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2023年全國科技活動周將正式啟動，主場啟動式在北京城市綠心森林公園舉辦。

　　作為三年新冠疫情后的第一個全國性科技周，主場展覽室內將重點展示人工智能、生物技術、“雙碳”科技等國家重大科技創新成就，展示全國科普工作聯席會議成員單位特色科技成果，展示北京市優秀科創成果。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而2023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實施“十四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

　　那么，我國的科創與城市發展呈何關系，有何特征？科創又如何助力城市以及城市群的發展？

　　科創是城市(群)第一推動力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鵬告訴新京智庫，改革開放40多年，也是我國科技進步的40年，但在不同區域科技的表現特征不同，北上廣深是我國的一線城市，由四個城市及周邊城市構成的城市群的科技創新處于國內的前沿水平。尤其是北京中關村、上海陸家嘴等地的科技創新水平已經達到了世界中上水平。

　　“北上廣深屬于第一梯隊。”王鵬說。第二梯隊則是以武漢、西安等為代表的城市群，這些城市群的科技創新也發展比較快，達到了中等水平。中西部地區以及一些邊遠地區的科技創新還比較薄弱，構成了第三梯隊。

　　不同城市不同的發展水平和規模，對應著不同的科創水平。

　　北京師范大學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關成華亦對新京智庫表示，通過對中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科技創新發展水平進行監測研究發現，對于不同城市規模等級的城市，城市人口規模與經濟產出、創新績效(主要指科技創新活動的產出和影響)之間都存在正向相關關系，而且城市規模越大，對科技創新發展的正向影響越大。

　　以粵港澳大灣區的廣東九市為例，廣東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發布的《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力發展報告》顯示，廣東九市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從2016年的18872家增加至2020年的50999家，增長至三倍，大灣區高新技術企業占全國比重維持在20%左右的水平。

　　廣東九市A股上市公司的研發人員規模也逐年擴大，從2016年的24.85萬人上升至2021年的53.79萬人，增加了一倍多。九市研發人員約占全國A股上市公司研發人員數量的20%。大灣區研發人員占比在統計期內基本呈上升趨勢并高于全國A股上市公司平均研發人員占比0.6-2.5個百分點。

　　企業作為一個城市創新生態體系的重要構成單元，仇保興認為，中小企業在地理空間上高度自由地聚集在一起時會萌生出一種共生的力量，這種共生力量使得整個城市群的科創生態得到改良，再迸發出新的生產力。相比產業集群，企業集群更能體現出融合與共生，因為企業之間是相互作用、共生共享，所以才能批量誕生眾多科創公司。

　　廣東九市的數據則印證了粵港澳大灣區的科創水平。

　　世界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披露，2020年“深圳-香港”科技集群擴大為“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并于2020-2022年連續三年在全球百大科技集群中排名第二，并且在PCT(專利合作協定)國際專利申請量上保持世界范圍內的相對優勢。

　　城市規模與科創呈正向關系

　　而一座城市的經濟發展到一個規模更大的階段后，對科創又會有什么新的要求呢？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特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教授葉堂林認為，其發展動力必然要求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需要高校或科研院所對其全域創新和全鏈條創新予以支撐，而且更加重視所在城市的高校建設、保證財政科技投入穩定增長的同時優化科研投入結構、大力采取吸引人才流入的舉措以擴大人才隊伍總量并提升人才質量。

　　同時，高校和科研院所也需要更加注重其創新的需求導向、應用情境和社會責任，更加突出學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多元化、全過程的質量評價。

　　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該區域內目前共有在冊高校140所，特別是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以來，有近20個高等教育機構正在或計劃推進建設。

　　深圳高校知識產權大數據平臺的數據顯示，2019-2023年間，華南理工大學專利申請量(16546)和有效專利數量(10838)居全國高校第三位，專利授權量(11959)排名第四。深圳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分別以791件和643件PCT公開量，排名世界(主要指中英美日法德)高校第六和第九位。

