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古籍，人們想到的關鍵詞往往是高冷艱澀、皓首窮經。看到90后古籍編輯的辦公桌時，這種刻板印象瞬間被打破了——

　　年輕人+新技術 為古籍尋找新的“打開方式”

　　核對底本、異體字處理、校勘記寫法……這些看似無比繁瑣、枯燥的流程，廣東嶺南古籍出版社90后青年編輯周潘宇鏑卻樂在其中，她期待這家新的古籍出版社正式入駐柏園后，自己可以參與更多更富挑戰性的古籍出版項目。

　　近年來，古籍保護與傳承事業迎來一股清新之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如星火般匯聚于此，他們懷揣對古代文化的熱愛與敬仰，走進古籍的世界。這些青年編輯、學者投身古籍的整理、研究、出版、數字化工作，用年輕的熱情與智慧，守護著歷史的薪火，承擔起將國學精粹推向現代社會的重任。

　　有“真愛”，才能“做好、做深、做精”

　　周潘宇鏑眼中的古籍，跟她桌上的萌擺件一樣美好。早在中學時代，古詩詞就讓她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和古籍產生濃厚的興趣，從蘭州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后，她進入出版社成為一名編輯。工作兩年多來，她已先后參與了《南海志》《香山志》等地方志的編輯工作。

　　“你不覺得古代的文字很美嗎？簡潔、凝練、優雅。”說到古籍的美，原本寡言少語的周潘宇鏑瞬間活躍起來。在她看來，古籍之所以魅力無窮，還不僅僅是因為文字的美感，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一段段活生生的歷史、一個個鮮活的故事。“一想到古人曾同樣在這片土地生活、吟詩、寫作，延續著幾千年的燦爛文明，就覺得無比神奇和偉大。”

　　而這些奔騰不息的深層文化密碼，就藏在一頁又一頁古籍中。周潘宇鏑最大的愿望就是讓這些文化從古籍中“走出來”，走進普通大眾的生活和閱讀視野中。“我做古籍，并沒有很大的雄心壯志，也不刻意追求大的出版項目。只要我參與責編的古籍能順利出版，我就很開心。”

　　一部古籍的出版有的需要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的時間，這嚇退了很多年輕人，周潘宇鏑卻從中感受到別樣的浪漫。“確實很耗時，但我覺得這本身也是做古籍的魅力之一。”周潘宇鏑說，編輯古籍仿若沉浸在歷史的長河中，每次校對、注釋都像是和歷史人物進行對話，這種感覺是其他工作無法比擬的。

　　她表示，很多人以為古籍一定就是艱深的大部頭，動輒上百萬字讀不完也不好讀，其實除了這些，還有很多輕量化、易于閱讀的古籍。比如文字優美的《陶庵夢憶》，輕松愉快的志怪小說《酉陽雜俎》，每一本書都讓她沉浸其中。

　　“古籍可以離普通人很近。比如《隨園食單》就是專門寫吃的。很多古人的日記、筆記其實什么都寫，包括日常生活、興趣愛好、郊游等。”周潘宇鏑表示，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優秀的古籍流傳至今，踏著千百年的塵霜而來，依然熠熠生輝，依然能為我們所用。

　　“古籍是連接過去與未來的紐帶，是文化傳承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我們民族的寶貴財富。”廣東嶺南古籍出版社常務副總編輯柏峰表示，“我們希望通過年輕人的參與，讓古籍工作煥發新的活力，讓傳統與現代完美結合。”

　　據柏峰介紹，新批復成立的廣東嶺南古籍出版社編輯團隊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去年校招還招聘了5個00后，整體隊伍非常年輕有朝氣，就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健康有優勢的人才結構。“我們去年報的80個選題中，除了一個項目領頭的是70后，其他大量編輯團隊都是80后、90后，這就是我們嶺南古籍社的未來。”

　　最令柏峰欣喜的是，她在這些年輕人身上看到了他們對古籍真正的熱愛。“做古籍終究還是有門檻的，也是比較枯燥的，如果不是真的熱愛，連入門都很難，更不用說做好、做深、做精。”

