今也帶了兩個徒弟，將這項非遺技藝傳承至第五代。

　　“許多人認為乾隆好收藏是欲望使然，但其實不盡然，這背后隱含著政治話語的表達，唯有清平盛世才能使天下珍寶得以聚攏。”郭福祥說，但乾隆的表達方式也帶來了誤解。

　　18世紀末，英國馬戛爾尼使團曾為乾隆獻上一臺代表歐洲最先進科技的豪華天文地理音樂鐘，但乾隆表現得“很不感興趣”。“其實乾隆非常重視這座大表，親自安排包裝、做標簽、在哪里展示……”郭福祥說，“正是這種里外不同的態度誤導了當時的西方人包括國人，西方就覺得中國人不重視科學。”

　　西洋鐘表為中國人帶來的不僅是一項技術轉移，更是時間計量觀念的轉變。清末，小時、分鐘已是國人常掛嘴邊的詞匯，更遑論在宮中，大自鳴鐘早已是和銅壺滴漏分列交泰殿東西兩側的重要禮器。

　　19世紀末，更加提倡樸實生活方式的嘉慶皇帝親政當年就表明了“朕從來不貴珍奇，不愛玩好”的態度，宮廷鐘表的采辦由此驟減，民間成為中國鐘表消費的新主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