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在海外醫藥公司有十多年神經領域經驗的吳博士辭掉了工作，從美國來到杭州醫藥港，開始了創業生涯。

　　他有一張漂亮的履歷，在大集團公司搞過科研，也在小初創公司帶過團隊，且不乏商業認知。放棄在海外多年的積累，回到國內面對商業上的種種未知，既需要巨大的信心，也依賴足夠的勇氣。

　　從6月落地，到8月創立嘉因生物，吳博士僅接觸了五位投資人，10月，公司首輪融資就超過了1000萬美元。相比國外，國內基因治療在研究上稍遜一籌，商業應用上更是幾乎空白。考慮到國內基因治療領域藥物的高昂費用，一旦能夠實現低成本應用，無論是商業價值還是社會價值都難以估量。

　　方興未艾的生物醫藥產業，是過去幾年眾多在杭州扎根的新興產業之一。距離西湖30分鐘車程的杭州醫藥港，是杭州市發展生物醫藥產業的“核心區”，目前已經聚集了近1600家生物醫藥企業，全球十大藥企中有七家在這里落戶。

　　提及杭州，出場率最高的要么是以西湖為代表的湖光山色，要么是以電商為代表的互聯網黃金年代。但事實上，無論是制造業還是高新科技產業，杭州的底子都不算弱。杭州的IC設計銷售規模常年穩居全國前五，截至2021年7月，當地179家A股上市公司里，三分之二是制造業企業。

　　關于城市發展有過無數研究與學說，但有一個道理是相通的：一個城市的起落浮沉，總是與其產業的興衰緊緊綁定。

　　而如何吸引一個產業，如何做大一個產業，如何留下一個產業，卻是城市治理中最復雜最深奧的難題之一。它的答案既隱藏在紅頭文件的字里行間，又閃爍在寫字樓里的一個個格子間，有時在車水馬龍的城際干道，有時又在城市郊野的無塵車間。

　　伴隨過去幾年生物醫藥、芯片設計、云計算等產業的紛紛崛起，杭州交上了一張優秀的答卷。

　　01

　　產業的轉折

　　關于杭州，慣常人之中往往會有一個巨大錯覺：杭州沒有制造業。

　　事實上，早在1984年，杭州的工業產值就躋身全國前十，依靠的是以杭鋼、杭玻、杭重機等一批“杭字輩”大型工業企業。

　　改革開放初期，浙江是一片被政策忽略的土地，依靠自下而上的商品經濟，浙江發展出了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小商品經濟。比如嵊州的領帶、湖州的童裝、諸暨的襪子，隨便拎出來一個可能就是全球產值三分之一的占比。

　　但從產業視角看，小商品經濟產業鏈短、附加值低，本質上就是賺個人力成本的差價；“杭字輩”們雖然撐起了杭州的工業底子，但一是核心的設備和工藝依賴技術轉移，二是高能耗重污染，早晚得成為騰籠換鳥的對象。

　　所以，杭州并非沒有制造業，而是制造業有規模，但缺少硬實力。

　　由于“杭字輩”的高能耗，杭州還出現過“保西湖還是保工業”的爭論。根源在于杭州主城區面積小，最終解決的辦法是把城市向外擴展，讓廠房建得離西湖遠一點。

　　體現在世紀之交的紅頭文件上，就是五大發展戰略中的“工業興市”和“環境立市”。

　　但搬離廠房并不能改變杭州工業彼時缺乏核心技術的問題，后來阿里巴巴依托杭州的成功，既是原杭州市委書記口中“廣種薄收的產物”[1]，但互聯網產業的光芒也一定程度上容易讓人忽視杭州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問題。

　　中美貿易摩擦給全國人民普及了產業升級的必要性，也讓杭州進一步審視了自己的產業結構，注意到了在先進制造方面的提升空間。在“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數量上(53家)，前三批名單公布時，杭州在全國僅排第17位，是上海的五分之一。

　　抓住高附加值的新興產業，帶動產業升級，成為杭州的核心目標之一。

　　但容易被忽略的一點是，產業升級對企業而言是一次長周期重投入的冒險，對地方政府而言，也意味著需要對舊有路徑依賴進行創新。

　　提及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經典路徑是借助財稅、土地等政策傾斜，將產業龍頭的成熟產線復刻至當地。對于汽車生產、電子加工這類領域來說，給政策、給補貼，把成熟產能平移到當地，對利稅和就業的帶動立竿見影。但對高附加值的新興產業來說，卻很難適用。

