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超過四成，是中國經濟里最具有創新動能的部分。在促進數實融合的發展趨勢下，大力發展產業數字金融，能夠利用數字技術和產業鏈、工業互聯網的生態來降低信息不對稱，為產業端企業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目前，數字金融在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方面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化解老百姓投資難、有效支持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等方面，需要持續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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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月前的一次海外調研，讓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發現，新加坡及周圍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科技公司，大多數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即使是當地人注冊的公司，其人才、技術、產品和業務模式也往往來自中國。

　　在1月12日舉行的第11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南沙金融沙龍上，劉曉春說，這些金融科技公司出海，是近幾年來中國企業出海的縮影，“是產業鏈的延伸，而不是產業鏈的轉移”。他進一步解釋說，這樣的產業鏈布局，如果能善加引導，將可能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依托和主導的跨區域世界工廠，實質性地推動新型全球化的形成，將為我國2024年及以后經濟增長開辟廣闊的市場，并反過來促進國內大循環的不斷擴大。

　　把國內產業鏈擴展到國際，由此布局出海路線的金融科技企業，有不少都成長于我國近20年來的數字金融發展浪潮。用CF40成員、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的話來說，這些企業的發展經驗對于其他國家其他市場很有價值，尤其是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他認為，在助力相關國家發展更便捷的支付平臺、更順暢的融資渠道、更高效的投資模式、更普惠的保險服務的過程中，我國可以在數字金融相關的國際標準、業務規范制定中提高影響力，“增強我國金融領域的國際軟實力”。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數字金融”也首次被寫入正式文件。這次會議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要“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在黃益平看來，對于建設金融強國涉及的幾方面任務，即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完善金融體系，改善金融服務，防范化解風險，數字金融都能夠發揮一些作用。

　　“數字金融只有服務實體經濟才是有生命力的”

　　什么是數字金融？黃益平有個簡單的理解，即應用數字技術改善金融服務。有關數字金融更完整的定義是，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改善金融產品、流程和模式的創新金融業務。它既包括科技公司為金融業務、流程與產品提供技術支持，也涵蓋傳統金融機構利用數字技術改善金融服務。

　　人們熟悉的移動支付就屬于數字金融。“在移動支付出現以前，90%以上的老百姓除了現金以外沒有支付工具。”在黃益平看來，解決痛點問題，是移動支付得以在中國鋪開的原因之一。他說，數字金融只有解決實際問題，服務實體經濟，才是有生命力的。

　　一組研究數據顯示出普惠金融在信貸服務方面的成效。黃益平團隊研究發現，如果一個賣油條、蔬菜的小商小販連續使用二維碼收款工具12個月之后，大概有60%的碼商可以直接獲得授信；如果連續使用36個月，獲得授信的可能性就上升到90%左右。

　　移動支付還只是我國數字金融業態的一部分。上述沙龍上發布的課題報告《如何建設數字金融強國》（以下簡稱《報告》）顯示，我國已逐步形成數字支付、數字信貸、數字貨幣、數字證券、數字保險和數字理財等多元的數字金融業態。在移動支付和大科技信貸等領域的市場優勢突出。

　　從數據上看，我國已成為全球移動支付第一大市場，移動支付平臺用戶數量超10億，移動支付的普及率達到86%，居世界第一。大科技信貸方面，平臺獲客和風險評估方面的優勢突出，市場規模較為領先。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數據，截至2019年，中國數字信貸規模占全球總量的近八成，2013年-2019年的年均復合增長率遠高于同期全球的平均水平。此外，在探索數字人民幣方面，截至2023年上半年，全國試點范圍已擴大至26個地區，試點地區累計交易金額8918.6億元，應用場景不斷拓展。

　　“目前，我國已經擁有一個領先國際的數字金融行業，但能否持續領先，取決于企業的創新能力。企業的創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環境。”黃益平說，目前我國平臺金融的專項整治已經告一段落，走向常態化監管，目的是讓數字金融在管住風險的前提下，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黃卓則注意到，從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到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都在強調“金融的本質是服務實體經濟”。“過去幾年我們看到數字金融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比如運用數字技術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和成本，解決信息不對稱等問題。”黃卓分析說，過去數字金融創新主要基于消費端，也就是消費互聯網，包括解決居民在支付、理財、電商零售、社交、外賣等活動上的金融需求，“為服務實體經濟，數字金融下一個發力方向很可能就是從需求側到供給側，支持產業端發展”。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產業發展報告（2023）》顯示，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超過50萬億元，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數字經濟是中國經濟里最具有創新動能的部分。黃卓認為，在促進數實融合的發展趨勢下，大力發展產業數字金融，能夠利用數字技術和產業鏈、工業互聯網的生態來降低信息不對稱，為產業端企業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此外，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方面，利用數字金融解決跨境金融需求中的一些難題，同時鼓勵中國數字金融企業出海，有利于提升國際影響力。

　　讓金融“破圈”

