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共同富裕，重在共同，也難在共同。既要覆蓋全體人民，一個都不能少，也要覆蓋全部區域，一塊都不能缺。

　　從全國范圍看，浙江是比較富裕的，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6萬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連續22年居全國第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連續38年居全國第一。

　　但在浙江省內，同樣存在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我們說浙江是“七山一水二分田”，地勢自西南向東北傾斜。這條線叫做“清大線”，它北起杭州市臨安區清涼峰鎮，南到溫州市蒼南縣大漁鎮。它也是浙江發展水平的一條分界線，因為線的兩側，東北臨海，西南靠山。山區26縣占浙江省45%的面積，卻只創造了不到10%的生產總值。這種差距，浙江把它總結為“山海”差距。

　　共同富裕既要高質量發展，也要高水平均衡，補上山區26縣“短板”就是浙江的突破口和關鍵點。早在20年前，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做出“八八戰略”決策部署時就提出，要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山海資源優勢，推動欠發達地區跨越式發展。怎樣把“山”的資源和“海”的優勢結合起來，這些年，浙江形成了一批來自一線的山海協作經驗，其中打造“飛地”平臺最具代表性。

　　打造產業飛地 念好新時代“山海經”

　　“飛地”，是指在行政上互不隸屬的兩個及以上地區，打破行政區劃界限，在特定區域合作建設開發各種產業園區。具體到浙江，“飛地”模式如何運營，效果怎么樣？飛地經濟從誕生到日趨成熟，又經歷了哪些？

　　一周前，位于寧波市這家公司搬進了新廠房，如今新設備調試完畢，已經正式投產了。從老廠房到新廠房，搬遷路不過5公里，卻是一次跨越300多公里的“牽手”。因為新廠房雖然地處寧波，但這塊地卻是寧波市鄞州區和衢州市衢江區共有。這個“共有”，正是浙江實施的“產業飛地”模式。為了促進山區26縣的發展，浙江要求“山海協作”中作為“海”的一方必須拿出一塊區位較好的土地來作為山區的“飛地”，雙方共同運營共同獲益。易田精工新廠房所在地，正是鄞州區和衢江區1501畝“產業飛地”的一部分。

　　這家從事高端裝備制造的企業，成立5年來，一直租用著一片不大的廠房。隨著訂單量不斷增加，擴大生產規模也變得越來越迫切。

　　唐建國：寧波地區都找不到土地，而且租用廠房也找不到。我們對廠房的要求也很高，我們層高是27米，行車是150噸的。因為產能要擴大，訂單在增加，很著急。

　　企業的困境在2019年有了轉機。當時，寧波鄞州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工作人員來到企業，向企業推介“飛地”政策。按照“產業飛地”的政策，由寧波鄞州提供用地，衢州衢江提供用地指標，雙方共同出資1億元注冊成立合資公司負責“飛地”運營，其中，鄞州方投資占股49%、衢江方投資占股51%。落地項目企業正常運營后，雙方還將按約定比例對稅收進行再分配，其中，鄞州得35%、衢江得65%，收益再次向衢江方傾斜。有了這塊產業飛地，讓工業發達、土地供應又緊張的寧波，可以留住企業。同時，鄞州的招商引資也變得更容易。

　　唐建國：得到這個政策的優惠，給我們的企業帶來很大的提升。年產值從1億元到3億元，從3億元到5億元，這樣把產能擴大。

　　產能上去了，企業效益自然也跟著提高。

　　園區內的另外一家新能源汽車零部件生產企業，2022年由寧波鄞州招引至這塊“飛地”。經過一年的經營，今年前4個月，就有近5000萬產值，全年銷售產值預計達到4億，占到母公司全年產值的五分之一。按照雙方目前的合作模式，寧波市鄞州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勵勇給我們算了一筆賬。

　　浙江省寧波市鄞州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 勵勇：4億元的產值我們按照5個點的企業稅賦率來算，有2000萬元左右的稅收，我們鄞州區的區所得部分在500萬元左右，按照我們的合作模式來計算，衢江方能分到300多萬元。

　　早在2003年，為保護千島湖生態環境，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提出，通過“域內保護、域外開發，拓展發展新空間”，支持淳安縣異地發展工業平臺，至此拉開了浙江省“飛地經濟”創新發展的序幕。經過10多年的發展，2021年，浙江提出“念好新時代的“山海經””，把“飛地”經濟作為創新發展的載體。如今，“山”和“海”都享受到了“飛地”帶來的發展和收益，然而作為浙江首創的“飛地”模式，政策最初實施起來卻不那么容易。

　　寧波市鄞州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 勵勇：當時后續的利益分成、出資的比例、人員的到位配比情況，一大堆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一些職能部門肯定是有分歧的，比如經濟部門，它看重的是項目的落地、經濟指標的產出；比如財政部門，它肯定要核算這個成本怎么回來。每個職能部門肯定會有各自的意見，導致這個項目我們一開始推進也很難。

　　難雖然難，但是“山”和“海”雙方都認為合作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正確方向，經過雙方政府的不斷磨合，“飛地”經營模式在實踐中不斷完善，讓山的那邊和海的這邊都逐步嘗到了合作的“甜頭”。

　　寧波市鄞州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 勵勇：這個“飛地”對我們鄞州的企業乃至寧波的企業都是非常有好處的，等于我一下有了1500畝土地可以用來開發建設，為我們寧波當地的企業發展和招商引資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對衢江來說，他們最關鍵看到的是后續的收益，第一時間項目落地后，他們后續馬上就可以產生收益，5年結束后，收益率還是相當可觀的。