　　最典型的是新能源車。新能源車固然是一張燙金的產業升級名片，但新品牌往往從創立到量產既需要漫長的成長周期，又依賴上下游供應鏈的配套，其間風險敞口不可謂不大。過去幾年，許多地方政府在新能源車上屢屢翻車，更是鬧出過被水氫汽車騙得團團轉的笑話。

　　究其原因，新興產業雖然附加值高，但大多需要動輒三五年的成長期，期間既要面對公司擴張中的治理問題，又要應付競爭對手和市場的不確定性。而對地方政府來說，拿著納稅人的錢押注新興產業，既需要魄力，也需要耐心。

　　2021年3月，杭州創新基金啟動，年底累計完成組建規模444.44億元。今年上半年與紅杉中國的合作落地于城西科創大走廊，將選擇處于早期、成長期等不同階段的科創型企業作為投資重點。

　　這個創新基金是一個“基金集群”，由行業母基金、子基金和專項子基金構成。母基金不僅可以投資項目，也可以投資基金；與紅杉的合作，屬于子基金；專項子基金主要聚焦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環節，針對杭州的重大產業項目，進行一對一的投資。

　　與紅杉中國的合作，標志著杭州創新基金離千億“小目標”更近了一步[6]。

　　歸根結底，對新興產業的扶持，不僅是對企業家的考驗，對肩負轉型升級重任的地方政府來說，也是一次既需要謹慎規劃，又依賴大膽下注的大考。

　　杭州的實踐已卓有成效：2021年，杭州工業經濟實現2015年以來最高增速，規上工業增加值4100億元，同比增長10.6%[2]。近十年，高端制造業年均增長都達到了10%以上[3]。2022年，第四批“專精特新”小巨人名單公布，杭州155家企業入圍，創下新高。

　　事實證明，當輿論熱衷于討論杭州的房價和網紅的時候，杭州在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的押注，都陸陸續續步入了收獲期。

　　02

　　頂層設計

　　上世紀90年代，娃哈哈在杭州起步，宗慶后一度因產能緊俏焦慮不已，時任杭州市委辦公廳主任來到廠房考察，在目睹了熱火朝天的忙活和門外排隊等著運貨的卡車后，拍板支持只有130人的娃哈哈并購2000多人的國企罐頭食品廠。

　　這種企業家遇到問題，政府官員親力親為的圖景，是90年代水大魚大的典型場景，而這種景象如今依然在杭州復刻著。

　　坐落在錢塘區的奧泰生物，其中一項業務是抗原自檢試劑，是這個領域里不折不扣的隱形冠軍，90%的產品出口海外各地。然而疫情期間，藥監局的第一批白名單里，卻沒有奧泰的名字。

　　當時，奧泰聯系了醫藥港，提出自己有為抗疫出力的意愿，也有相應的技術能力。醫藥港第一時間聯系到國家藥監局，藥監局則在第二周立馬來到現場核驗，通宵查看生產標準。沒多久，奧泰的抗原檢測試劑盒就進入了藥監局的白名單。

　　在電商領域專注品牌全案服務的蚊子會，創立初期通過“出版”刊物的形式普及行業知識。不過，當時的書籍刊物都是免費贈送，因為公司不具備刊號。2017年，時任杭州發展研究會副會長造訪蚊子會后印象頗深，特意撰寫了一篇名為《“蚊子會”：一個公司的前世、今生和未來》的文章，把蚊子會形容成是“一個人的出版社”。

　　文章引起的反響熱烈，而當地政府在了解情況后，立馬著手幫蚊子會引薦了浙江人民出版社進行合作。從此之后，這個“一個人的出版社”也開啟了專業、規范的“三審三校”流程。

　　另一家脫胎于浙大光電學院的AI公司竺星科技，創辦于2019年。竺星科技團隊研發的“運動空間數字化”技術，以非接觸、免穿戴的形式，采集運動員在場上的數據，既能對比賽進行分析，也可以生成個性化的球員卡。

　　浙大的校園為團隊創業初期提供了濃郁的創業氛圍，不僅有各式各樣的科技展會，還不斷有校友回來分享經驗。走出校園，落戶余杭區，竺星科技隨即感受到了來自政府的關懷。

　　對當時只有十多個人的團隊而言，余杭區600萬研發經費的支持在當時資本的寒冬里可謂雪中送炭。竺星的故事，是未來科技城乃至杭州的一個縮影：當地政府總是在挖掘和幫助有潛力的企業。