　　葉堂林認為，發展到一個經濟規模更大階段后的城市會有一些“具體要求”。比如，進一步突出企業在承擔重大科技項目中發揮作用，鼓勵各類企業自辦，或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聯合組建的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企業技術中心。財政資金對企業自主創新的引導和支持將更靈活，包括直接投入、補貼、貸款貼息等多種方式。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將成為財政支持的另一個重點，將加大對重大高新技術成果轉化項目的專項資金支持。

　　葉堂林還表示，城市政府也會鼓勵各類企業把高技能人才培養納入企業發展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將高技能人才配置狀況作為生產經營性企業及其他實體參加重大工程項目招投標、評優和資質評估的重要考核因素；將征集發布重大技術革新和技術攻關項目，鼓勵高技能領軍人才“揭榜領題”。

　　關成華表示，城市間競爭的實質是城市科技創新綜合實力的競爭，城市人口規模與經濟規模的擴大會吸引更多創新要素集聚，需要更高的科技投入，更完善的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從而具有更佳的創新表現。東莞、佛山等地重視科學城建設、高校發展與人才隊伍培養，將教育、科技、人才進行一體化統籌布局，正是城市規模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表現。

　　發揮好創新“領頭羊”作用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城市進一步向集群化發展，城市間的競爭不再僅僅局限于城市個體，同時也表現為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群之間的競爭。”關成華說。從國內城市群看，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和京津冀城市群發展相對成熟，處于第一梯隊。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高質量發展還有許多卡點瓶頸，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王鵬表示，我國經濟發展模式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從原來的追求量的增加、規模的擴張逐漸轉變為追求質的提升。在這種情況下，以科技創新促驅動城市群的高質量發展就成了接下去若干年我國城市群發展的最重要模式。

　　作為我國第一梯隊的長三角、京津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城市群，則要以科技創新為引領，帶頭解決我國的卡脖子瓶頸問題，在國內起到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甚至在某些高尖端的技術領域，這些城市群的主要城市的科技研發要達到世界級的水平，“否則，我國就沒有辦法與世界進行科技的較量”。

　　葉堂林亦表示，我國科技創新已經進入到主要城市或重點城市群的創新生態系統構建和完善階段。該階段的創新生態系統需具備多樣共生性、層次交互性、動態穩定性和協同開放性四個特征。

　　以京津冀為例，其理想發展目標是，北京作為創新核心城市擁有絕對的創新引領能力，擁有的科研、高校、企業等創新主體以及人才、技術等豐富的創新資源，能夠與天津、河北等地區實現創新關聯和創新互動，帶動創新要素通過物質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的形式在區域之間無障礙流通，加速城市之間的創新協同開放發展，進而形成競合共生、動態開放的復雜系統。

　　葉堂林為此建議，要加快補足研發主體短板，推動研發主體開展關鍵核心技術及基礎前沿技術攻關；暢通核心城市到腹地的創新要素流動，腹地城市借助核心城市的創新資源實現創新能力的提升；培育新的創新組織形式，打造城市群創新生態系統。

　　比如，京津冀三地之間需要利用區域間的互補優勢和協作機制，推動不同區域之間的技術交流和合作，形成區域間的創新平臺和通道，降低區域內的創新資源交易成本。北京作為絕對的創新核心城市要繼續發揮引領作用，推動京津冀三地就關鍵技術領域和重大科研項目的合作，需要發揮好創新“領頭羊”的作用，牽動京津冀產業技術升級。

　　現狀也正在改變。2022年底，河北省科技廳印發的《河北·京南國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示范區建設方案(2022-2025年)》提出，京南示范區建設空間由“十園”拓展為石家莊、廊坊、保定、滄州、衡水和雄安新區“五市一區”全域，進一步集聚科技創新資源，推動成果轉化政策、措施先行先試，吸引更多京津科技成果到河北孵化轉化。

　　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