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詩人”

　　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

　　“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遠至國風漢樂府，近到外賣詩人王計兵，起于民間的詩人以語言澆心中塊壘。他們發出的聲音，在這個喧嘩與騷動的時代顯得如此稀缺又彌足珍貴。

　　他們被稱為“野生詩人”，但已無法被忽視，有媒體統計，僅在快手、B站和小紅書上寫詩的人，就超過百萬。近日，快手聯合單讀推出一部由普通勞動者集體完成的詩集《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

　　他們是這個社會普通的一員，對詩歌卻有著純粹的熱愛，也因為詩歌，他們開始被看見，被關注。第28個世界讀書日來臨之際，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采訪了幾位“野生詩人”，走進他們的生活與詩歌。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蔣慶 實習記者 李瑞峰

　　周長峰

　　用詩歌再現“似水年華”

　　詩集《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的同名詩出自苗族青年周長峰，筆名長風。今年34歲的他，在貴州畢節的一所中學做歷史老師。“我喜歡跟學生打交道。”周長峰說他執教十年，中途曾短暫入教育局工作，但很快又退回學校。這份持守，或迂腐，在他前女友看來，或許是不求上進的證明。

　　去年，結束這段相戀6年的感情后，他走入公園，撞見一叢桃樹。三月的桃花招引他舉起相機。在鏡頭里，他發現了春天，于是寫了那句：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后來，又促使他完成了一首詩：

　　一個人，也要活成一個春天

　　在一朵桃紅之上，提取甜蜜

　　讓生活破土而出濃濃的詩

　　即便，故人遠走

　　一個人成了另一個人的故事

　　一個名字，成為另一個人的心事

　　即使，隔夜的花朵被清風數

　　落荒蕪的筆頭，在深夜的酒后

　　無法描繪出春天的另一個緣由

　　只需編織更多的一些時間

　　坐等清風，在某個寂靜的午后

　　和歲月，結伴而游

　　一年后，這首詩被編輯選中，并成為詩集標題。他將這個消息告訴前女友，說“這個作品有你的功勞”。手機那頭卻是長久的沉默。

　　其實他之前考上了公務員，但最終選擇了當老師。當老師自由一些，他想走遍中國的所有省份，帶著相機和正朝他趕來的詩。

　　他對攝影的偏愛，大抵源自他的父親。幼年時，他跟外婆長大，及至上了小學，仍不懂漢語拼音。是父親一筆一畫地教他，他才得以闖入漢語的世界，并在多年后用詩來回饋父愛。

　　當然，他并不諱言曾經埋怨過父母及他們給自己帶來的命運。石棉瓦作屋頂的土墻房，擋不住惡意的雨。窮困像一種病毒，植入并培育了他的自卑情結，長大后才得以釋然。如今，他深深感激熱愛攝影和藝術的父親，盡管他只是一個農民。

　　周長峰動情地回憶自己擺弄父親的黑白膠片相機，以及在暗房看父親用藥水令膠片顯形成照片的場景。這不啻于一種魔法。多年后，他擁有了自己的相機，效仿父親攝取生活及故鄉的詩意，圖文并茂地發在快手上。

　　他供職的中學，早些年尚在城郊，相對荒僻；隨著時代更迭進化，學校也成為市屬學校。與此同時，給予他曠野、泥土、牛與父親的記憶的鄉村，卻逐步消逝。他說，有時候只能在家鄉的舊墟中尋到記憶的殘影，并喚醒自己的詩：

　　那年我行走于苗嶺的深處

　　只有風和我一起在趕路

　　黃土地上，已經掛滿了秋天

　　傍晚時分，一縷炊煙在遠山哽咽；

　　父親依然還是那個能夠和山野

　　一交流就是一天的人

　　他和他的老牛一樣

　　一生都不肯從村莊里出走

　　……

　　這類詩屬于他的“故土情”系列。未來，他會如普魯斯特般，用詩歌再現他的“似水年華”。

　　他坦言自己是個普通人，做普通工作，賺普通的錢，沒有野心和世俗的抱負，只想用相機和詩歌，記錄或留住生活。因為生活總在不停地逝去，正如他記憶中的那個女孩，總是一張干凈的純真的笑臉。

　　他說，盡管礙于現實的阻力，他們不得已分開，但他仍想用自己的方式，用一組“欠你的情書”，紀念曾經那段珍貴的愛情。

　　任嘲我

　　唯有失業時，他才能寫詩

　　現年35歲的任嘲我，是一個典型的小鎮青年。他身上有“歷史”的味道。慶幸的是，詩歌將他拽出來，“歷史”得以浮現。

　　任嘲我自幼家貧，父母是農民，仰賴幾畝薄產維持生計。他們雖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在衣食上卻從不肯讓兒子受委屈。起初，任嘲我上進求學，但很快被環境同化：貪玩、打牌、逃課，乃至初一讀書月余，便輟學在家，成了“街溜子”。

