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過護士、記者、作家，今年76歲的葉廣芩幾十年來為人熟知的作品有《采桑子》《全家福》《青木川》《狀元媒》等幾十部。《采桑子》中的北京大宅門，注視著“貴族”后裔在近百年間的人生百態；《青木川》中的陜南古鎮，又目睹了秦嶺“土匪”的塵封歷史。

　　這些年，葉廣芩為孩子寫了很多故事，都和動物有關——《耗子大爺起晚了》的耗子住在頤和園，《花貓三丫上房了》的花貓上的是老北京胡同的房頂，而《猴子老曹》和《熊貓小四》活躍在秦嶺深處……這些地理空間，恰好也是葉廣芩生活過的地方。

　　在北京一個極其普通的現代小區里采訪葉廣芩，穿著一件鵝黃色衛衣的她聊起童年、聊起美食、聊起寫作，記憶深刻，神采飛揚，依稀還是那個坐在頤和園諧趣園的廊子上，晃蕩著雙腳，看著滿池荷花的小丫頭。

　　頤和園：學會排解孤獨是孩子的必修課

　　中青報·中青網：居住地往往會對作家產生比較大的影響，你從小到大在哪些地方居住過？

　　葉廣芩：我小時候住在海運倉隔壁的胡同，一直住到工作。6歲，跟著在頤和園上班的哥哥，在園子里住過近兩年。那正是一個孩子開始對周遭產生好奇的時候，這段經歷深刻地影響了我。

　　沒人陪我聊天，我很孤獨，全在心里邊想。我坐在樂壽堂大窗戶的窗臺上，家人告訴我，慈禧看戲不是正襟危坐在正對的寶座，而是往南炕上一靠。我就想，我坐這兒不會把老太太視線擋了吧？園子里的老人告訴我，光緒住在玉瀾堂，沒事就愛打小鼓，我就想，皇帝也是無聊得很……孩子的想象力就在這滿園的歷史中慢慢培育起來了。

　　中青報·中青網：你的首部兒童文學《耗子大爺起晚了》的故事就在頤和園發生。

　　葉廣芩：頤和園在我生命的記憶中，是不可磨滅的地方。它深厚的歷史與豐厚的文化，是我們中華民族寶貴的財富。而從我的角度，它的煙火氣息、民俗氣息，又給這座曾經的皇家園林增添了新的文化內涵。歷史和生活結合，是北京文化傳承的底蘊。這種底蘊一直到今天，無處不在。

　　頤和園曾經的街坊四鄰，讓我初識人生，它的精致大氣、溫情善良，奠定了我的人生基調，讓我受益匪淺。這部作品既是我個人對童年的回望，又是對美好童年的致敬，自由自在的純真應該屬于每一個時代的孩子。

　　中青報·中青網：為什么要把童年的孤獨寫進兒童文學中？

　　葉廣芩：園子里沒有其他孩子，我沒有朋友，也沒人管我，到點兒就去食堂吃飯，吃得也很單調，成天就是炒土豆絲兒。但那種孤獨，對一個孩子的成長太珍貴了。

　　寫給孩子的作品不能用理論的方式，我就用文學的方式告訴孩子們。這個世界充滿了孤獨，要學會排解，我們會經歷很多，包括死亡。所以在《耗子大爺起晚了》中，北宮門外的“老李”死了。有些道理，需要作家慢慢用語言、用人物來解開孩子的心結，告訴他們社會是怎么回事、人生是怎么回事。這是一個作家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青報·中青網：這是頤和園對你的影響，那在煙火氣的胡同里呢？

　　葉廣芩：我在胡同經歷了非常困難的時期，父親去世后，母親沒有工作，全家陷入貧困。有一次，她翻箱倒柜找出一個戒指想變賣，又下不來臉面，就讓我去。我去東華門拐角一家收金子的銀行賣，賣了20多塊錢，夠全家生活兩個月。