　　時至今日，騰訊金融云副總經理王豐輝還記得我國數字金融一步步發展起來的路：經歷過銀行與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賬戶之爭和脫媒之爭，經歷過新技術與國內市場、監管政策的互相妥協和博弈。他說，我國數字金融成功的關鍵，是金融破圈，“是把金融嵌入到生活場景，嵌入到企業的生產經營”，再也不用辦理任何金融業務都要走進銀行網點、來到柜臺。

　　在王豐輝看來，金融不是獨立存在的，要融入實體經濟、跨境電商、跨境產業鏈、跨境供應鏈等，在這個過程中，“（形成）數字金融的國際影響力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但他同時補充說，企業出海不僅僅需要金融服務，更需要多元化服務，“現在看企業跨境出海最多的訴求是跨境支付，但出海企業，如出海電商需要的是整個生態，需要幫助它們鏈接跨境生態的各類伙伴，涵蓋培訓、財稅、廣告、選品、金融、ERP（企業資源計劃）、物流、海外倉等各類解決方案”。

　　從降低國內金融服務的門檻和成本，到為東南亞國家多家數字機構提供解決方案、與海外銀行合作改造銀行核心系統……如今的數字金融已成為金融、產業、技術、監管、政策的綜合體。在阿里云智能集團副總裁、新金融行業總經理張翅看來，數字金融定義范圍遠遠不止于支付、消費金融領域，“數字金融應該是整個涵蓋銀行、證券、保險、服務以及數字金融數字資產的形態，而且從客戶體驗、服務、交易、合規等方面用新金融技術提供業務創新服務。”

　　黃益平也認為，未來數字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應該在方方面面。“也許過幾年就不再區分金融和數字金融，數字金融可能就是金融”。他尤其提到數字金融在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方面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能否幫助化解普通老百姓投資難問題、能否有效支持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等，“這都需要數字金融機構持續的努力”。

　　對于我國數字金融的發展現狀，劉曉春認為，一方面，支付結算、基礎設施和小額貸款等領域目前的數字化轉型還是初步的，創新空間非常大。另一方面，金融領域更大范圍的數字化轉型剛剛開始，“在一些方面我們需要加大研發投入，創造金融科技新優勢”。

　　《報告》也建議，我國可適當考慮更廣泛領域的數字金融創新，如基于真實資產支持的證券類虛擬資產發行及交易的創新、適合于工業物聯網和產業數字化的虛擬金融工具創新，以及與上述虛擬資產相適應的虛擬資產交易平臺創新等。

　　管住風險求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同為亞洲國家的新加坡，在數字金融領域雖然存在著技術、市場規模與業務模式等相對劣勢，但在近年建成了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國際數字金融中心。通過對當地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和數字金融企業進行實地調研，《報告》認為，新加坡數字金融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構建了平衡創新激勵和風險防范的監管模式，為數字金融發展營造了一個開放、靈活、友好的政策環境。

　　對此，不少專家表示，監管政策要管住風險，但歸根到底要在效率（或創新）與穩定（或風險）之間求得平衡：管得太死，行業就會缺乏活力；管得太松，可能會出現各種風險與亂象。

　　“我們現在特別強調金融持牌經營，能不能建立起一個風險可控-容許創新的機制，這一點至關重要。”在黃卓看來，要對一些創新業務實行回應型的監管實踐，在管住風險的前提下，鼓勵、支持創新。在加強監管與市場溝通方面，黃卓認為除行業協會之外，還可以發揮產業聯盟或者智庫研究機構等溝通平臺的作用，來改善監管與市場的溝通。

　　加強金融監管、防范化解風險也是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接續傳遞的信號。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全面強化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這幾條也是數字金融常態化監管的重要原則。”在黃益平看來，我國應該將數字金融在內的全部金融交易納入監管框架，加強監管，消除監管空白與亂象。

　　他還注意到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后，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將牽頭建立兜底監管機制。“這一機制的建立契合于數字金融乃至全部金融活動的跨領域、跨行業和跨區域等特征，有利于協調各部門職責。”黃益平說，這意味著將來不會出現哪一個業務沒人管的問題。

　　“金融本身就是一個風險行業，創新也始終伴隨著風險。”在劉曉春看來，有效的金融監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防范風險發生，在風險發生后能夠及時化解風險，但不可能消滅風險。

　　他舉例說，一種新技術在現實中被創造、被金融所應用，說明是有金融效用的，出現風險，主要是以下4種情況，即與非法經營金融業務相關的欺詐行為、經營者風控措施尚不成熟、監管不到位、創新本身不符合金融業務的風險邏輯。“除了最后一種情況，風險是可以通過改進創新和加強監管防范和化解的。”劉曉春認為，新加坡等國的監管邏輯值得借鑒，即關注業務實質和風險邏輯，并不禁止具體的業務模式和技術。他說，監管真正的能力是有利于創新、有利于業務發展的同時防范和化解風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朱彩云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