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聲（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世界史教研室副主任、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核心觀點

　　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既來自于中國傳統文化追求和平、和睦、和諧的理想，也來自于馬克思主義追求人的和平相處與自由發展的理想，還來自于中國共產黨立足“兩個結合”追求中國與世界和平的偉大實踐，因而具有內生性、穩定性、傳承性等特征，不僅為人類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國價值、中國精神，更為世界的和平實踐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更加自覺地從歷史、文化、文明的維度深化對和平的理解，更加自覺地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建構中國的和平話語，提出“和平”是中華民族的基因、是全人類共同價值之一，并通過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積極推進文明交流互鑒、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從而使中國的和平主張與實踐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華文明的和平性也得到進一步光大。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既來自于中國傳統文化追求和平、和睦、和諧的理想，也來自于馬克思主義追求人的和平相處與自由發展的理想，還來自于中國共產黨立足“兩個結合”追求中國與世界和平的偉大實踐，因而具有內生性、穩定性、傳承性等特征，不僅為人類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國價值、中國精神，更為世界的和平實踐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對于和平的理解與向往多有相容互通之處

　　中華文明是熱愛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諧的文明。早在先秦時期，中國人已孕育出愛好和平的情感信念，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學說。比如，儒家主張仁者愛人、以和為貴；道家推崇道法自然、無為無爭；墨家強調兼愛相利、非攻尚同；甚至連以戰爭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兵家，也提倡上兵伐謀、非危不戰。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中國的和平觀進一步吸納了佛教等外來文明中的慈悲無諍、止暴戒殺等思想，并通過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途徑滲入到中國人民的生活之中，融入到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刻入到中華文明的基因之中。“和平”也由此上升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之一，塑造出中華文明“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協和萬邦”的處世之道。

　　正是基于對和平的堅定信念，無論是張騫通西域，還是鄭和下西洋，中國帶給世界的始終是和平與交流，而非戰爭與殖民。即使是在近代中國飽受欺凌的境況下，中國人民的和平信念也從未消退。正如孫中山所說：“蓋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啟戰爭”。中華文明的這種和平性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得到其他人類文明的感知與贊揚。例如，公元5世紀的亞美尼亞歷史學家摩西在其《亞美尼亞史記》中表示，中國人“民性溫和，不但可稱為和平之友，還可稱為生命之友”。近代英國哲人羅素認為：“如果世界上有‘驕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這個民族就是中國。中國人天生的態度就是寬容和友好”。

　　然而在清末民初之際，由于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文明的和平性一度被一些人看作是中國落后的根源，而西方文明推崇的“競爭”“戰爭”則被視為社會進步的標志。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歐洲國家之間的野蠻廝殺震撼了世界，這種弱肉強食的“進步”觀才遭到批判和反思，中國傳統的和平觀也因之再度得到重視與肯定，并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而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

　　馬克思主義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誕生的理論，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中出現的對外擴張、殖民掠奪等現象進行了總結反思，并從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等維度揭示了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追逐更多利潤和新市場而不斷發動戰爭的本質，呼吁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摧毀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徹底鏟除戰爭根源，實現真正的、持久的和平。盡管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在和平觀的背景起源、文化淵源、理論來源等方面存在不同，但彼此對于和平的理解與向往多有相容互通之處。這最終為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更新發展中國傳統的和平觀提供了可能，為中華文明的和平性走向現代、走向世界創造了條件。

　　使馬克思主義和平觀中國化，使中國傳統和平觀現代化，使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具有世界影響

　　中國共產黨從革命與戰爭中誕生，其和平使命是強烈的，其和平信念是堅定的，其和平主張是鮮明的。早在1922年，中國共產黨就在自己的綱領中明確把“和平”列為其奮斗目標：“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提出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深相結合”，并自覺使用兩者的思想資源構建和平主張，指導和平實踐。例如，毛澤東在《矛盾論》《論持久戰》等著作中，通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以及吸收中國傳統的兼愛非攻、以戰止戰、世界大同等思想，深入思考和平與戰爭、革命之間的關系。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分析說，“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是為了“永遠消滅戰爭的條件。”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進一步把中國的和平與世界的永久和平聯系起來，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從抗日戰爭末期到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還多次引用孔子的“和為貴”一語，指出“和平”是中國唯一的出路，并宣稱“保持世界和平”是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倡議聯合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爭取人類永久和平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繼續把馬克思主義和平觀與中國傳統和平觀相融合，并根據冷戰的國際局勢，圍繞主權獨立平等、反對霸權主義、革命與戰爭等問題，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和平主張與實踐，包括“求同存異”方針、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三個世界”理論，不僅有效維護了中國自身和平，也為推動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后來為世界多數國家所接受，被載入一系列重要國際文件，成為國際社會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馬克思主義更新了中國的和平觀，延續發展了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毛澤東多次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聲明：“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

　　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緊扣“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繼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以及中國傳統的和合、和諧、兼愛、互利等思想，探索研究和平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建立新的國際關系和秩序、走和平發展道路、構建和諧世界等主張，并積極發展同其他國家的關系，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著力通過促進中國與世界的共同發展來推動人類社會不斷走向和平、和睦、和諧。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更加主動地使用“和為貴”“和而不同”“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概念來表達中國的和平主張并賦予其新的含義，為世界的和平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與準則，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和平觀更加中國化，使中國傳統和平觀更加現代化，使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更加具有世界影響。

　　使中國的和平主張與實踐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華文明的和平性也得到進一步光大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深刻把握“兩個大局”、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堅定文化自信、堅守文化本根、堅持“兩個結合”，更加自覺地從歷史、文化、文明的維度深化對和平的理解，更加自覺地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建構中國的和平話語，提出“和平”是中華民族的基因、是全人類共同價值之一，并通過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積極推進文明交流互鑒、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從而使中國的和平主張與實踐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華文明的和平性也得到進一步光大。

　　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的演講中談到中國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提出“和平”是中華民族的基因。這一觀點不僅凸顯了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具有內生性、穩定性、傳承性等特征，還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中的雙重和平基因已有機結合并融入到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之中，更揭示了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絕非權宜之計，而是由歷史邏輯、文化邏輯決定的。2015年，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新理念，并把和平作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第一要素，向世界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對于和平的深厚情感與執著信念，為人類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國價值、中國精神。

　　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立足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共同體思想，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而不同”“協和萬邦”“天下一家”等思想，指出“文明交流互鑒”是促進世界和平的動力所在，“新型國際關系”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關鍵所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實現世界持久和平的前途所在，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從而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自我優先、均勢制衡、零和博弈、國強必霸、文明沖突等邏輯，為世界和平發展提供了新的文明理想與方向，為人類實現永久和平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這些新的和平主張與實踐，不僅再次彰顯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也證明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更預示著中華文明之光必將照亮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