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的通報，讓我深刻感受到組織的關心和溫暖，也讓我深刻感受到工作的鞭策和組織的提醒。”日前，浙江省紀委監委以集中開展澄清正名的形式，對7名遭受不實舉報的省管干部進行澄清。發言的正是被澄清干部之一，其難掩感激之情，同時表態繼續干好事業。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公開信息顯示，這是黨的二十大以來，浙江首次對涉及省管干部失實檢舉控告開展的集中澄清，也是我國各地紀委積極澄清不實舉報的典型案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北航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對新京報記者表示：一直以來，各地針對干部進行不實舉報的情況時有發生，因此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紀委對澄清工作也愈發重視。如今，隨著干部隊伍廉政建設的不斷發展，澄清工作也在摸索中前進。

　　網絡直播的“澄清大會”

　　近年來，浙江省對干部不實舉報澄清工作新聞不斷。在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看來，浙江省已走在了全國的前面。

　　據《錢江晚報》報道，浙江已經實現常態化開展澄清正名工作。

　　浙江省紀委在官網發文表示，將2023年定為澄清正名和查處誣告提升年。

　　從今年4月中旬開始，浙江省紀委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集中澄清月活動，首次“全鏈條聯動、多方式結合”開展集中澄清工作。前文所述對7名省管干部的集中澄清，就是浙江省紀委集中澄清月的工作成果之一。據悉，在這次集中澄清正名的名單中，除了7件涉及省管干部外，還有8件涉及企業、高校的干部。

　　浙江各市、縣級紀委也響應了集中澄清月活動。據《浙江日報》報道，5月，來自杭州市余杭區某鎮的村黨支部書記張某某作為被澄清對象，參加了杭州市紀委監委組織的集中澄清會。

　　此前，張某某因清查該村磚瓦廠的遺留“糊涂賬”被誣告陷害。被澄清后，張某某卸下了包袱，他說：“在基層一線工作，難免會得罪一些人，組織能為受到失實舉報的我澄清正名，讓我更有激情也更有膽量帶領村民致富。”

　　除了常態化開展澄清正名工作，浙江省紀委還在公開澄清的形式上進行了創新。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介紹，2022年9月28日，浙江省紀委在建德市梅城鎮澄清門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澄清會，為21名來自全省各地受到失實檢舉控告的黨員干部公開澄清。

　　澄清大會采用了網絡直播的形式，超過32.6萬人次通過網絡觀看直播并參與互動。會議現場還播放了電視紀實片《浙江澄清正名及打擊誣告陷害工作紀實》，首播了信訪舉報政策宣傳微電影《激濁揚清話舉報》，同時首發澄清正名主題曲《清澄映三江》MV。

　　當地干部說，古時澄清門便是當地百姓明辨是非曲直的地方，在這里召開澄清會就有了現實意義。而這樣特別的公開澄清方式，讓一位被澄清干部當場表示“讓曾經的陰霾一掃而凈，干事創業的信心和決心倍增”。

　　浙江省紀委負責人對《中國紀檢報》表示：“希望通過這一系列舉措，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為敢于擔當的干部撐腰鼓勁。”

　　莊德水告訴記者，就全國范圍來說，許多省份還在尋找適合自己的節奏，澄清工作尚未形成制度化、常規化。浙江省紀委的一系列澄清舉措，可為此提供先行經驗。

　　從制度上為“澄清正名”保駕護航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經在一系列相關規章中提出建立澄清正名制度。

　　2016年10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提出：“對受到誹謗、誣告、嚴重失實舉報的黨員，黨組織要及時為其澄清和正名。”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還通過《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其中規定：“經調查，監督對象沒有不當行為的，應當予以澄清和正名。對以監督為名侮辱、誹謗、誣陷他人的，依紀嚴肅處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此后，各地相關部門繼續努力探索關于不實舉報公開澄清的辦法和措施。”莊德水說。

　　以湖北省為例，據《湖北日報》報道，黨的十八大以來，湖北全省紀檢監察機關為12347名受到錯告、誣告的黨員干部以各種形式進行澄清。這其中包括了2016年備受關注的“村支書黃軍貪污逾30萬，村民聯名舉報”的調查結果。

　　2016年3月，一封名為《湖北興山村支書黃軍貪污逾30萬，村民聯名舉報》的帖子在網絡流傳，帖子中附帶視頻，顯示村民舒某正在談論黃軍的受賄細節。帖子中還有圖片內容，展示了村中的“豆腐渣工程”——坑洼不平的道場地面以及“黃軍的小洋樓對比村民破舊危房”等。幾天時間內，該舉報內容被十多家網站轉載。