　　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科技城提供了一個與校園“烏托邦”氛圍相當的環境。用竺星創始團隊之一的黃文斌博士的話來說：“杭州就是比較敢試，無論是母校，還是政府，他們都愿意相信和培養我們這樣一個初創團隊。”

　　不過，“親臨一線的扶持”并不足以概括政府營造優渥營商環境的全貌。事實上，高新產業集群趨勢明顯的當下，也對頂層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杭州市領導曾這樣表述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政府的核心戰略應該是環境立市戰略。換句話說，就是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務是打造一個一流的環境，因為只有一流的環境，才能吸引一流的人才，創辦一流的企業。而企業怎么辦，交給人才發揮就行。

　　這個觀點是對阿里巴巴成功的一種經驗總結，但對于如今成集群化的新興產業而言，也未嘗不貼切。

　　無論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還是大數據、芯片，這類產業有兩個非常鮮明的特點：一是人才密度極高，一家公司動輒一半人都有博士學位；二是產業鏈環節高度細分，以芯片為例，從上游的設備/材料，到中游的設計/制造/封測，再到下游AI、電子產品等應用場景，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規模和資本開支。

　　僅僅一個芯片產業，既有上下游的緊密連接，又有每個環節大量的技術開發投入，需要的遠遠不是官員的一次力排眾議，而是一個關于營商環境打造的頂層設計。

　　對此，杭州給出的思路是“鏈長制”。通俗來說就是為一個產業匹配相應的產業鏈和政策，以及從源頭上負責的一位政府官員。官方出臺了《杭州市產業鏈鏈長制實施方案》，點明了智能物聯、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新材料和綠色能源五大生態圈。

　　而政府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產業層面的配套政策的頂層設計，另一方面是企業行政事務上的便利服務。企業發展的好不好，交由市場化的競爭去解決，政府既不是教練員，也不是裁判員，而是服務員。

　　在“卡脖子”重災區半導體產業，坐落在西湖區云谷小鎮的平頭哥半導體公司，率先介入RISC-V架構，推動RISC-V架構在國內物聯網芯片取得領導地位，出貨量突破100億顆，與ARM和X86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今年8月，平頭哥發布首個高性能RISC-V芯片平臺“無劍600”及SoC原型“曳影1520”，首次兼容龍蜥Linux操作系統并成功運行LibreOffice，刷新全球RISC-V一系列紀錄。如果說RISC-V過去多用于中低端IoT市場，這次填補了高性能領域的空白。

　　在政府有意的布局下，杭州集成電路呈現出了“高新聚”的特征。“高”指的是產業高速增長：2021年，杭州集成電路產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413.5億元，同比增長25.7%，總量是2015年的2.5倍；“新”是創新活力迸發：維爾科技、華瀾微等30多家企業參與了行業標準制定，300多家企業擁有授權專利；“聚”則是產業聚集的版圖清晰。

　　醫藥港也體現出了政府的這種集聚高新產業，并提供專業配套和服務的思路。

　　疫情焦灼時，抗原試劑的需求一時大增，上游的一種膜狀輔料供不應求。這種輔料過去都是從德國進口，但當時價格一漲再漲，進口也多有不便。

　　企業在全省范圍內搜尋輔料，終于在紹興找到了替代方。醫藥港的相關負責人直接和企業一起跑到紹興，希望對方能增加生產線，向奧泰生物供給所需輔料。在幾次合作后，這家公司甚至愿意直接搬到杭州來落戶安家。

　　放到城市和產業的語境里，這些案例各有各的可取之處，但在本質上傳遞出的經驗是一致的：高新產業的繁榮依賴的不再是英雄企業家的豪情一擲，而是無數研發一線的工程師一天一天累計的微小進步的厚積薄發。