　　父母無奈地表示，路你自己選，將來不怨我們就行。多年后，當失業的任嘲我蹲在灶火前，將剛寫的詩焚成灰燼時，他只能怪自己年輕，過早地屈從于環境塑造出來的命運。

　　他在村里撿垃圾，割車前子，偶爾賭牌，眼見要成年了，便出去打工。他輾轉于長春、哈爾濱多處工地，可自小嬌慣出來的皮肉受不住鋼筋水泥的苦，幾次退回老家，也因此招來村里的群嘲。“嘲我”的筆名便來源于此。

　　19歲，他隨老舅去山西某橋梁工程打工，賭氣似的干夠兩年，帶著積蓄回鄉，推翻土泥墻，蓋了磚瓦房，娶妻生女。本想養豬致富，結果惹來一身債，還在蓋豬圈頂棚時摔下來，從此受不住重活。不久，養殖業背興，他賣了豬和妻子南下昆明，又誤入“直銷組織”，幾萬塊錢打了水漂。

　　生活還得繼續，他入行旅游賺辛苦錢，妻子跑兩個商場賣衣服。到2015年，兩人返鄉，至此人生陷入了“打工與失業”的循環。

　　“就是苦了我老婆，跟著我盡受苦了。”任嘲我說，他在一首短詩中，透露妻子有高血壓：

　　妻子看上去像是打不倒的小強

　　只有我知道是貧窮使她不敢脆弱

　　她在工作中強忍著眩暈的折磨

　　血壓像過山車一樣起落

　　唯有失業時，他才能寫詩。父母總覺得，你寫那玩意兒干啥，又換不來錢糧。妻子倒不反對，前提是必須做完手里的營生。于是，沒有工作的時候成了他安頓詩歌的佳期。

　　我把一天十三個小時賣給工廠

　　換回來兩百塊錢

　　這兩百塊錢

　　仿佛讓我抵押了尊嚴

　　又幫我贖回了尊嚴……

　　談及這首詩，他說，這是去年他和妻子去常州一家汽車線束廠打工時所寫。廠里的老板和班長動輒罵人，叱人為垃圾，還變著法地扣錢。為了生計，工友們一忍再忍。有一次，他和妻子共被扣了1300元，頂得上一月的房租和生活費了。他像一頭犟牛，最終靠抗爭，爭回了本屬于自己的薪酬。

　　說到未來，任嘲我對記者說：“該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該怎么寫詩，就怎么寫詩。”隨遇而安，或許是他人生歷史上唯一的主題，但這個主題充滿想象，或許他可以憑借詩歌帶來的慰藉，開啟另一段嶄新的生活。

　　曹會雙

　　寫得好不好都被笑話的工廠女工

　　曹會雙稱得上是快手最虔誠的作詩者。近三十年，她寫有300多萬字作品，日記350多本，讀書筆記440多本，單單在快手上便發布了1000多首詩。

　　這些數字仿佛一組生命棱面，拼接成一個立體又直觀的詩人形象。但這個形象并非誕生于書房，而是于轟鳴的機器運轉、瑣碎的家庭空間以及密布冷嘲熱諷、飛短流長的人際社會的夾縫中，用一行行字壘砌出來的。

　　就像一場曠日持久的論證，曹會雙用三十年時間躋身山東作家協會，才坦然地接受自己“詩人”的身份。

　　在此之前，作為一名山東萊蕪某鋼鐵集團礦山公司的泵房女工，她每日的工作就是將帶水的鐵精粉運輸到下一個工廠進行過濾干化，再送回萊蕪某鋼廠。這份工作承繼自她的父親。學徒一年，方才出師。稍得閑暇，她便鉆到角落，或是讀詩，或是寫詩。

　　她曾寫過一首詩《在路上》，其中一段是這樣的：

　　命運辜負我天經地義

　　我辜負自己是失職

　　生活不過是見招拆招

　　日子不過是因時制宜

　　命運何以辜負這樣一位女工詩人？曹會雙向記者解釋道，在他們廠，女工比較多，某些女同事眼紅她成了車間通訊員，頻繁寫稿，以及在地方報刊上發表文章，總是明里暗里地挑事、扯謊、貶低或“告狀”。她寫得不好，她們笑話她；寫得好了，還是笑話她。她身陷其中，“一直就擺脫不了這種處境。”

