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企頻繁“補課”等待“合規”

　　公司開展合規培訓，搭建合規體系，“合規”成為藥企公司內部最常被提起的詞語

　　這個夏天，對藥企而言，是冰火兩重天。

　　市場部門銷售團隊按下“暫停鍵”，西北某省會城市一名醫藥代表說，很多藥企連夜召回醫藥代表不許再去醫院，學術會議被密集取消或者延期，很多同行直接放假。

　　而另一邊，藥企內部“達標會”頻繁召開，公司開展合規培訓，搭建合規體系，一位從事醫藥合規的律師告訴記者，自開展反腐行動以來，每天都接到很多藥企電話咨詢合規培訓，“整個八月，我幾乎每一天都奔波在各個企業之間講課。”

　　8月15日，國家衛健委發布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有關問答，其中指出，國家衛生健康委會同9部門共同啟動了為期1年的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以問題為導向，聚焦醫藥行業“關鍵少數”和關鍵崗位，堅決整治違規違紀違法行為，構建風清氣正的行業氛圍，為醫藥衛生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保障。

　　“合規”再次成為藥企的行業關鍵詞，合規的界限在哪里？如何從“形式合規”到“實質合規”？業內正在“摸著石頭過河”。

　　按下“暫停鍵”

　　“我們的日常工作全部暫停，改成了參加產品知識培訓會，并被通知在短期內不允許去醫院進行走訪。”張薇在一家藥企做醫藥代表，入行四年，這是她第一次經歷“這么聲勢浩大的醫療反腐”。

　　張薇所在公司內部的工作群、同行之間的交流群幾乎全部解散了，剩余少數幾個還未解散的群，聊天內容也僅限于無奈的寒暄——“大家今天還有沒有在工作？”

　　在長三角某藥企市場部工作的陳立同樣感受到了此次反腐風暴的強勁。陳立的工作內容是負責學術會議。因疫情影響而未能正常舉辦的學術會議原本在今年迎來了爆發期——上半年，公司最忙碌的時候可以達到周末兩天組織參與十幾個學術會議。陳立說，但從7月31日開始，所有學術會議都被叫停或延期了，“不知道什么時候能恢復。”

　　陳立供職的公司是一家國企，他所在的市場部目前處于整頓和自我改革階段，正在商議該采取什么樣的方式才能更加“合規合理地辦會”。

　　“合規”成為藥企公司內部最常被提起的詞語。醫藥合規律師、北京至瑾律師事務所主任李岑巖解釋，“合規”的意思是要求各個企業的行為“深度的、全方面的遵守法律法規”，其中包括了國家出臺的法律法規、監管規定、行業準則，以及相關的國際條約和公司內部的規章制度等。

　　對于藥企的基層從業人員來說，“合規”既熟悉又陌生。張薇說，從2021年起，她所在的公司就實施“強制合規”制度(提出明確建立合規管理體系的義務，并對拒不履行合規管理義務的企業作出行政處罰)。去年開始，公司取消了醫藥代表的“業務費”，報銷也從“實報實銷”，變成了固定餐標或降低活動預算。但這次反腐似乎尤其不一樣，“最近，醫生一直在和我們強調，不要給他們打電話、發微信，以及更不要在溝通中提到敏感詞匯，但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具體哪些表述屬于敏感詞匯。”

　　李岑巖說，合規培訓以講座方式進行，“主要是講相關法律和政策，讓企業趁著還沒有查到自己頭上補一補窟窿。”

　　李岑巖發現很多從業者對合規的理解以及重視不夠，企業管理者法律意識薄弱，抱有僥幸心理，認為有些不合規行為只屬于輕微違規的范疇，不至于構成犯罪，比如采取虛開發票的形式進行非法套現，“很多藥企的中層干部甚至沒有讀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

　　缺乏動力的“合規”

　　合規不是一個新概念。

　　2018年，針對企業商務合規，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印發了《中央企業合規管理指引(試行)》文件，這一年被認為是“中國企業合規元年”。

　　但具體到醫藥行業，“合規”則與行業軌跡緊密相關。2006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出《關于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的意見》，醫藥購銷端合規被藥企所關注。2013年，葛蘭素史克(GSK)中國行賄事件爆出，這一事件直接掀起了針對企業合規性的反腐調查。

　　李淳就是在這一年成為一家頭部外資醫藥企業的首席合規官的，“合規官是全球很多一流企業都會設置的崗位，在企業中主要發揮監督與管理的職能，負責公司內部的合規政策及制度的制定、不定期展開相關的合規培訓、對企業內員工的行為進行合規監控等。”

　　李淳說，這其中也包括對醫藥代表展開舞弊調查，“比較常見的有財務方面的違規，例如提供一些虛假的會議記錄、會議照片、會議簽到表來謊稱自己參加了某個學術會議，這就需要合規官進一步調查該行為發生的根本原因、舞弊程度的嚴重性等。”