　　經歷過貧窮的孩子，會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變得吝嗇，另一種是視金錢如糞土，我可能是后者。我經歷了最窮的時候，就不怕貧窮，那么窮都過來了，還有什么過不去的坎兒？小時候的經歷奠定了一個人性格的基礎。

　　游頤和園的小姑娘“丫丫”上學后，搬回四合院與父母妹妹生活，有貓有狗，這就是《花貓三丫上房了》《土狗老黑闖禍了》兩部小說的故事。

　　在這段時光中，孩子在成長。

　　與孩子一樣，城市總是在更新、變化，這讓我有一種雙重的眼光。比如，北京有一個地鐵站叫太陽宮，周邊全是高樓大廈，但在我的童年記憶中，這里是一片菜地，一派田園風光。所以當我今天從太陽宮地鐵站出來后，心里就有兩重景色，我能把這兩種景致連接在一起。也正是這種沖擊，讓我像一個裁縫，把過去和今天用一個故事銜接起來，這是一個作家的驕傲。

　　秦嶺：讓孩子們知道，動物有尊嚴和情感

　　中青報·中青網：20歲你到西安工作，剛到西安什么感受？

　　葉廣芩：我1968年8月到的西安，第一天就下雨，西安的秋雨沒完沒了，從8月一直下到11月。我只有一雙布鞋，每天都是濕的。后來，當地人告訴我，這種秋雨叫“秋霖”。我就想起了唐玄宗，在楊貴妃被賜死后，往四川跑，在四川想起了西安的雨，大概也是秋天的時候，他聽著秋雨沒完沒了地下，于是作了“雨霖鈴”詞牌懷念貴妃，聽者無不落淚。西安的雨都這么有文化，我開始去慢慢了解這里。

　　當時我經常去農村，走著走著就可能踢到一片瓦，撿起來一看，周代的、漢代的。那時候沒有人把這當回事，也沒有文物的概念，我就把撿來的瓦片堆在家門口，各個朝代的都有。在陜西，文化隱藏在地底下，又浸潤在空氣中。

　　中青報·中青網：上世紀90年代你成為專職作家，為什么“迅速”到了村里？

　　葉廣芩：當時我在西安文聯工作，成天坐在辦公室里寫東西，我不喜歡，就打報告申請“下去”。2000年我到了周至縣，只在縣委待了極短一段時間，我又申請到了村里。

　　我當記者的時候，去得最多的就是秦嶺，比較艱苦，但我喜歡，每年都去采訪在深山老林里工作的科研工作者。到了村里的動物保護站之后，我跟人要了一套迷彩服、一雙解放鞋，跟著大伙兒一塊兒吃、一塊兒住、一塊兒巡山。我們還替老鄉收麥子，收完管我們一頓飯，很快就和老鄉混到一塊兒了。

　　中青報·中青網：你在秦嶺9年，最近又為孩子寫了很多秦嶺的動物。

　　葉廣芩：這些動物都是有真實來源的，我在書的后面都請動物保護站配了相關圖片。這些山野“精靈”為我創作這套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一想起它們，我就像回到了那個山清水秀的地方。我想跟孩子們分享人與動物共生共長的理念，讓孩子們知道，動物也有尊嚴和情感。

　　第一個故事寫的《熊貓小四》，故事來自三官廟村和老縣城村。那里的山深得不能再深，故事的主角基本都有原型。大熊貓過年的時候會到村民家里“做客”，吃遍了各家的臘肉、洋芋，深受村民歡迎。人和動物的故事給我們以溫情與感動。

　　第二個寫的是《猴子老曹》。我和金絲猴的第一次接觸實屬偶然，當時我住在秦嶺的菜籽坪，那天是重陽節，也是我50歲生日。飯后我去鎮上，轉過一個山彎，猛然發現，山路上和樹林里，一大群金絲猴在嬉鬧跳躍，我們就這么直接“撞”在了一起。一只母猴背上馱著一個小猴崽兒，從我腳邊悠然走過，全然不把我放在眼里。從它們身上，我們懂得，人不是萬物之靈，任何生命都是有感覺的，是值得尊重的。

