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8月21日電 美國政治評論員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 ）日前在《大西洋月刊》網站撰文稱，在美國這樣一個缺乏道德教育的文化中，一代又一代人在道德失語、自說自話的世界里長大。而這些因素使得在人口統計、經濟等方面加劇了美國的政治功能失調和民主普遍危機。布魯克斯指出，根本原因是美國在道德培養方面做的很糟糕！

　　布魯克斯表示，在過去的八年多時間里，他一直被兩個問題困擾著。首先是：為什么美國人會變得如此悲傷？抑郁癥發病率上升，以及因毒品、酒精和自殺而導致的絕望死亡人數上升，已經廣為人知。但其他數據也同樣令人擔憂。自 1990 年以來，說自己沒有親密朋友的人比例增加了四倍。超過一半的美國人說沒有人很了解他們。報告稱“持續感到悲傷或絕望”的高中生比例從2009年的26%飆升至2021年的44%。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美國人變得如此刻薄？布魯克斯最近與一位餐館老板聊天，他說他每周都要把一位粗魯或殘忍的顧客趕出他的餐館，而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一間醫院的護士長也表示，由于病人變得如此粗暴，她的許多員工都離開了這個行業。2020 年，美國仇恨犯罪上升到 12 年來的最高水平。至少直到最近，謀殺率一直在飆升，槍支銷售亦是如此，社會信任度也急劇下降。定義美國這個時代的詞匯充滿了威脅的氣息：陰謀、兩極分化、大規模槍擊、創傷、安全空間……

　　美國民眾陷入了某種情感、關系和精神危機，它加劇了美國的政治功能失調和民主普遍危機。它表現在多個方面，從人口統計方面來看，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是一個白人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但現在正逐漸成為一個更加多元化的國家，這一變化令數百萬美國白人感到恐慌。在經濟方面，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和不安全感讓人們感到恐懼、疏遠和悲觀。

　　布魯克斯認為這些原因是真實存在的，但不能完全解釋這種程度的社會和情感崩潰。他認為美國人變得悲傷、疏遠和粗魯最主要也是最簡單的原因是，在美國社會生活中，人們不再接受如何善待他人和體貼他人的“訓練”。在這樣的社會里，人們覺得自己可以肆無忌憚地自私自利。在一個健康的社會里，家庭、學校、宗教團體、社區組織和工作場所等機構組成的網絡，有助于將人們塑造為善良、負責任的公民，成為那種互相幫助的人。而美國民眾則是生活在一個在道德形成方面非常糟糕的社會之中。

　　在歷史上的很大一部分時間里，美國充斥著道德形成機制。美國的開國元勛們對人性的看法很低，他們設計憲法的目的就是為了緩和這種看法。在美國建國后的大約150年里，美國人一直癡迷于道德教育。1788年，諾亞·韋伯斯特（Noah Webster）寫道：“對社會來說，人們的美德比他們的能力更重要因此，培養心靈要比培養頭腦更用心。”為非裔美國人開辦的早期學校漢普頓學院（Hampton Institute）的校長霍利斯·弗里塞爾（Hollis Frissell）宣稱：”品德是教育的主要目標。”直到1951年，全美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組織的一個委員會指出，“對道德和精神價值的不懈關注仍然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在課堂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團體：基督教青年會（YMCA）、將富人和窮人聚集在一起為邊緣化群體服務的定居運動、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的土地倫理，它將人們的道德關懷擴展到適當照顧自然世界；工會和工作場所協會，它們除了加強對工人的保護和提高工資收入外，還堅持工人階級的某些體面標準……

　　但這些基本上都慢慢消失不見了。關鍵的轉折發生在二戰之后，當時人們正與20世紀的恐怖斗爭。而美國的學校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放棄道德教育。正如，美國教育歷史學家B.愛德華·麥克萊倫（B. Edward McClellan）在《美國的道德教育》一書中所記載的：“到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刻意的道德教育全面撤退”，因為教育者“更關注學生的SAT分數，中產階級父母爭相尋找能給孩子提供最佳機會進入精英學院和大學的學校”。在一個又一個領域，人們認為道德推理其實并不重要。

　　20 世紀以來，與道德有關的詞匯在美國教科書中出現的頻率越來越低：根據2012年的一篇論文，與美德相關的一組詞語的使用率也顯著下降。其中包括勇敢（下降了65%）、感恩（58%）和謙遜（55%）。幾十年來，研究人員一直在詢問即將進入大學新生們的人生目標。1967 年，約 85% 的人表示，他們有強烈的想要發展“有意義的人生哲學”；到 2000 年，只有 42% 的人這么說。經濟富足成為主要的人生目標；到 2015 年，82% 的學生表示財富是他們的目標。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美國正在發生的去道德化進程，他們認為結果將是平淡的道德相對主義和空洞的消費主義：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但事實并非如此。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正直的心靈》（The Righteous Mind）一書中寫道：“道德群體是脆弱的，很難建立，也很容易被摧毀。”當你在一個沒有道德結構的文化中長大，你的內心就會變得脆弱。你沒有道德羅盤給你指引方向，也沒有可以宣誓效忠的永久理想。

　　美國杜克大學神學院的神學家盧克·布雷瑟頓（Luke Bretherton）向布魯克斯表示：“持久道德框架的瓦解總會產生斷裂、疏離以及與周圍人的隔閡。”其結果就是作者在周圍人身上看到的那種悲傷。年輕人都在徘徊，離開學校，從一家精神健康機構轉到另一家。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的自殺率自2000年以來增加了30%以上。

　　文章寫道，孤獨時代不僅僅是悲傷的時代，也是暴力的時代。在 19 世紀的美國，當許多孤獨的年輕人穿越西部邊境時，他們往往會做的一件事就是互相射擊。俗話說，痛苦不轉化就會傳播。人們會變得更加冷酷無情、戒備、不信任和充滿敵意。如果使人們陷入道德真空，他們就會尋求用手邊最接近的東西來填補。在過去幾年里，人們試圖用政治和部落主義來填補道德空虛。美國社會已經變得高度政治化。

　　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國內政策研究主任瑞安·斯特里特（Ryan Streeter）的研究，與不孤獨的年輕人相比，孤獨的年輕人積極參政的可能性要高出七倍。對于那些感到不被尊重、不被關注和孤獨的人來說，政治是一種誘人的社會治療形式。在美國，政治壓倒一切。教會、大學、體育、流行文化、醫療保健都被卷入了一場接一場的爭斗中——紅藍大戰。

　　布魯克斯指出，尋求通過政治來擺脫悲傷、孤獨和失態，只會陷入一個充滿恐懼和憤怒的世界，一個以虐待狂的方式追求統治的世界。在美國“綜合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中，2022年有20%的美國人認為自己的幸福水平最低，而 1990 年只有 8% 的人這么認為。

　　文章最后寫道，即使美國公共生活在道德上已經變得越來越赤裸裸，但作為人基本天性的一部分，人們渴望感受到被尊重也值得被尊重，需要感受到他們的生活具有某種道德目的和意義。人們仍然希望建立一個更容易向善的社會。布魯克斯不禁質問道：美國要怎樣才能建立適合21世紀的道德形成機制？需要做什么來建立一種幫助人們成為最好的自己的文化？

　　（編譯：馬芮編輯：胡曉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