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建民

　　陸游（放翁）之詩，與李白（太白）之詩有許多相似：清麗、暢快，亦豪邁大氣。據放翁自己說，他對太白作品頗熟悉，憑著這份熟識，我們大致可以認定，陸游寫作曾受到過李白影響。可或許因為熟識，陸游對李白詩作的不足，也比一般人看得深透。他在自己的“筆記”中，就對李白作了并不客氣的議論。

　　議論是由王安石所編詩集引發的：“世言荊公《四家詩》，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荊公之言。”王安石曾被朝廷封為“荊國公”，后人有稱其為“王荊公”。這里說王安石曾編輯有詩集《四家詩》，四家是杜甫、韓愈、歐陽修，李白。唐宋兩朝，真入王安石法眼者不過四人，夠苛刻。盡管入選頗為不易，可卻將李白排在最后。理由據說是：“太白詞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前兩句贊揚有限，后面批評說李白見識低下，理由是詩作十句有九句不離女人和喝酒。這幾句話刊載在一個宋代僧人的筆記中，據說出自王安石之口。可陸游有疑：這也許不是王安石所說，或者不是他說的意思。

　　針對傳聞的王安石議論，陸游加以辯駁：“（李）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除了部分樂府詩，李白的詩中，言及婦女的并不算多；他的詩涉及喝酒的篇章著實不少，可比起人們認可的陶淵明來說，李白也不是很過分的。

　　這兩方面的辯駁，陸游是有實際閱讀證據的。他認為有些人這樣議論李白，實在是因為不熟悉李白，隨意說辭：“此乃讀（李）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陸游的看法是：“《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李）白，當自有故。”王安石編輯《四家詩》（放李白為末尾），不見得是按照高低排列的；就算確實不喜歡李白，那也一定有其他原因。這原因在陸游看來：“蓋（李）白識度甚淺……”正是因為李白見識，度衡能力有限（甚淺）。這一層表面看是陸游代王安石說出，其實正是陸游的意思。

　　陸游確實熟悉李白的詩作。為證明李白的“識度甚淺”，他一口氣舉出多個例子：“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璋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云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這些詩作都不是李白特別有名的篇章，可陸游隨口舉證，可見他對李白詩作確實熟悉。這些詩句，表現的都是李白與權貴結交前后的得意情形。“二千石”為郡守一級官員的俸祿。昨日夜半大飲三百杯，可見是與一幫富足的友朋，明天又將去拜會郡守一類官員。好不愜意。“九重萬乘主”自然是帝王及皇宮，李白不隱晦自己對帝王得意的“揄揚”。“赤墀”為皇宮中紅色的臺階，“青瑣”應是刻有連瑣花紋并涂以青色的宮門，“賢”，能出入此地的官員。借著帝王面前的得意勁，轉臉言語戲謔可接近君王的官員。張狂不計后果之態，溢于言表。

　　“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璋紫綬來相趨”，這兩句前面的句子是：“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說自己有幸騎著高貴的“飛龍天馬駒”，陪著君王鑾駕在京城出入之后，那些王公大人們也把我放在眼里了，高官厚祿，身著“金璋紫綬”者都來向我靠攏。

　　“一別蹉跎朝市間，青云之交不可攀。”此詩前面有比照：“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人花亂飛。銀鞍紫鞚照云日，左顧右盼生光輝。是時仆在金門里，待詔公車謁天子。”在君王一派行進隊伍中，有我李白伺候左右，“左顧右盼生光輝”……不幸后來被“賜金還鄉”，落魄在噪攘的朝市中，不說君王，連高官也攀附不上了。

　　“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李白大約還在為自己那篇名文《與韓荊州書》得意。想當年自己頭頂高冠，腰佩雄劍，結交者，是荊襄地區一帶高官韓朝宗，即韓荊州。

　　由陸游舉例的這些詩句讀去，李白幾乎處處時時，一副沾沐天恩，得意忘形，借勢張狂模樣；一旦失勢，不屑又不得不與底層交往，卻心心念念，反復追懷，攀附向往心態，自我刻畫得淋漓盡致。陸游認為這些句子，充滿攀附權貴風習，見識是非常淺陋的。看來，陸游時代正直的知識人，是不屑于此等行徑的，因而他做出對李白的人格判斷，甚至影響到對其詩歌地位的安置。

　　此時陸游的判斷，表面是推測王安石排李白在杜甫、韓愈、歐陽修后面的理由，其實正表現著陸游自己的見解。陸游后面還有話：“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俱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李白詩集中這類文字還有很多，人們一般認為李白詩句豪邁清俊，所以并不過多在意這類作品的存在。陸游這樣說，確實指出了讀者對一個有名人物的評價情形：注重大體，忽略不足。

　　可陸游到底還是看不慣李白的攀附權貴的做派：“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親。’宜其終身坎壈也。”李白當時由一介布衣，當了個為帝王服務的虛銜官員。陸游以為，這有啥可以炫耀的？可李白卻馬上寫詩給他人，說先前笑話我是個“微賤者”的人，眼下又來與我攀親聯絡。對此做派，聯想李白的官場命運，陸游毫不客氣判斷：這等識見，正好對應了他一生坎坷困頓不順。

　　由此來看，至少在宋代，李白尚未成“仙”，未成為不可評議的角色。當然，從評論一方看，他們并非單憑好惡，任意臧否，而是舉例證據，讓事實說話，起碼陸游是這么做的。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2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