　　希望翻閱古籍也成為大眾的“日常”

　　近年來，傳統戲曲、國風音樂、古典詩詞、非遺工藝、古籍書畫、民族民間舞蹈等，不斷突破特定圈層，讓傳統文化不再是“故紙堆”“老古董”，而是變得新潮、時尚、有趣味，收獲了更廣闊的受眾，在社會上產生轟動效應。

　　這也是廣東人民出版社《嶺南文庫》編輯部助理編輯饒栩元的目標。2016年從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的她，從事古籍編輯工作的時間并不長，但古籍早已融入她的個性和日常生活。平日里她也會經常翻閱《四書章句集注》等古籍，她希望這種日常并不僅僅是古籍專業人員的日常。也是普通大眾日常生活、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跟周潘宇鏑一樣，受過專業訓練的她，對閱讀古籍充滿了樂趣，“每翻開一頁，都仿佛能聽到歷史的回聲，在字里行間尋覓著先人的智慧與生活的點滴。”

　　隨著國潮等文化現象的興起，傳統文化正逐漸回歸人們的視野，這對于古籍出版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如何將古籍中的價值和審美轉化為現代社會所能接受和欣賞的形式，成為了她思考的新課題。

　　饒栩元認為，雖然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可能會有斷層和誤解，但它們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我們從小的成長環境既有傳統的部分，也有現代的部分。”饒栩元的微信簽名就來自《詩經·大雅·文王》，寫著“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她幽默地解讀：“概括起來就是，人還是要積德。”她認為這句話蘊藏著幾千年的中國傳統道德觀念，并影響至今。

　　在饒栩元看來，古籍可以一做再做，永遠也做不完，因為每次進入，都是帶著新的時代觀念和需求對古籍的又一次激活。目前，饒栩元正在著手做新版的《廣東新語》，該書是清代屈大均的傳世之作，內容從廣東的氣候地形、名勝古跡，到傳說神話、民間風俗，再到詩詞歌賦、名人書畫，乃至油鹽醬醋、花鳥魚蟲，包羅萬象，被稱為“廣東百科全書”。

　　“相比中華書局和廣東人民出版社之前的版本，這次我們會更側重突出廣東元素，加大對嶺南文化的注釋和解讀。”饒栩元告訴記者，新版的《廣東新語》預計在2024年內出版。

　　古籍的出版，形式越來越豐富，從簡體字文本到節選注譯或名家演播的讀本，從大字本到口袋本，可以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像《史記》《論語》這樣的古籍，有幾十種整理版本并不算多。

　　“好的古籍圖書形式重要，宣傳更重要。”廣東嶺南古籍出版社負責宣傳營銷的孟肖告訴記者，古籍社設有專門的文化雙創編輯部和數字技術部。接下來，他們會搭建自有新媒體平臺，根據不同平臺的調性策劃選題，把古籍中有意思的故事、知識點提煉出來，保持專業性的同時，盡量以輕松活潑的形式讓古籍“飛入尋常百姓家”。

　　以講故事的方式呈現廣府文化

　　如今古籍工作已經由傳統的文本整理，外延到研究和考據。古籍的生命和價值要想得到真正的轉化，就要從單純的整理走向研究，從研究走向大眾。這一點，早已成為青年人做古籍的共識。

　　書在，文脈在，文化亦在。近年來，在年輕編輯和年輕作者的助力下，不少出版社都在積極探索古籍出版的專業化與大眾化、市場化相結合的可行之道，讓卷帙浩繁的文獻典籍在當下以知識與趣味兼備、形式與內容齊美的普及讀物形式煥發新的時代活力。

　　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廣新游》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作者王大欣是土生土長的廣州80后。2008年，他跟同學一起參與《嶺南文庫》書系封面的裝幀設計比賽，拿到了封面設計獎。這個獎也為他打開了另一扇窗。