　　湖北省宜昌市興山縣紀委迅速牽頭成立調查組，去往該村走訪。當調查組找到視頻中的舒某時，其表示：“視頻是被人偷拍的，當時只是‘聊閑話’。說黃軍受賄，我沒有證據。”

　　調查組又發現，舉報內容中的圖片內容也是不實信息。當縣紀委人員來到圖片中的道場時，發現地面平整。有村干部解釋：“我們村海拔1000米，冬天氣溫寒冷，導致局部凝結后不完全起殼、散裂。針對此問題，村委會已要求施工方整改后方能進行驗收。”而關于“黃軍的小洋樓對比村民破舊危房”一圖中的“危房”，實則是某村民家烤煙房和豬圈。

　　經過大約一個月的調查，當年4月12日，調查組向興山縣紀委常委會提交《關于反映黃軍有關問題線索的調查報告》，提出“信訪舉報反映黃軍違紀問題的線索不屬實，建議對舉報問題線索做了結處理”的調查結論。

　　一天后，調查組在該村召開了一場關于這次舉報的澄清大會，一場舉報“鬧劇”終于落下帷幕。

　　新京報記者梳理發現，同時期，各級紀委公布的公開澄清通告越來越多，多省開始探索相關規范性文件。各省市的澄清范圍也不斷擴大，不少紀委將以往只在會議室里宣讀文件的形式，換成了戶外成百上千人的“澄清大會”。

　　莊德水認為，這個過程中的標志性事件是2018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意見》中明確提出‘及時為受到不實反映的干部澄清正名’。這代表關于澄清不實舉報，中央層面出臺了一個制度性的意見。”

　　之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紀委監委制定并印發了《關于為被錯告誣告黨員干部澄清正名的實施辦法(試行)》。山東、浙江、天津、北京等十余個省、直轄市也先后出臺了各自澄清不實舉報的相關法規和辦法。

　　2020年，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印發《關于做好失實檢舉控告澄清工作的意見》，對開展澄清工作的主要原則、適用情形、主要方式和工作要求作出規定。

　　莊德水在接受法制日報采訪時表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印發《關于做好失實檢舉控告澄清工作的意見》，意味著澄清正名制度更加完善，逐步走上規范化軌道，也為紀檢監察機關嚴肅查處誣告陷害行為、澄清失實檢舉控告提供了重要的制度遵循。同時，由上述脈絡可以看出，中央已經關注到不實舉報和誣告陷害的嚴重危害性，正著力通過完善黨內法規，對誣告陷害者實行嚴厲懲處。

　　改革中的痛點和難點

　　“201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后，我國針對不實舉報的澄清工作登上了一個新臺階。”莊德水說：“一些改革的痛點和難點也逐漸浮出水面。”

　　《人民日報》曾發表了一篇名為《還人清白也是一種擔當》的文章。文中指出了部分相關部門面對不實舉報的消極態度，批評了其面對舉報“疑罪從有”的思維定式。

　　文中說：“長期以來，有的地方對此類情況的慣常處理方式，往往是‘暫存’‘掛起來’，對舉報事項既不說有、也不說無，搞模糊處理。這就帶來麻煩，被舉報人到底有無問題，沒個明確說法，以至于有關被舉報人的小道消息滿天飛。”

　　任建明告訴新京報記者：“如果不實舉報得不到及時處理以及澄清，那將對不實舉報者起到放縱效果。”

　　任建明說：“近年來，不實舉報數量整體上還是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是針對不實舉報者的處理一直處于摸索狀態。”

　　莊德水則認為，難點在于對不實舉報者的處理不能一概而論，錯告和誤告要與誣告區分開來。若簡單地將三者混淆處理，那么紀委監察部門收到的舉報也會減少相當一部分，這對干部隊伍的廉政建設同樣不利。

　　“黨政機關的一些工作公開透明不夠，未提升群眾知情權，也增加了不實舉報的數量，從而浪費了紀委資源。”任建明說。

　　湖北省十堰市紀委監委曾公布過一起相關案例。去年5月，湖北省十堰市鮑峽鎮紀委接到舉報。舉報人反映：“某村書記安排他人在河道采砂，致使水西溝大橋成危橋。”

　　紀委一行人趕往事發河道勘察情況。抵達現場后，發現河床存在明顯開挖痕跡，豎立在那里的橋墩周圍甚至已無砂石覆蓋。

　　“河沙是國有礦產資源，河道清淤是區里安排的，干活的工人我都不認識，違法亂紀的事情我怎么敢干！”村書記委屈的語氣再次增加了事件的疑點。

　　后經紀委調查發現，原來前幾年該地區發生洪澇災害，區政府安排了河道清淤，2021年時又因為持續性降雨，河床不斷被沖刷，最終形成了“被盜挖砂石”的景象。

　　查明真相后，紀委確認了這是一次不實舉報。關于這次不實舉報發生的原因，紀委書記這樣說 ：“清淤你作為村書記是知情的，但老百姓不知情，開會為什么不跟大家說明情況？群眾有想法，你想想自己工作是不是也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你們該開的會開了沒有？”

