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書者說】

　　《魯迅的書店》是我關于魯迅微觀研究的第五本專著。前四本分別是：《魯迅草木譜》《魯迅的飯局》《魯迅的封面》和《魯迅的門牌號》。二十多年讀魯迅，隨手為文，分門別類，竟出產五本系列作品，且得到了魯迅長孫、魯迅文化基金會會長周令飛先生的關注關心，很出我的意外。我以這五本“微觀魯迅”小成果向大先生致敬。得失自有讀者評判，但無心插柳至此，豈非“但行好事、莫問前程”之謂乎？

　　《魯迅的書店》以書店為切入點研究魯迅。上卷以時間為軸，研究了與魯迅關系密切的28家書店，側重于魯迅與書店之間的互動。下卷以話題為線索，研究了魯迅購書、抄書、訂書、藏書的一些史實。

　　北京魯迅博物館1959年編《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顯示，魯迅的藏書共計1.4萬余冊，其中中文線裝書計946種7704冊。這自然無法比擬當時的藏書界名流如張元濟、傅增湘，也不可與富貴名流劉承干、袁克文的藏書相比，但是，魯迅用他的藏書發揮的功效，迸發的思想火花，創造的精神財富，在現代文學史乃至學術史上，卻創造了一個高峰。魯迅買書藏書、抄書補書、賣書易書，買賣抄補之間，反映著魯迅對圖書的態度以及治學作文做人的態度。

　　賣獎章買書

　　魯迅在南京礦務鐵路學堂讀書時非常勤奮。該校規定每月一小考，成績優秀的，就發三等獎章；積了三個三等的，換發一個二等獎章；積了三個二等的，換發一個頭等獎章；最后，三個頭等獎章可換發一個金質獎章。全班得過這種金質獎章的，只有魯迅一人。

　　魯迅得到金質獎章后，并沒有戴起來炫耀，而是拿到鼓樓大街賣了。魯迅說：“金牌是可以用錢換的，要什么樣子就可以買什么樣子；再說金牌充其量只能表示當時的學習成績，它不能證明我將來成績的好與壞；況且金牌保存起來，它永遠只是一塊金牌，金牌再也變不出其他的東西來。弄得不好，反會使人增加虛榮心，滋生傲氣，從此不再上進。而從書里，卻可以得到知識。”(楊霽云《瑣憶魯迅》)

　　賣了獎章，魯迅買回幾本心愛的書和一串紅辣椒。每當讀書讀到夜深人靜、天寒體困時，他就摘下一只辣椒，分成幾片，放在嘴里咀嚼，直嚼得額頭冒汗，周身發暖，困意消除，于是又捧起書攻讀。

　　在此期間，魯迅買了這幾年最喜歡的《天演論》。這是一本宣傳達爾文進化論的書，是維新派重要人物嚴復根據英國著名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譯述的。這本書花去了魯迅500文錢，進化論思想不僅成為魯迅世界觀的基礎，也為他的中外文化比較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

　　所買“大抵常本”

　　魯迅無意成為專門的藏書家。魯迅藏書的特點，一方面是情切，在經濟允許的情況下盡力搜求；另一方面是實用，并不講究宋刊元槧。魯迅收藏的中文線裝書、經史子集等常見書基本完備，據說夠得上善本標準的也只有21種，更多的則是平常的版本。許廣平20世紀40年代在《魯迅藏書一瞥》中回憶：“國學方面各種類書、叢書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沒有什么難得的海內孤本……或則因為魯迅先生平時對于善本、珍本的購買力未必很多。”孫犁在新中國成立后根據《魯迅日記》中的“書賬”，尋購魯迅所購之書，就頗有收獲。

　　魯迅所買之書，用他自己的話講，是“大抵常本”。

　　魯迅不是“唯版本論者”。他也不是不想買版本優、品相好的古籍，但囊中羞澀，故所買都是便宜的本子，只要能用，聊勝于無。對此他也是無奈的，所以日記中常常出現“惜”“劣”“惡”這樣的字眼。比如，1912年12月21日，“午后……又往留黎廠(即琉璃廠，下同)……又覓得《晚笑堂畫傳》一部，甚惡，亦以七角銀購致之，以供臨習”。對書不滿意，但尚能臨習，所以買下來了。

　　1912年年終，魯迅盤點書賬，發出了如下感慨：“京師視古籍為骨董(即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處世不必讀書，而我輩復無購書之力，尚復月擲二十余金，收拾破書數冊以自怡說(同“悅”)，亦可笑嘆人也。”

　　這一感慨中既包含著無力致之的無奈，又有“收拾破書數冊以自怡說”的自娛自樂。這一年是魯迅在教育部任職的第一年，半年實習期只能領津貼和半俸，年底轉正后才定下每月220元的薪資，全年總收入近1500元。書賬中所記“百六十余元”已超過了他年收入的10%。

