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訓之變】

　　2021年7月24日，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提出，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1年內有效減輕、3年內成效顯著，人民群眾教育滿意度明顯提升。

　　“雙減”一年來，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是否真正得以減輕？學生、家長和教師有哪些感受、訴求和期待？在具體實施中，各地方各有關部門和中小學校有什么高招妙策？考試評價有哪些變化？本期教育周刊推出“聚焦‘雙減’這一年”系列報道，讓我們共同關注。

　　隨著“雙減”政策落地，校外培訓機構進入“強監管”時代，孩子們得以從繁重的校外負擔中解脫。

　　這一年，校外培訓機構發生了哪些變化？孩子們的校外培訓負擔是否減輕？選擇非學科類培訓，家長又出于何種考量？記者進行了調查。

　　1、參加校外學科類培訓，頻次和強度明顯降低

　　“雙減”政策剛落地時，北京家長竇藝就在朋友圈里感慨：“太棒了！培訓班，真的不想上了！”在她看來，學科類培訓班“總在拔高”，只適合學有余力的孩子，自家娃能完成學校布置的作業就可以了。

　　不過，沒多久，家長群里的討論又讓竇藝泛起了嘀咕，“不上課外輔導班，真的能行嗎？”但是，一年來，看著實實在在的配套政策一一落地，竇藝“如釋重負”。

　　從明確義務教育階段校外培訓學科類和非學科類范圍，到整治校外培訓機構不公平格式條款，規范其經營行為，再到開展寒暑假校外培訓專項治理，嚴查隱形變異行為……減輕校外培訓負擔扎實推進，各地紛紛推出“時間表”“線路圖”。

　　再也沒有上過學科類培訓，只抓住課堂，幾次考試下來，竇藝的孩子分數還有所提高。上次期末考試，孩子數學和語文都拿到了滿分，英語也有98分，竇藝的心“更踏實了”。

　　孩子們得以從繁重的校外負擔中解脫，有了更多時間和精力發展個人興趣，家長們的心情也變得平靜許多。

　　在談論“雙減”效果時，北京海淀家長陳靜也有發言權，“孩子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課外活動的時間更多了”。陳靜有兩個孩子，大女兒上初一，小兒子上一年級。小兒子在學習上是“零基礎”，跟著課堂走，主要的課外精力都放在了足球和籃球集訓上，根本沒有上過學科類的課外班，而姐姐在一年級時，就已上起了語數英三科培訓，在浩瀚“題海”中找不到出口。

　　2022年3月，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教育國情調查中心發布了《全國“雙減”成效調查報告》顯示：“雙減”后，83.5%的學生未參加校外學科培訓，63.3%的學生未參加非學科類培訓。

　　上海市教科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董圣足分析，“雙減”政策實施后，九成以上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都在校內接受完全免費的課后服務，包括所在學校及教育行政部門提供的線上線下無償答疑及輔導活動，這就大大替代了“雙減”之前所參加的各類校外有償培訓活動。

　　“隨著義務教育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總量的壓減、培訓時段的規范和收費價格的管治，廣大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培訓的頻次和強度明顯降低。顯然，這也就相應地使得大部分學生家長的精力負擔和經濟負擔都不同程度地減輕了。”董圣足補充道。

　　2、跟隨孩子的興趣，選擇素質教育類課外輔導

　　“雙減”后，記者曾多次到訪海淀等校外培訓機構集中區域，發現部分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開始轉型，轉向素質教育。昔日門庭若市的學科類培訓機構已難見蹤影，非學科類培訓逐漸熱鬧起來。

　　近日，記者前往北京世紀金源購物中心，該中心聚集著三四十家非學科類培訓機構，培訓內容多以體育、舞蹈、書畫、音樂、編程為主。

　　一家美術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開門見山，介紹課程理念：和傳統培訓班不一樣，不是為了考級，而是旨在培養孩子的審美素養。“自‘雙減’以來，來咨詢報班的孩子、家長明顯增多。家長也不像以前那樣‘雞娃’了，開始轉向藝術培訓。”

　　不遠處，一名正在進行滑板訓練的女生吸引了記者的注意。一旁家長介紹，孩子今年10歲，當問到為什么給孩子報班時，家長表示：“孩子有興趣就報了，沒想太多。”