　　后來，當地紀委在針對該事件的公開通告中，特地強調了“加強該村日常村級事務公示公開”。

　　“組織工作中，哪里公開程度不夠，哪里就容易產生不實舉報，其影響除浪費紀委資源調查取證外，還會給被舉報人帶來負面影響，擾亂組織對干部的提拔任用，甚至影響有關部門政治生態。”任建明告訴記者。

　　該事件還反映出一個問題，就是基層干部長期被不實舉報所困擾。

　　某基層紀委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我們收到的不實舉報經常下探至村干部級別，這并不是個別現象。”連云港市紀委監委信訪室相關負責人也曾公開發表過類似言論：“干事創業一線、基層服務一線，往往是信訪舉報的‘高發區’，而干事創業難免會觸及一些人的利益，導致惡意中傷黨員干部的信訪舉報事件時有發生。”

　　莊德水說：“若針對基層不實舉報的澄清工作不到位，勢必會給重要基層工作帶來困擾。”

　　澄清工作應建立常態化機制

　　正如前文所說，澄清工作在中國多數省市還處于摸索階段。不少專家學者呼吁盡快建立常態化機制。

　　中國廉政法制研究會常務理事魏昌東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呼吁，“紀委不僅是‘摘帽子’的，也是為干事的黨員干部撐腰的。澄清應該常態化、制度化。”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不少省市在不斷出臺更細化的關于澄清工作的相關文件。比如2023年5月，山東省在對原有澄清正名制度規范全面梳理的基礎上，制定《山東省紀檢監察機關失實檢舉控告澄清正名工作辦法》，明確了可以澄清正名的四類情形和一般不予澄清正名的五類情形；2023年6月，浙江省紀委新修訂了《浙江省失實檢舉控告澄清工作實施辦法》，明確將澄清材料同步歸入干部廉政檔案和干部人事檔案。

　　面對不斷細化的相關文件，任建明呼吁：“各紀委還應該制定與澄清工作有關的時限。例如，凡是收到舉報的，不管是不是不實舉報，都要在一定時日內核查完畢，并作出處理意見。情況緊急的個案，還應該加快處理速度，”任建明認為，對舉報的處理不能沒有工作時限或程序要求，因為這樣會造成“處理拖延甚至不了了之”的特殊情況。

　　除重視澄清工作本身之外，任建明表示“對不實舉報者的處理也應該更規范。”

　　目前，各地紀委針對不實舉報者的處理辦法也在不斷細化。例如湖北省紀委就于2020年印發了《湖北省紀檢監察機關查處誣告陷害行為工作辦法》，規定了查處誣告陷害行為的工作機制、程序、方式、責任追究、要求等。

　　2020年6月，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人民法院宣判孫某某犯誣告陷害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孫某某為了發泄對公職人員的不滿，對相關人員進行了誣陷。這是《辦法》正式實施以來，湖北省首例因誣告陷害公職人員入刑的案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規定：“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浙江日報》報道，浙江許多市、縣公布了打擊誣告的處理辦法，比如浙江省寧波市在全省率先以市委反腐敗協調小組名義印發了《寧波市關于處置檢舉控告中誣告陷害行為工作辦法(試行)》、臺州市紀委則建立了誣告陷害預警機制等。

　　2023年6月25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網轉發了浙江省紀委監一篇文章，介紹了浙江省東陽市紀委監委開展的對一系列打擊誣告陷害和失實檢舉控告澄清正名行動。

　　文中通報了一個案例。東陽市某鎮駐村干部呂某某被人“告發”貪污征地補償款。經紀委調查后，認定這是一次不實舉報以及誣告，并在全體鎮干部大會上予以公開澄清。而誣告他人的林某因涉嫌敲詐勒索罪，被東陽市公安局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據《杭州日報》報道，截至去年8月，浙江已為受到失實檢舉控告的4311名黨員干部和126個黨組織澄清正名，查處誣告陷害行為163起205人，或紀律處分或行政拘留甚至刑事處罰等，發揮了很好的正面激勵和警示震懾作用。

　　“但總的來說，澄清工作其實只是治標，是應急。”任建明說：“若想治本，就要徹底解決干部隊伍中的問題，讓不實舉報問題大幅度減少，還要切實加大黨政機關工作的公開透明力度，切實推進民主法治建設。在此基礎上，更新大眾文化，培育正氣和廉潔風氣。”

　　“到那時，不實舉報就不再會成為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

　　新京報記者 隋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