　　中青報·中青網：最近正在寫的是羚牛？

　　葉廣芩：羚牛和我之前寫的熊貓、猴子不一樣，它離人們的日常生活有些遠，與人的交流比較少。所以我換了一個角度，講一個女動物學家，一個人在秦嶺一座山峰的懸崖上搭了一個小窩棚，觀察羚牛。這位科學家有真人原型，而作為兒童文學，我就讓故事從她三年級的兒子暑假去找媽媽講起。

　　不是轉型，是做一個細心的文化“連接者”

　　中青報·中青網：你第一次投稿用的是真名，據說編輯以為是位用了化名的老作者？

　　葉廣芩：當時流行“傷痕文學”，我在醫院工作，看到有的病人看得淚流滿面。我就想，恐怕我也能寫，于是試著寫了一個短篇。病人手里拿著一本《延河》雜志，我翻到最后一頁找到地址，就把稿子寄了出去，沒多久收到了路遙的信，他問我是誰，因為我從來沒在文學圈出現過。當然，我也不知道路遙是誰，就沒回信。

　　后來，杜鵬程看到我在《延河》發表的小說，一個電話打到我的工作單位，說你到我這來一下。我當時以為大作家都在北京，沒想到，他住在西安的一個小平房。我還記得那天，他穿著黑褲、黑棉襖。我一看，這么大作家就這樣？

　　杜鵬程很認真地幫我改稿子，一點一點幫我分析，整整一下午，最后把改過的稿子給我，囑咐我將來出集子的時候就按他給我改的。他特坦誠，我很愧疚，覺得不應該辜負老先生的期望，于是我就繼續寫下去了，直到現在。

　　中青報·中青網：為什么從家族題材小說轉入兒童文學寫作？

　　葉廣芩：有人說這是轉型，其實我認為更是一種延伸，從根上來說它沒有改變。

　　我給孩子們講述以往的故事，講頤和園、北京的胡同，講那些進進出出的老街坊。這些都成為文化的細節，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孩子們愛聽這樣的故事，愿意了解周圍的以往，他們就會從一個新的角度認識自己的父母，認識曾經存在過的滿滿的文化、滿滿的煙火之氣。做一個細心的文化“連接者”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啊！

　　中青報·中青網：給孩子寫書會有什么不一樣？

　　葉廣芩：首先，故事有趣，抓住孩子的注意力；其次，把自己降低，找到作為一個孩子的感覺；最后在寫法上，不用長句子，增強畫面感，注重細節，讓孩子們讀下來更輕松。

　　看書的收獲不會立竿見影，閱讀和生活一樣，是潤物細無聲的。別端著，把你的觀念、你對于生活的看法，悄悄地告訴下一代。書中也不能全寫真善美，現在的孩子是看短視頻長大的，他們什么不知道？

　　中青報·中青網：小時候的你喜歡看什么書？

　　葉廣芩：我小時候喜歡看《三言二拍》《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可能都不算“童書”。但《閱微草堂筆記》的文筆對我影響很大，它用的都是短句子，簡潔明了，能一下子抓住人。

　　中青報·中青網：除了寫作，還有什么業余愛好？

　　葉廣芩：我特愛吃，只要出門，就必須找地方特色嘗嘗，而且自己還愛做。什么時令吃什么，最近香椿真不錯，正當季，我就擱點鹽、醋、香油，再不放別的，香椿的本味兒就出來了。

　　中青報·中青網：對未來有什么計劃？

　　葉廣芩：我有一個偉大的計劃，想開車，走哪兒算哪兒，走遍全國。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我有時候坐在火車站看人，看他們的表情、看他們的裝束，揣摩他們的人物關系、心理活動。這個習慣可能是小時候養成的——那會兒坐在頤和園看游客，作家應該具備這種“閱人”的本事。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