　　李淳提到，國內大部分的藥企不具備合規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沒有單獨設置合規官的職位。由于不具備“一票否決權”，合規官只能發揮“建議”的作用，“甚至有些企業管理者為了更順利地過審，會直接選擇不邀請合規官參與到戰略或運營的決策過程中”，這種架空的做法也使得合規官在公司內部成為被邊緣或者排擠的角色。

　　李淳告訴記者，首席合規官作為核心管理層崗位，不能直接為企業創造收益，其設立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自身對合規的理解，以及是否接受嚴格監管的意愿。

　　“對企業來說，合規的成本大致分兩方面，一是相關專業人員需要支付比較高的薪資，二是在激烈的商業競爭環境下，有些企業會將落實合規和推動業務看作對立的關系，僥幸地認為如果商業模式合規了，業務就會變少。”李淳說。

　　某種程度上看，這也是國內藥企對“合規”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盡管“合規”在國內藥企已經不是一個新概念，但相比外資企業，國內企業很少會設置合規崗位，“出于人力及成本的考量，有些企業也會選擇將相關的合規職能兼并在企業的財務部或法務部之中。”

　　“更隱蔽了”

　　“聚焦醫療領域生產、供應、銷售、使用、報銷等重點環節。”這一要求在國家衛生健康委等10部門召開的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視頻會議中反復提起。

　　李岑巖告訴記者，醫藥行業包含了生產企業、流通企業、服務企業、醫療機構等，藥企合規的問題應當分段進行具體的探討和解決。目前國內有千余家藥企在從事藥品生產，這些企業的生產合規做得比較好，“合規的難點和問題往往出現在購銷領域，”即藥品的供應和銷售環節。

　　“在原本合規的情況下，醫藥代表需要將藥品相關的專業信息傳遞給醫生，幫助醫生在全面、深入、詳細了解藥品的相關特性和效果后作出評估和篩選。”李岑巖說，但現實中，想要一款藥品被醫生選中，部分醫藥代表為了“走捷徑”“抄近道”，寄希望于采用“塞紅包”方式來換取更多藥單，以實現促銷。

　　相較于采取“直截了當”卻容易被檢舉的轉賬匯款，李淳表示，目前還有很多行賄手段是采用隱蔽的、非現金、非財產性的利益輸出，比如利用個人人際關系、影響力或人情，將專家送到海外旅游，提供接送服務，為其子女提供不正當的升學、就業機會等。

　　李淳介紹，這些形式不易留下記錄，難以追溯責任，“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難以規范此類非財物形式的商業賄賂。此外，有些賄賂行為會假借醫院的名義打上賑災或其他正常勞務活動的外殼，也加大了合規官的監督和檢查難度。”

　　此前一份某省藥品和高值醫用耗材生產經銷使用情況專項審計調查報告(征求意見稿)在業內流傳，據《經濟觀察報》8月9日報道，報告中一家醫院的工作人員證實了報告的真實性。

　　這份報告提及的很多腐敗現象十分隱秘。比如有外資醫藥企業為國內權威醫療專家提供專屬服務安排，柯惠醫療器械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長期贊助國內各級醫療醫藥學會協會舉辦學術交流活動，并要求國內經銷商按年銷售額的2%為參會醫生和專家支付住宿、接送、機票等費用。

　　根據國家規定，醫護人員每年需要繼續醫學教育學分且不低于25學分，參與學術交流活動可獲取學分但需要繳納注冊費用。2022年，拜耳醫藥保健有限公司等醫藥企業為4728名參加某省醫學會舉辦的40個學術會議的醫護人員繳納會議注冊費137.85萬元。

　　而在不少藥企內部，則會設KA(重點客戶)部門，與醫院建立所謂的“戰略合作關系”，這類“自愿慈善行為”亦不少見，新京報此前報道，有醫藥代表告訴記者，去年疫情，她所在的公司給醫院“捐贈”過一萬多瓶布洛芬，有一家戰略合作醫院缺救護車，公司就“捐贈”了一輛救護車。

　　“灰色地帶”

　　醫藥代表們，作為合規鏈條上的關鍵一環，時常困于“灰色地帶”。

　　盡管在張薇的講述里，她供職的公司對“合規”十分重視，但她也坦承，在實際工作中，她不可避免要面臨“灰色地帶”，這些“灰色地帶”也被公司默許。

　　張薇介紹說，以往在與專家對接支付講課費時，都會清晰標注費用類別和公司名稱，但有些專家卻很“避諱這種方式”，表示不愿意留下任何書面形式的收款證明，只接受現金，要求他們“通過另外的渠道將錢從公司套現出來”。張薇告訴記者，講課費是公司統一制定的，從公司角度來看，這種套現形式是不合規的。“但為了與專家搞好關系，也只能盡量滿足對方的要求。”

