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4月16日文章，原題：群體思維意味著無人在思考中國問題 很多人看到了澳大利亞戰略形勢變動和不確定的現實，但他們給出的應對辦法過于絕對化，缺少應有的仔細觀察。

　　其結果是群體思維，破壞了政策的力度。正如受人尊敬的美國政治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所說，“所有人想的一樣的時候，就等于沒有人深入思考?！?/p>

　　在堪培拉的許多國家安全機構、在大多數新聞評論員和許多智庫學者當中，如今就存在一種李普曼能一眼識破的共識。這種共識如果有人質疑，就會被認為是異端。更糟糕的是，會被質疑對國家不忠。因此，當一位杰出的前澳大利亞外交官嘗試解決國家的這一難題時，尤其值得密切關注。

　　伍達德曾在1976年至1980年任駐華大使。退休后，他對澳大利亞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澳歷屆政府的對華政策頗有研究。

　　伍達德寫道：“孟席斯政府一直遵循的政策是不卷入中國內部爭斗。抵制住了美國試圖讓澳大利亞分擔對臺灣的責任，或加入一個更廣泛防務組織的壓力。”伍達德擔心，阿爾巴尼斯政府“沒有勇氣進行公開討論，也沒有意愿減緩澳美軍事合作的快速增長”。

　　在伍達德看來，這將是一場非比尋常的賭博。阿爾巴尼斯總理將作出他所有的前任都避免作出的承諾。在決定之前，他本應事先進行廣泛的咨詢，并進行議會討論。沒有哪位澳大利亞總理能接受將他們的國家置于這種危險、甚至致命境地的后果。

　　重溫歷史至關重要。然而，無可辯駁的是，澳大利亞疏于借鑒歷史，尤其是和中國相比，這簡直無法接受。(環球時報 作者悉尼大學歷史學教授詹姆斯·庫蘭，喬恒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