　　就連同單位的丈夫，開始覺得她寫通訊稿是受領導器重，后來轉向文藝稿，便勸她別整這些花里胡哨的，還生閑氣。曹會雙反駁道：“我都是在工作干好、家務做好、孩子功課輔導好的前提下，才去創作的。難道就這么平庸地過一輩子，連個追求都不能有嗎？”

　　后來，她花十個月工資買電腦時，丈夫先是埋怨了兩句，最后還是支持了她。她暗下決心，一定要寫出個名堂，證明這錢花得值。

　　之后，她闖入詩歌論壇，結識文學前輩，讀《紅樓夢》、茨維塔耶娃和狄金森，模仿張曉風等人的筆觸，不斷精進創作，直至錘煉出自己引以為傲的風格。

　　沒上大學是她的遺憾。她便自學，讀了大專，又讀本科，終于拿到畢業證。誠如她在詩中所寫，辜負自己是一種失職。

　　50歲退休后，她走出了那片泥沼，游弋于詩歌之海。“不管外界如何，先寫好再說。”這是她對抗俗世的信條。作品自會證明一切。

　　選入詩集的一首作品《父親的礦山》，寫于去年6月：

　　父親用一生的茬茬經歷

　　囤積了一座豐富的經驗礦山

　　父親常以健談開采出堅韌的礦石

　　我用聆聽的生產流程一級級破碎后

　　用思索磨選出領悟的鐵精粉

　　用思考浮選出了悟的銅或鈷的精粉

　　用真誠重選出參悟的金精粉

　　若想有各類金屬的品質與市場價值

　　我須得躬身，分門別類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地冶煉

　　這種抒情的現實，或現實的抒情，大抵是她詩作風格的代表。一種勃發的生命力穿透冰冷的鋼鐵，將人生的觸角探到詞語之外。

　　當然，她不會因為詩歌的抱負而放棄現世的責任。她笑著說，下一步要幫兒子成家，更確切地說是買房。至于詩歌，她早已踏上自己的路，從此便風雨無阻了。

　　鄭國輝

　　用左手和土掉渣的語言寫詩

　　鄭國輝，吉林榆樹人，今年64歲。他毫不忌諱地說，希望死后有一本自己的詩集放進骨灰盒。“我來的時候，是躺著來的。我走的時候，也是躺著走的，隨手還帶一本詩集——我就沒白來這個世界。”

　　1980年，鄭國輝高中畢業。次年，他到一家集體飯店當收款員。一年半后，接母親的班，在國營飯店做保管員。1985年，他被調到國營副食店當營業員，直到退休。

　　退休釋放出來的時間，讓他可以從容地追求舊夢——他使用左手，一筆一畫地雕刻漢字，出于一種近乎神圣的真誠。

　　之所以是左手，源于一場醫療事故。他兩歲時打針，落下小兒麻痹后遺癥，右半身無法自如伸展。

　　或許是身體的這份凝重，把他的語言推向一種輕快，乃至極簡的通俗。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土掉渣的話，“去寫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詩，甚至一個大字也不識的人，你給他念了，他頻頻點頭，這才叫詩。”

　　誠如他寫母親的《怎么學也學不出來母親的樣》：

　　那天中午回家

　　見母親就歪躺在沙發上午睡

　　身上什么御寒的也沒有

　　我找到一件衣服

　　小小心心地捂上

　　可還是把母親弄醒了

　　我這個生氣啊

　　真恨不得使勁打自己幾下子

　　為什么啊為什么

　　怎么學也學不出來母親的樣

　　給我蓋被子時

　　那個輕

　　那個柔

　　它近似口語，但細細吟詠，又能照見這個生活即景中所斂藏的對愛的凝視與洞察。

　　鄭國輝在接受采訪時，多次強調，不要過多著墨于他的“病”。從小到大，他受盡各種查問、厭惡、鄙夷和憐憫的打量。這是他一生的痛；但他從不為之寫詩，也很少向人透露。因為他不愿意以“病”邀名，更不愿意因“病”而影響旁人對他詩作的評價。

　　早些年，他在副食店忙上忙下，不得閑暇。只能偶爾躲進倉庫看書，聊以自慰。退休后短短六七年，他報復似地寫下3000多首詩。詩鑿開了一個平行空間，讓他安放中年和晚年。

　　在一首《爺爺和孫女》的詩中，他這樣寫：

　　爺爺

　　你整天在紙上勾勾抹抹

　　是寫詩嗎？

　　孩子

　　爺爺是想

　　看看能不能從這上面飛起來

　　鄭國輝想從詩上起飛，這是他花甲之年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