　　跟隨孩子的興趣，選擇素質教育類課外輔導，而不是扎入題海，不斷刷題，這是家長和孩子們的一大變化。

　　從另一個角度看，培訓市場“虛火”大幅降溫、廣告基本絕跡、資本大幅撤離，“野蠻生長”現象得到有效遏制。教育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2月，原12.4萬個義務教育階段線下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壓減到9728個，壓減率為92.14%，原263個線上校外培訓機構壓減到34個，壓減率為87.07%，“營轉非”“備改審”完成率達100%；預收費監管基本實現全覆蓋，監管總額超過130億元；所有省份均已出臺政府指導價標準，收費較出臺之前平均下降4成以上；25家上市公司均已完成清理整治，不再從事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

　　“經過一個階段的重拳治理，各類培訓廣告基本禁絕，大量風險投資撤離了培訓行業。而且，各類培訓機構在場地安全、教師資質、收退費、資金賬戶及培訓內容等方面的合規性有了很大提升，學科類校外培訓行業市場秩序得到全面整飭，基礎教育階段校內外生態環境正得以逐步恢復和重塑。”董圣足說。

　　3、由明面轉暗，隱形培訓治理須持續強化

　　“雙減”之后，大部分校外培訓機構進行業務調整，但也有人動起了歪心思。

　　李顏的孩子馬上二年級，她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報班信息。幾經折騰，李顏才“搶”到這個英語班的名額，培訓在線上進行，內容與以前的英語培訓差不多。“不過，為了規避處罰，工作人員不斷提醒家長，他們不是在上課，是在‘闖關’。不要叫他們老師，他們是領隊，家長則是陪練員。”

　　此外，李顏所在的家長群里時不時還會出現“一對一”、攢班信息，“一對一的輔導費用不菲，一次課可能超過1000元。”李顏有些擔心，“自家孩子停止刷題，如果別人家的繼續刷，自家孩子豈不是要被落下？”

　　董圣足分析，由于傳統文化觀念和舊有應試思維的慣性作用，尤其是一些地區在教育評價和招生考試改革上推進還不夠有力，加上一些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課后服務質量參差不齊，導致部分中小學生及其家長感覺在課后補習上的“剛需”還未被很好地滿足。受此拉動，一段時間內部分地區各種隱形變異校外培訓活動有所抬頭，出現了延請私人家教、眾籌“攢課”乃至招聘住家家教等失范現象。不僅如此，還有一些校外培訓機構以素質培訓之名行學科培訓之實，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活動。

　　在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負責人強調，“雙減”工作是一項長期性復雜性系統性的工程。將加強與有關部門聯絡協調，統籌運用好各種方式方法，加大對“一對一”“高端家政”“眾籌私教”“住家教師”等隱形變異違規行為的查處力度。

　　即便是在體育、藝術、音樂等非學科領域，個別機構也抓住家長的“應試焦慮”。某兒童體能訓練機構工作人員，向記者推薦一套綜合體能課時，強調“體育考試考到的，培訓內容都有涉及，比如跳繩、跑步等等。”另一家滑雪培訓機構宣傳單上，在顯著位置標明提供“比賽與專業等級測評，助力進入重點名校”。一家舞蹈培訓機構的咨詢顧問，信誓旦旦告訴記者：“聽說舞蹈特長可以在中考時加分，全國已經有幾個省市搞了試點。”當記者追問這一政策的具體來源時，她卻語焉不詳。

　　“毫無疑問，這些做法，無論是機構行為還是個體行為，都有違國家‘雙減’意見精神。如果不加以適度管治，任其無序發展，勢必會影響‘雙減’實際成效。”董圣足建議，各地教育行政部門應聯合市場監管等部門成立專門巡查小組，對校外培訓機構進行不定期的明察暗訪，嚴禁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違規開班，警惕以非學科類培訓名義開展學科類培訓。此外，要加快教育培訓監管立法進程，明確各部門監管職責，理順綜合執法機制，強化一線管理力量。

　　針對受訪家長期待嚴厲治理隱形培訓的呼聲，教育部也在持續推進校外培訓投訴舉報核查處置工作。截至2022年5月底，由國務院互聯網+督查、教育部官網、“中國教育督導”微信公眾號舉報平臺轉來的第三批616條校外培訓投訴舉報問題線索的核查處理基本完成。

　　“太多事實證明，過度培訓既違背基本教育規律，也不利于學生身心健康成長。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之間的矛盾，是擺在中國教育面前的一個難題。”華中師范大學教授羅祖兵表示，家長目前對教育期望值較高。說到底，只有在人們淡化了對社會資源的競爭性選擇、不那么在意學歷高低后，這個矛盾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文中部分被采訪者采用化名)

　　(本報記者 陳 鵬 唐芊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