　　到了1913年3月16日，星期休息，“下午整理書籍，已滿兩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嘆也”。一邊自嘲，但還是一邊買書，1913年年終盤點，全年買書共花去310.22元，月均25.85元。

　　北京時期，魯迅購書于1916年達到峰值，全年共花費496.52元。1919年11月21日，魯迅及其家人遷入八道灣11號，有了固定的住所，同時，他與周作人的藏書也日漸豐富。書籍增加了，書架當然也要增加，1920年7月24日，魯迅“買書架六。下午整理書籍”。

　　但這一藏書讀書教書寫書的平靜局面于1923年7月遭受重創。這一年7月14日，周氏兄弟失和。之后，魯迅生活秩序重構，心情灰暗，購書斷崖式下跌，1923年全年購書149.2元，1924年全年僅為99.24元，“每月平勻(同“均”)八點二八六元耳”。月均僅為8.286元，一個“耳”字，包含著諸多人生無奈、世事滄桑的心酸。

　　1924年5月，魯迅遷入宮門口西三條胡同21號，過了兩年，他又買了一個書柜：1926年8月14日，“午往小市買書柜一個，泉十元”。書柜的增加見證著藏書的增加。魯迅日記中記錄買書柜僅兩次，這次之外，另一次是居住在上海時的1927年12月23日：“買書柜一個，泉十元五角。”當時，魯迅遷入景云里23號不久。

　　1936年10月12日，魯迅給自己的學生和同鄉宋紫佩寫信，委托他去西三條胡同查找元人王禎所著《農書》。雖然離開北平已有10年，距上一次探親相距也已4年，但魯迅對西三條胡同書柜中的藏書分布還是記得非常清楚：“客廳中有大玻璃書柜二，上部分三層，其上二層皆中國書，《農書》或在其內。”同時，對這部書的外觀也描述得非常清楚：“此書外觀，系薄薄的八本(大本)或十本，湖色綢包角，白紙印，一望可辨大略。”其時距魯迅逝世僅有一周。親自經營之家、不時摩挲之書，遠距離指示學生搜撿，竟如親見，令人感佩。

　　魯迅在北京的14年時間里省吃儉用，用近4000元來買書。到上海以后，魯迅的生活安定下來，也有穩定的居所，還有專門的藏書室，書買得尤多，一年常在800元以上，1930年達到峰值，為2404.5元，月均200.375元，而5年前他購買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中的那套四合院，才花了不到1000元。

　　1934年7月10日，魯迅作《買〈小學大全〉記》一文，記錄了自己在上海四馬路買到一部清朝禁書《小學大全》的情形，感嘆：“線裝書真是買不起了。乾隆時候的刻本的價錢，幾乎等于那時的宋本。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后飛漲的……至于清朝禁書，則就是寶貝，即使并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數十元。我向來也走走舊書坊，但對于這類寶書，卻從不敢作非分之想。”

　　魯迅不以最好的本子為搜求目的，所見均是普通古籍普通材料，但即使很平常的版本，魯迅也能發揮其最大的功效。比如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是我國小說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到魯迅逝世的1936年10月印行11版。對于這本具有開創和奠基意義的著作，魯迅說：“說起來也慚愧，我雖然草草編了一本《中國小說史略》，而家無儲書，罕見舊刻，所用為資料的，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石印本。”在另一處，魯迅也說：“我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先前為了教書糊口，這才陸續編成的，當時限于經濟，所以搜集的書籍，都不是好本子。”

　　飛花落葉都是兵器，出手均是錦繡文章，這才是頂尖高手。

　　抄書補書

　　魯迅是晚清民國時期成就最大的“抄書家”之一。

　　魯迅小時候不僅酷愛讀書，還喜歡抄書。他抄過很多書。單是關于草木蟲魚方面的書，便抄了《野菜譜》《釋草小記》《釋蟲小記》，而且推廣到了《茶經》《耒耜經》《五木經》等。顯然，抄書使他受益匪淺。他的記憶力那么好，讀過的書經久不忘，這與他抄書的愛好是密切相關的。而且抄書的好習慣，也形成了魯迅很強的比較、校勘、鉤沉的能力。

　　魯迅一生抄書的數量，最保守的統計，其字數至少也在100萬字以上。僅1915年至1918年，其抄錄古碑一項就達790種，近2000張。對甲骨文、金文、真、隸、篆、草各種字體，他都摹寫得惟妙惟肖。大量的抄寫，對魯迅的書法是很好的訓練。

