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銀行接連陷入嚴重的風險事件，讓投資者的關注焦點轉向了對金融體系陷入系統性危機的憂慮。尤其是瑞信的“暴雷”事件，更加劇了市場的深度恐慌。一旦“自救”與“他救”措施皆宣告失敗，或將重創全球金融體系并產生復雜的連鎖效應，為低迷的全球經濟復蘇蒙上一層陰影。銀行危機事件頻發不得不令人深思當前美元所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具有高度脆弱性的根源性因素，需要全球政經格局與金融秩序的根本性改革與重塑來加以消除。

　　(一)

　　從美國的硅谷銀行、簽名銀行，到歐洲的金融“巨無霸”瑞士信貸銀行，曾經風光無限的多家銀行接連陷入嚴重的風險事件，讓投資者關注的焦點從資產價格的暴跌，轉向對金融體系陷入系統性危機的憂慮。尤其是瑞信的“暴雷”事件，更是加劇了市場的深度恐慌，一旦“自救”與“他救”措施皆宣告失敗，或將重創全球金融體系并產生復雜的連鎖效應，為低迷的全球經濟復蘇蒙上一層陰影。

　　結合瑞信風險事件的外部環境看，主要發達經濟體為對抗通脹所采取的周期性加息舉措，尤其是美聯儲激進的加息與縮表政策，造成全球銀行業經營環境快速惡化，聯邦基金利率在連續8次加息之后已陡增至當前的4.5%至4.75%區間。銀行業開展資產負債表管理面臨嚴峻挑戰，多數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在較長一段時間呈現出典型的久期錯配、流動性錯配和風險敞口錯配特征。

　　從誘發瑞信風險事件的內因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瑞士信貸銀行經營不善累積的巨額虧損遲遲未能有效填補，造成資產負債表的持續惡化和收縮，總資產從2007年的1.36萬億瑞士法郎收縮至2022年底的5314億瑞士法郎，十余年間縮水六成以上；資產負債表已經失去基本的造血功能，2022年全年虧損額達到72.93億瑞士法郎。與此同時，公司治理失序和財務內控違規誘發的信任危機，更是帶來了資產價格與流動性的螺旋式負向反饋機制。2023年3月中旬，瑞信的股價縮水25%以上，信用違約互換費率連創新高，帶動歐洲銀行業的風險溢價整體提升，大股東沙特國家銀行拒絕增資則成為壓倒瑞信的最后一根稻草，迫使瑞士央行介入為其提供流動性支持，市場情緒才有所穩定。

　　(二)

　　結合瑞信風險事件演化歷程來看，每一次的金融危機雖然都看似“這次不一樣”，但也都表現出很多共同特點，是諸多內外部因素和長短期因素相互疊加的結果。

　　首先，資產價格體系對經濟衰退和“宏觀經濟尾部風險”有著顯著的反應，金融周期波動、金融機構間復雜的內在關聯和流動性杠桿形成復雜的反饋結構，在外部條件變化時，極易觸發系統流動性風險事件。裝有大量有毒資產的資產負債表持續失去盈利能力，往往被動地誘發去杠桿過程，放大資產價格的下跌幅度，造成資產的折價急售行為，將流動性風險從資本市場外溢至整個金融系統。伴隨著資產負債表的惡化，瑞信不斷面臨流動性抽逃，表現出銀行擠兌的特征，僅僅2022年四季度存款便流出1380億瑞士法郎；與此同時，相較于上一年度，2022年的現金及證券構成的流動資產池減少1114.3億瑞士法郎，流動性不足問題昭然若揭。

　　其次，瑞信風險事件體現出銀行擠兌和市場擠兌共同交織的新特征。危機事件爆發時，融資流動性和市場流動性之間產生顯著交互作用，促使流動性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形成“流動性螺旋”，疊加而成的負面效應遠大于這兩種流動性單獨形成的危機效果之和。此外，瑞信作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約七成的資產負債分布在國外，與其他金融機構有著廣泛、密切的股權關聯、負債關聯、資產關聯等，極易將流動性沖擊快速擴散到其他交易對手，市場參與者的資產急售、流動性囤積和安全資產轉移行為又放大了上述傳染效應。

　　再次，危機事件的爆發往往意味著監管套利會使傳統監管指標漸趨失效。即便在危機時刻，瑞信的流動性監測指標凈穩定資金比率(NSFR，Net Stable Funding Ratio)和流動性資金覆蓋比率(LCR，Liquidity Coverage Ratio)仍然高達203%和144%，總資本充足率、核心一級資本比率、普通股權益一級資本也都遠高于監管標準。

　　最后，對市場公眾的預期干預和管理至關重要，但是難度也前所未有。瑞信高層、瑞士國家銀行和監管機構相繼發布聲明來穩定市場預期，不過有效性大大降低，甚至當事機構對資本實力和流動性的聲明反而讓市場情緒更加恐慌，造成股價進一步下跌。似乎印證了理性預期學派評價政策干預的名言：“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p>

　　(三)

　　瑞信風險事件的啟示。

　　首先，系統性流動性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對此作出專門界定)是系統性風險生成重要的驅動機制，且被證明內生于金融周期，反映出銀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和金融市場之間復雜的結構關聯，需要將系統流動性風險納入宏觀審慎監管的范疇之內，并重塑和優化現有監管框架。

　　其次，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結構脆弱特征和潛在的流動性錯配問題應通過技術化的處理納入到微觀審慎監管框架，并主要依托問題金融機構內部自救紓困來消除“大而不能倒”問題。

　　再次，瑞信風險事件表明，巴塞爾協議III框架所應用的指標體系在監管套利的作用下明顯失真，應將其與總損失吸收能力監管體系協調并行推進。

　　最后，危機時刻的流動性干預與應急管理機制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仍顯薄弱，應充分重視危機時刻資產價格與流動性枯竭負向反饋機制背后的“流動性螺旋”機制，建立更為完善的流動性錯配水平監測指標體系，并對最后貸款人的介入時機、方式及其經濟效果進行更加充分的研究。

　　此外，銀行危機事件頻發不得不令人深思當前美元所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具有高度脆弱性的根源性因素，需要全球政經格局與金融秩序的根本性改革與重塑來加以消除。

　　(作者分別為南開大學金融學院常務副院長、金融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