　　因此，政府層面的規劃，既要有把控全局的思維和前瞻，又要懂得如何在細節上噓寒問暖。

　　03

　　永無止境的創新

　　奧泰生物的副總鄭孝君這樣評價在杭州創業的感受：“如果創業者在杭州呆的時間足夠長，我相信他不太會離開杭州”。

　　鄭孝君是技術出身，談論杭州的言語中少了幾分浪漫，但卻也可以從這樣直白的一錘定音中，聽出對杭州的偏愛。對很多初創公司而言，杭州的吸引力也是體現在方方面面的：

　　濃郁深厚的創新基因：這一點不僅體現不斷有創業者挑戰新產業，同時也體現在政府營造的開明環境里。

　　開明包容的城市氛圍：用財經作家吳曉波在《人間杭州》一書中的話來說，杭州是一個“沒有拒絕人格”的城市，愿意嘗試任何新鮮事物。于是，從電商到醫藥和半導體，新興產業不斷在杭州生根發芽。

　　能提供歸屬感的家園：無論是有一些資歷的80后，還是前來冒險的95后，都可以在杭州找到歸屬感。它可能來自產業園區里燈火通明的科研大樓，可能是帶貨聲此起彼伏的麗晶國際中心里的一戶loft，也可能是符合心意的餐館、景觀甚至夜店——在潮流的電音夜店，花5000元就可以把你的名字打在熒光屏上[5]。

　　1995年以前，杭州市區面積僅有430平方公里，戶籍人數130萬。在受限的空間里謀發展，可謂是螺螄殼里做道場[4]。經歷了近30年持續的摸索和建設后，城市的面積是當時的40倍，常住人口達到了1200萬。

　　更重要的，是杭州對城市的建設和規劃帶來的啟示：兼顧因地制宜和多樣性，包容開放的同時，愿意為新銳產業提供扎根的土壤。

　　杭州醫藥港，從第一期建到了四期。很多時候，建設的轟鳴還沒有停下，有意向落地企業預定的訂單就已經來了。未來科技城里，誕生了中國第一個“青年電商網紅村”。備受關注的半導體產業，以平頭哥為代表的公司開始在芯片設計環節建立根據地。

　　因此，如果仔細觀察杭州的產業格局變遷，會發現無論是“杭州依賴互聯網”，還是“杭州沒有實體經濟”，其實都是經不起推敲的。事實是在眾多高附加值的新興產業中，杭州幾乎都有布局。

　　另一方面，將制造業和以軟件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對立的思路，其實也是一種有失偏頗的產業分析視角。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這些朝氣蓬勃的技術手段，與制造業企業在供應、設計、生產、銷售和管理多環節的結合，推動制造業向高端轉型，早已成為共識。

　　浙江兆豐機電的生產車間里，傳統的有線和工業WIFI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無線5G網絡。生產車間采集的設備數據、AGV小車的運行數據等，都會通過5G網絡，匯聚到工業大腦平臺，深度挖掘數據價值。

　　杭州電信和兆豐機電共同打造的 “5G+ 柔性作業車間”，成功解決了傳統車間信號不穩定的問題，將生產變得更靈活、更精準、更高效。

　　鏈長制方案，在明確產業方向的同時也劃定了目標：構建智能物聯、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新材料和綠色能源五大產業生態圈，培育形成2個萬億級、1個5000億級、2個3000億級的產業集群等目標。

　　每當提起產業升級，似乎與之掛鉤的都是以芯片設計、半導體先進制程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但實際上，產業升級的內涵，遠遠不止于此。

　　產業升級的真正含義，更多在于站穩產業鏈上的高附加值環節，繼而帶動整條產業鏈的創新方向。從這個角度看，許許多多的行業都有大量高附加值的戰略高地。

　　對于一座城市來說，她的產業升級就是想辦法吸引人才，想辦法留住人才，想辦法降低稅費、土地等要素成本，想辦法孕育高附加值產業，繼而推動城市的繁榮。

　　杭州產業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04

　　尾聲

　　最近幾年，以“產業升級”為代表的一系列詞匯，在國內外環境的快速變化下迅速普及。

　　和三十年前的“放權搞活”一樣，它看上去是個很好的詞語，是產業界振臂一呼的突圍路徑，是經濟學家掛在嘴邊的靈丹妙藥，是政府官員日思夜想的遠大布局。

　　但具體到一個城市，它如何吸引新興產業，如何做大產業集群，如何創造利稅與就業，卻始終是一個復雜而深奧的命題。城市連同產業的繁榮，往往是風云際會的年代、銳意進取的企業、包容開放的政府組成的天作之合。

　　歸根結底，一座城市的朝氣，永遠來自年輕的產業，和它背后一個又一個年輕的個體。

　　這是杭州的故事，也是中國的故事。(夏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