　　《嶺南文庫》是一套全面系統地反映和論述嶺南歷史政治、經濟發展、社會文化、自然資源、人物業績等方面的大型綜合性叢書，由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和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合編，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迄今出書已逾100種。

　　“打開《嶺南文庫》這套書，會發現里面包羅萬象，既有古代文獻，也有現代人對嶺南歷史的研究。如果讀進去了，會覺得很有趣，但現實是大部分讀者對這樣的大部頭都會望而卻步，只有小部分研究者會去閱讀。”怎樣才能讓這種文獻書籍的知識與普羅大眾連接起來？對于從小喜歡畫畫的王大欣來說，最擅長的就是用畫畫來表達自己的想法。為此，他組建了“大話國”創作團隊。十多年的時間里，他和團隊用畫筆追溯嶺南文化，出版了手繪城市旅游書《老廣新游》《大話廣府》、廣州城市手繪地圖、明信片、掛歷等作品。

　　他們用水彩畫搭配文字，把那些老廣州都不一定知曉的地點、建筑，描繪下來，然后做細部拆解詳述。就像做生僻字注解一樣，引導著讀者去看去聽老建筑背后的故事，細節里的文化意涵。

　　據《嶺南文庫》資深編輯謝尚介紹，隨著越來越多新生力量的加入，《嶺南文庫》書系也在不斷探索市場化的路徑，其普及叢書《嶺南文化知識書系》已出版228種。還推出了衍生系列《廣府文庫》，選取典型性、標志性的個案，從小處入手，以講故事的方式呈現廣府文化價值和歷史底蘊。

　　“出版社對古籍普及讀物出版的探索意義重大。”中華書局執行董事、黨委書記周絢隆表示，無論出版形式如何豐富，決定古籍普及讀物品質的最根本的因素還是內容。要對內容精選提煉，進行創造性轉化，讓傳統的精神融入當代生活，產生積極意義。

　　借助數字化之力讓古籍“活”起來

　　近年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國家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為古籍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古籍的研究、保護、整理和出版，都吸引了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加入。但年輕人做古籍，依舊面臨著諸多難題和挑戰。

　　柏峰表示，這是一個學術性極強的工作，它涉及了古籍整理的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注釋學，需要進行工作資料的搜集、查訪、整理、標點校對，這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從事古籍出版工作需要跨越高專業性門檻。對于周潘宇鏑而言，雖然已經有了堅實的專業背景，但在實際工作中依然需要不斷地學習和積累，在如何精準把握古籍內容、減少紕漏方面，需要前輩們的指導和培養。“我們這一代的學養肯定不如前輩。但就算有出錯的風險，你還是需要去做，在過程中不斷地打磨自己。不做的話永遠都會處在畏難的心態里。”

　　饒栩元也表示，做古籍壓力很大。她不僅要確保文字與底本保持一致，還要尊重作者的意見，并在此基礎上使版式更規范、更易于讀者閱讀。“也會涉及自己的判斷問題，這時候就要和作者溝通交流。但還是會擔心有出錯，因為自己的學識有限，也有難免的誤差，這個過程壓力會比較大。一旦印出來幾百上千本，就沒法改了。”饒栩元說。

　　年輕一代可能沒有前輩們那樣深厚的學養，但他們有自己的優勢——更多的技術手段和對新事物的敏感度。他們正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年輕一代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同樣可以擔當重任。

　　數字化、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為青年人做古籍工作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古籍在線錄入和校對、AI自動句讀與文本校勘等技術，顛覆了傳統古籍整理的實踐，古籍全文檢索、文本挖掘與標記、知識圖譜與循證等，必將極大地改變古籍的研究方法和路徑。

　　借助現代數字技術，厚重典籍濃縮在方寸之間，塵封已久的歷史畫卷徐徐展開，成為觸手可及的文化資源，可以有效輔助開展學術研究。這種全新的古籍“打開”方式，借助數字化之力讓古籍真正“活”了起來，以新的形式延續生命、煥發光彩。

　　羊城晚報記者 孫磊 陳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