　　三大飛地模式 創新發展富民強村

　　一塊產業飛地，整合了兩地的優勢資源。除了我們剛才看到的寧波鄞州和衢州衢江的合作，為了提升山海協作成效，浙江還建立市級的協作結對關系。比如，杭州市和紹興市支援衢州市，寧波、湖州、嘉興共同支援麗水。目前，浙江全省已經有78個這樣的飛地，山的一方叫“飛出地”，海的一方則叫做“飛入地”。

　　在模式上，如今，浙江探索出產業、科創、消薄三大主要“飛地”模式。

　　“產業飛地”以先進制造業為主，由浙江省統籌安排，由浙江省大灣區新區、省級高能級平臺等相關產業發展平臺，為山區26縣提供一塊不小于1平方公里的土地，“飛地”的建設用地指標由飛出地予以保障。

　　“科創飛地”同樣是鼓勵飛出地和飛入地開展聯合建設，入駐企業以科技初創型企業為主，孵化在飛入地，產業化在飛出地。

　　“消薄飛地”顧名思義，就是消除薄弱村。導向更為明確，就是要壯大飛出地的村集體經濟，促進農民增收，它主要以發展物業經濟、樓宇經濟等快速見效項目為主。

　　“飛地經濟”給浙江經濟薄弱地區輸送了源頭活水，接下來如何讓它們繼續發展壯大，浙江也有自己的辦法。

　　經濟薄弱村三年跨越追趕 如何做到？

　　杭州市余杭區的永安村，曾經是一個經濟薄弱村。但是短短兩年多，永安村的村集體經營性收入由2019年的73萬元提高到2022年的505萬元，農田每畝收益從555元提高到了5800元。這些變化，與一個人密切相關，就是這兩年村里新上任的“CEO”。村子里的CEO是做什么的，他怎么讓村子三年間產生這么大的變化？一起去認識這位鄉村CEO——劉松。

　　余杭區余杭街道永安村鄉村職業經理人 劉松：我叫劉松，來自安徽蕪湖，在浙江大學學的是農業技術推廣專業，我希望把我的專業知識用在鄉村，為鄉村振興做貢獻。

　　鄉村里為什么會有CEO？這來自于杭州市余杭區的一項創新舉措。

　　在浙江的鄉村，近年來雖成立了不少為助推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和農民增收的強村公司。但是很多村干部并不擅長經營，強村公司也打開不了市場。余杭區就開始廣發英雄帖，為農村招聘職業經理人，希望這些經營性的人才能助力鄉村集體經濟，富民強村。

　　余杭區余杭街道永安村黨委書記 張水寶：以前我們村在余杭街道村集體收入是墊底的，只有28.5萬元。

　　申請招聘的都是像永安村這樣的經濟薄弱村，張水寶說他心里想的是，已經墊底了，干脆就試試外來的和尚能不能念好經。就這樣，2020年10月，來自安徽的浙江大學高材生劉松，憑著此前多年的農產品企業運營經驗，成功應聘，當上了永安村第一任CEO。當時永安村集體經濟收入在余杭街道排名倒數第一，村里除了種地，幾乎沒有別的經濟收入。

　　余杭區余杭街道永安村鄉村職業經理人 劉松：種糧綜合成本的話在2200元每畝，綜合收入是2755元每畝，這樣的話一畝地的收益實際上只有555元。像我們這個地方因為有97%都是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的，這個很大地制約了我們開展其他的多種經營。

　　永安村的地只能種糧怎么辦？產業單一怎么辦？

　　劉松結合村里實際情況和當下人們喜歡的綠色生活方式，讓城里人和企業來認種土地。村里提供種養服務，產出的大米以及衍生品都歸用戶所有，用戶通過小程序就能隨時看到自己稻田的生長情況。為了擴大影響力，劉松還專門搞了一個“開鐮節”。2021年開鐮節當天，有4萬多名游客來到永安村，800多畝認種田當天就被認種一空。

　　劉松再次算了一筆賬，永安村每畝地的綜合收入從過去單純賣糧食的2755元提升到了8000元。刨去種糧成本，農田每畝收益從555元提高到了5800元，村集體經營性收入由2019年的73萬元提高到2022年的505萬元。短短兩年多，永安村從余杭街道的倒數第一變成了正數第一。

　　余杭區余杭街道永安村鄉村職業經理人 劉松：這個地方是原來的灌溉水源地，我們就是做了一些微改造，周邊的環境做了打造以后，我們把它做成小的露營地，吸引親子家庭。這個有兩個好處，一個是他們給我們場地費、策劃費包括活動咨詢費，這些都進了村集體的賬戶，可以為村集體增收。第二個是他們到這里來之后，吃飯各方面的消費都在我們的農家樂里面了，吃一頓飯，走的時候買點土特產帶回去，這個就是村民的增收。

　　看到自己家鄉的變化，這些年，永安村在外打工的年輕人陸陸續續回到村里。有辦研學班的，有開起農家樂、民宿的，也有把村里的非遺手藝重拾起來，做起非遺工坊的。如今的永安村，越來越多的新業態在這里發芽。

　　永安村的成功，讓余杭街道其他七個村看到了這種運營模式的好處。為了實現八個村抱團發展，余杭街道讓永安村牽頭成立一家強鎮公司。劉松也從強村公司CEO變成了強鎮公司CEO。強村公司的骨干們也紛紛到其他村子走馬上任，劉松給他們起了一個更加詩意的名字——“鄉村造夢師”。

　　余杭區余杭街道永安村鄉村職業經理人 劉松：其實我們國家不僅僅有一個永安，全國有無數個永安，都需要有能力、有想法、有夢想的年輕人過來，通過你們跟鄉村的雙向奔赴，實現你的理想，實現鄉村的發展。

　　專家解讀：如何看浙江在“共同”上做的努力？

　　浙江在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探索共同富裕的進程當中，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郝棟先生帶來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