　　比如：1915年3月29日，“夜景(同“影”)寫《秦漢瓦當文字》一卷之上訖，自始迄今計十日”。4月10日，“至清秘閣買紙筆，合一元。晚寫《秦漢瓦當文字》一卷之下訖，計十二日”。17日，“午后往圖書分館還《秦漢瓦當文字》并托丁(同“訂”)書”。這是花費了22天抄寫完《秦漢瓦當文字》后，順便讓圖書分館裝訂。

　　賣書易書

　　魯迅愛買書藏書，偶爾也賣書易書。

　　第一種情況是賣書救窮。

　　魯迅很有經營頭腦，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魯迅回憶道，他小時候用一種“荊川紙”蒙在小說的繡像上，畫了《蕩寇志》和《西游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后來，因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那位同學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

　　1913年7月13日，魯迅在紹興奎元堂以24元的價錢買到過一部明代毛晉汲古閣所刻《六十種曲》一部八十冊。8年后的1921年4月7日，魯迅經濟困難，就把這套書以40元的價錢賣掉了，當天日記云：“上午賣去所藏《六十種曲》一部，得泉四十，午后往新華銀行取之。” 魯迅將《六十種曲》從紹興帶到北京，收藏八年賺了16元，足見魯迅生存和變通的能力很強，是可圈可點的。

　　魯迅賣書救窮，也有因價格不如意沒有成交的情況。比如明抄本《立齋閑錄》，“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想賣給自己的頂頭上司、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傅氏不但讓魯迅跑了三四趟，殺價還很重，只出了8塊錢，這樁買賣就沒有談成。

　　第二種情況是汰冗剔舊。

　　魯迅日記1916年1月15日，“下午往留黎廠以山東金石保存所臧(同“藏”)石拓本之陋者付敦古誼，托賣去”。敦古誼是琉璃廠的一家碑帖店，常上門給魯迅送造像拓本。“拓本之陋者”，也就是陋拓本，即拓得不好或沒有什么價值的拓本。從性質上看，這屬于剔舊。從此舉可知，魯迅對拓本的品質要求很高。到了1918年10月21日，魯迅與敦古誼又發生了一次交易，有買有賣。賣出《禹陵窆石》，又添了3元買了造像。等價交換，多退少補，讀來頗有情趣。

　　第三種情況是處理劣書。

　　1918年7月31日，魯迅“往日郵局以券二十三枚引換《殷墟卜辭》一冊，閱之，甚劣”。這部被魯迅評為“甚劣”的《殷墟卜辭》，是加拿大人明義士編印的，1917年3月上海石印。魯迅對于是書評價甚低，又嫌其價貴，故于9月21日，“托劉半農賣去《殷墟卜辭》，得日金券廿元”。魯迅對甲骨文的鑒識有相當功力，這類價格頗昂又低劣的書籍被處理，當無意外。

　　第四種情況是出售自己的作品。

　　上海期間，魯迅也賣書，但大多是售出自己的作品集，不管是原價賣還是打折賣，都屬于經營性行為，和農夫賣出田里的糧食沒有什么區別，比如：1932年4月27日，“午后付光華書局《鐵流》一八四本，《毀滅》一○二本，五折計值，共二三○元八角，先收支票百元”。

　　第五種情況是快速易手。

　　1935年1月10日，魯迅買得《飲膳正要》一部三本，價一元。但是這本書在魯迅家僅僅放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魯迅原價賣給了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1935年1月11日魯迅日記：“上午同廣平攜海嬰往須藤醫院診，并以《飲膳正要》賣與須藤先生，得泉一元。”魯迅與須藤來往甚密。魯迅似乎認為，《飲膳正要》這樣的書，更適合放在醫生的書架上，于是迅速出手了。

　　第六種情況是“易取”“作值”交換。

　　魯迅收藏拓本之初，有時“易取”“易得”，即作交換。比如1919年4月10日，“至留黎廠，以王樹枬專(同“磚”)拓片易得《崔宣華墓志》，作券三元”。有時習慣以重出拓本作值，購買其他拓片，事實上是先賣再買，根本目的還是為了節約錢。這種情況，日記的最后一次記錄是1920年1月16日：“以重出之《呂超志》拓本在留黎廠易得晉鄭舒夫人及隋尉娘墓志各一枚，作券四元。”

　　有趣的是，自此以后，魯迅再沒有將重出拓本和書籍“作值”或“作券”，而是直接贈送朋友，可能與其此時生活改善和自重身份有關。

　　魯迅與書店的關系，小而言之，反映的是買書賣書的商品交換關系，大而言之，反映的則是作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精神消費、人情往來等。魯迅與各色書店打交道的過程反映著書店業態的榮枯、出版文化的變遷、文壇氣候的冷暖，以及世間人情百態，是觀察魯迅生命的一個特殊的窗口。拙著能在魯迅先生的家鄉出版，實屬緣分，倍感榮幸。

　　(光明日報 作者：薛林榮，系中國作協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