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3月5日電(記者 孫自法)在被譽為“東方人類的故鄉(xiāng)”的中國泥河灣盆地，其古人類究竟是具有相對原始的技術模式1(奧杜威技術)長期停滯不前，還是因石器技術多樣性和特殊性而可能存在技術創(chuàng)新和環(huán)境適應因素，這個爭議話題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和持續(xù)研究。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脊椎所)3月5日發(fā)布消息說，中外科學家對泥河灣盆地110萬年前岑家灣遺址的石器技術特征開展系統(tǒng)研究，最新發(fā)現并揭示出歐亞大陸最早的“準備石核技術”，表明岑家灣遺址古人類已經具備較高的技術水平和認知能力，并將中國古人類石器技術演化到模式2(阿舍利技術)的時間，比之前華南距今80萬年提早30萬年。

　　這項泥河灣盆地乃至東亞舊石器研究的重要突破成果，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裴樹文研究團隊聯(lián)合西班牙高等科學研究理事會歷史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大學等中外科研單位同行共同完成，成果論文近日在國際學術期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發(fā)表。

　　石器技術演化的科學難題

　　據研究團隊負責人裴樹文研究員介紹，作為歐亞大陸東部古人類演化的重要區(qū)域，中國擁有眾多的早-中更新世(距今約258萬-13萬年)考古遺址。與歐亞大陸西部較明顯的階段性變化不同的是，中國早期的石器技術，被認為長期停滯不前，具有相對原始的模式1的特點。

　　針對這種現象，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假說來解釋東亞地區(qū)的石器技術表現，包括東亞存在一定的生物隔離、文化遺失、或人口較少而創(chuàng)新不足等。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古人類石器技術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并強調可能存在的技術創(chuàng)新和環(huán)境適應因素。

　　因此，中國早-中更新世石器技術的演化特點、模式2的出現時間以及現行早期石器技術研究理念的變革等問題，是學術界長期面臨的科學難題。

　　石器拼合率世界最高

　　為研究解決這一科學難題，本次合作研究團隊選擇泥河灣盆地古人類遺址開展深入研究。

　　泥河灣位于黃土高原東北部、內蒙古高原向華北平原的過渡地帶，發(fā)育中國北方第四紀典型的河湖相沉積體系和早更新世泥河灣動物群為學術界廣泛關注。該盆地中的河北陽原岑家灣臺地發(fā)現大量百萬年前古人類活動遺址，是古人類活動的密集區(qū)，岑家灣遺址古地磁年代距今約110萬年。

　　岑家灣遺址于1984年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謝飛研究員發(fā)現并于20世紀進行4次發(fā)掘，2019年裴樹文研究員等對遺址進行補充發(fā)掘，共出土2000余件石制品和豐富的動物化石，是泥河灣盆地出土遺物最豐富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之一。

　　除了石核、石片和修理工具等石制品外，岑家灣遺址還出土了152個石器拼合組，拼合率高達30%，也是世界上拼合率最高的早更新世遺址之一，為揭示古人類技術與行為特征提供了重要材料。

　　存在“準備石核技術”

　　通過對岑家灣拼合組的石器技術分析和高精度3D掃描，研究團隊系統(tǒng)重建了遺址古人類的剝片技術和工具修理策略。結果表明，岑家灣遺址存在“準備石核技術”，其表現形式為生產具有一定標準的最終產品。

　　為生產背面相對平坦的薄石片，岑家灣遺址古人類已有能力進行一系列的準備步驟，包括對原料的選擇、石核臺面和剝片面的預制等。在工具修理技術方面，古人類對薄石片進行有意截斷，然后利用其中的一半進一步制作成修尖工具。

　　除了拼合組所展現出來的進步的石器技術，研究團隊還在遺址中發(fā)現“準備石核技術”各個剝片階段的產品，在修理工具中也發(fā)現具有相似修理模式的尖狀器和鉆器等單個修理工具，為證實岑家灣遺址存在“準備石核技術”和工具修理模型提供了更加堅實的證據，有力支持了岑家灣古人類層級化、標準化和模式化的石器技術，而與之前認為的簡單的模式1不同。同時，石器技術特征所展現出來的古人類原料管理能力、長序列剝片能力等，均表明岑家灣遺址古人類已經具備較高的技術水平和認知能力。

　　“準備石核技術”最早起源于古人類石器技術演化的模式2階段，是阿舍利工業(yè)體系中的重要技術元素。岑家灣遺址古人類所表現出來的同時對石核臺面和剝片面的準備技術在阿舍利技術的中期才開始出現，如100萬年前的南非“西維多利亞石核”，也是該技術在非洲的例證。

　　比此前提早30萬年

　　針對岑家灣遺址的石器技術特征，研究團隊認為，岑家灣遺址古人類具備阿舍利人群的認知水平和技術能力，但可能因為適應泥河灣盆地石器原料和高緯度生態(tài)環(huán)境等因素而放棄制作大型阿舍利工具，進而生產小型工具，這是對泥河灣盆地燧石原料以及生態(tài)資源環(huán)境的一種適應策略。

　　研究團隊進一步提出，雖然手斧是模式2技術最顯著的特征，但模式2技術不應限于手斧這樣一種表現形式，需要將模式2理解為具備某些相似生物特征、認知水平和技術能力的古人類的技術綜合體。因此，歐亞大陸西部以手斧為主要特征的技術是模式2技術的一種表現，并在對東亞不同環(huán)境或原料的適應過程中，古人類在相似的技術能力下發(fā)展出一套不同的工具組合。

　　論文第一作者、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畢業(yè)博士生、西班牙高等科研理事會歷史研究所博士后馬東東表示，鑒于東亞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舊石器遺址的特殊性，不應該只以特定石器類型的存在或缺失來定義東亞的早期技術，在關注手斧的同時，還要將研究視角擴展到對古人類生產的小型剝片產品技術特征的識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古人類認知水平與技術能力上。

　　目前，岑家灣遺址是歐亞大陸最早具有“準備石核技術”的遺址，表明具有與阿舍利技術相似技術能力的古人類在110萬年前就生活在中國北方地區(qū)，并發(fā)展出一套與歐亞大陸西部不同的生存策略和與之適應的技術表現形式，比此前的華南距今80萬年的模式2技術產品早30萬年。

　　后續(xù)研究潛力巨大

　　裴樹文認為，此次研究的新結果對中國北方早期廣泛存在的小尺寸石制品的研究理念、舊石器時代早期技術的演化與革新，以及東亞地區(qū)阿舍利技術的起源與擴散問題等將產生重要影響。

　　同時，該技術在泥河灣盆地發(fā)現也對目前東亞地區(qū)舊石器時代中期相關技術的爭論提供了新的思考。

　　他總結說，最新研究表明，作為非洲之外研究人類演化與技術發(fā)展的關鍵區(qū)域，泥河灣盆地在構建東亞百萬年人類演化和行為發(fā)展模式研究領域具有巨大潛力。

　　后續(xù)對泥河灣盆地內古人類信息的系統(tǒng)研究，還將對豐富“東方人類的故鄉(xiāng)”科學與文化內涵、實證中國“百萬年人類史”具有重要的科學和現實意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