　　盡管這種灰色地帶也被公司以默許的方式存在，但當風暴來臨時，張薇覺得自己和很多同行有被拋棄感。

　　今年四五月開始，張薇所在的公司就緊急將很多醫藥代表的工作合同的合同主體從總公司遷出，更改為下屬子公司或銷售公司。她說，隨著政府部門相繼發文，8月3日時，“公司又要求我們簽承諾書，表明如果個人被協查，所有的行為屬于個人行為，由個人承擔一切責任，與公司無關。”

　　8月12日，張薇在開會時接到最新通知，公司的醫藥代表職位全部鎖崗，未來只會裁員，不再招人。最近她和同事們進行內部的培訓學習，隨后就要進行二季度的業績考核。如果不達標，“很有可能整個部門就沒有了。”

　　針對藥企的一系列行為，李岑巖表示，藥企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從法律主體上進行風險切割，希望通過承諾書的方式來建立防火墻，是一種“不考慮全體的、局部的應對方法”。從司法層面看，簡單的一紙承諾書并不能完全讓企業撇清責任。司法機關也會關注和考量整個商業賄賂的過程。

　　李岑巖說，這類通過簽協議書、改合同，把所有責任都推給醫藥代表的內控制度設計，不屬于真正的合規管理建設，但這也正是“在目前反腐風暴下，整個醫療行業需要對未來制度設計和合規管理進行的思考”。

　　7月25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初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其中調整行賄罪法定刑，與受賄罪法定刑相匹配，實現“行賄受賄并重處罰”。李岑巖向記者介紹，判斷單位行賄罪和個人行賄罪的依據，需要考慮個人與單位之間屬于合作關系還是勞務關系、單位是否有直接或間接受益等多方面的因素進行判定。

　　在醫藥行業的賄賂行為中，醫療代表與藥企之間總會想要互相“甩鍋”。李岑巖指出，直接受益是指個人的行賄行為直接為單位帶來了收益，“但很多時候企業會為自己聲辯，業務都外包出去了，與自身無關”，這就需要看該行賄行為是否有間接為單位帶來其他的交易機會，或者說增加相關的交易量，“綜合起來看，個人和單位的行賄大多是需要同步承擔責任的。”

　　“合規人才非常稀缺”

　　現實過程中，形式合規向實質合規的轉變仍然困難重重。以此輪反腐風暴中的學術會議為例，其具體標準線在很多受訪者看來，并不十分明晰，比如“講課費”金額到底該如何給？

　　這也指向合規落地的另一個現實困境：業內受訪者提到，在業內已有共識的醫藥合規缺乏執行細節，而企業內部所制定的細則又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內資外資的合規標準也有不同，據媒體報道，目前中國藥企使用的合規規范更多依循的是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CPIA)的《醫藥行業合規管理規范》，而外資藥企使用的是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RDPAC)發布的《RDPAC行業行為準則》(2022年修訂版)。

　　不過，在李岑巖看來，未來可能很難出臺更細致的執行標準，目前已有的法律法規已經對很多問題做出了規范，但企業還是沒有完成，“講課費到底如何給？企業應該有自主決定權，否則企業也很難生存。”

　　“合規實質上是一種管理的藝術”，李岑巖說，國家發布的法律法規只是建立一個基本的、整體的框架，其中具體的執行細節和規定是需要根據企業的不同情況進行制定的，“披著合法外衣的賄賂”無法完全依賴于合規管理體系而解決，更重要的是需要企業進行思想轉變——“不要再試圖通過違法的途徑來辦事。”

　　在一輪輪的企業培訓中，李岑巖能明顯感到業內人士對“合規”更重視，她認為目前大部分企業仍處于先“知行合一”中“知”的階段。在思想意識改變后，才能探討技術層面的合規建設，這個階段需要大量的合規人才隊伍。

　　“目前國內的合規人才非常稀缺”，但李岑巖也指出，合規官用專業知識去促進企業內合規體系的搭建，真正落實需要企業每一個人的參與。“人人都應當是自己崗位范圍內的合規官，企業的董事長作為企業合規的第一責任人，業務主管是部門合規的第一責任人，每一個人是他自己崗位上的合規的第一責任人。”

　　此次為期一年的反腐行動，醫藥企業中的從業者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響，每個人也在面臨選擇。

　　隨著醫改不斷深化，曾經靠“帶金”“人情”行走江湖的醫藥代表不斷縮減，張薇見證了這個行業的來來往往，有人從事醫藥代表這行超過了15年，也有人因為忍受不了高壓的工作狀態在入行半年內就轉行。在張薇所生活的西北城市，這是一份收入體面時間相對自由的工作，她愿意繼續做下去，但是她也不知道，這種工作方式未來還會持續多久。

　　無論是張薇還是陳立，他們都在“等”，等待更具體、切實、可操作的合規細則規范出臺，這似乎注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有人選擇觀望，有人選擇離開，也有人依然留在原地，不知去向。

　　(文中張薇、陳立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李照 實習生 王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