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chǎn)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xiàn)，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　　

　　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反映著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是世界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國共產(chǎn)黨、讀懂中華民族的重要維度。中新社“東西問”專欄特推出系列策劃，解讀“四觀”之意涵與影響。

　　中新社北京5月31日電 題：中西“宇宙觀”何以碰撞互鑒？

　　——專訪法國漢學家、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梅謙立

　　作者 徐雪瑩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也是中國人民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xiàn)。以“天人合一”為代表的宇宙觀，如孟子所說“上下與天地同流”，是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對宇宙的認識論，也是中國人民安身立命的方法論。

　　法國漢學家、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西學東漸文獻館副館長梅謙立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指出，中國傳統(tǒng)宇宙觀與西學宇宙觀存在很多對話空間，其基本問題均在于如何理解一和多的關系。強調(diào)“天人合一”的中國宇宙觀著眼的是“統(tǒng)一”之下如何分化，而主張“上帝與人有本質性不同”的西方宇宙觀則致力于研究“區(qū)別”之下如何統(tǒng)一。在全球面臨氣候變暖、核武器擴散等威脅的今天，中西宇宙觀蘊含著的深刻哲理，啟迪人類超越狹隘視野，擱置短期利益，同心協(xié)力面對人類未來。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對中國哲學進行了廣泛而精深的研究，在您看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蘊含著何種宇宙觀？

　　梅謙立：西方人往往將中國哲學理解為以“三綱五常”為代表的儒家倫理學，且傾向于將其評價為一種壓抑的倫理學，特別是對于女性而言。但那樣一來，我們就很容易忽略中國哲學的獨特宇宙觀，其中的人其實擁有巨大的空間，在無限廣闊的天地中自由活動。

　　從哲學層面考察，中國的宇宙觀源于《易經(jīng)》，歷經(jīng)先秦、漢代漫長過程，在宋代儒家學說中形成了更系統(tǒng)的哲學論述。人際倫理關系被置于更廣闊的自然界，并連接到四季更迭、天象變化等。

　　16世紀，西方傳教士認為源自古希臘的四元素說(土水氣火)具有真正的科學性，并以此否定中國傳統(tǒng)的“五行”(金木水火土)觀念。但以近現(xiàn)代科學視角來看，無論四種自然元素還是“五行”，實際上都缺乏科學根據(jù)。中國傳統(tǒng)宇宙觀的價值在于，其從宏觀視角出發(fā)，觀測萬物之間的聯(lián)系及其構成的符號體系，從而使人們在該體系中獲得個人定位與自我認知。

　　遼寧省博物館“和合中國”年度特展上展出的展品明代易經(jīng)來註。黃金昆 攝

　　中新社記者：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以“天人合一”為代表的宇宙觀與西方宇宙觀有何差異或共性？

　　梅謙立：中國思想里的“天人合一”是一個無需論證的前提，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討論天與人有不同的本分、不同的義務等。與此不同，西方思想的前提在于認為上帝與人有本質區(qū)別，上帝是人的主宰。因此，人必須尊重上帝所具有的主宰性和超越性。人如果冒犯上帝，就是最大的罪惡。而在上帝與人有本質區(qū)別的前提下，西方哲學家和神學家所致力的是，探究人與上帝建立關系的各種方法，使兩者之間產(chǎn)生理解的可能，進而使人有能力在行動上遵循上帝的意志，甚至與上帝最終合一。

　　由此看來，強調(diào)“天人合一”的中國宇宙觀著眼的是“統(tǒng)一”之下如何分化，而主張“上帝與人有本質性不同”的西方宇宙觀則關注“區(qū)別”之下如何統(tǒng)一。兩種取向看起來相反，但基本問題一致，即如何理解一和多的關系。即便中國宇宙觀側重于一，西方宇宙觀側重于多，也只是路徑上的差別，而非本質性區(qū)別。

　　2022年6月，貴州省遵義市播州區(qū)烏江寨景區(qū)進行無人機編隊表演。(無人機照片)瞿宏倫 攝

　　中新社記者：您指出，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形而上創(chuàng)造論與中國傳統(tǒng)宇宙觀存在很多對話空間。能否請您進一步論述這一觀點？

　　梅謙立：首先，必須區(qū)分時間性和形而上兩種創(chuàng)造論。

　　由于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的影響，時間性創(chuàng)造論在西方發(fā)揮了主導作用，其核心和重點在于清楚地劃分創(chuàng)造者與受造物，建立起神與人之間的距離，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圣經(jīng)的敘事，都是在討論人如何跨越這種距離、最終與上帝合而為一。

　　然而，經(jīng)院哲學的代表人物阿奎那在亞里士多德哲學之上建立了另一種創(chuàng)造論，即形而上的創(chuàng)造論。按照他的觀點，沒有必要在哲學層面假定上帝某一天創(chuàng)造了宇宙，而應將上帝和宇宙的關系理解為無時間性的形而上關系，即整個宇宙連同萬物都直接依靠上帝而存在。換言之，上帝是萬物的基礎，不僅創(chuàng)造萬物，而且還在每個時刻讓它們持存，通俗點說，就是持續(xù)存在。這樣的思想比較接近中國傳統(tǒng)的宇宙觀，即肯定先在的和諧狀態(tài)，再從創(chuàng)生性的最高原則出發(fā)走向分別。

　　中新社記者：1628年出版的《寰有詮》可視作宋明理學與經(jīng)院哲學的碰撞。在您看來，《寰有詮》作為對亞里士多德《論天》評注的翻譯，如何體現(xiàn)西學宇宙觀與中國傳統(tǒng)宇宙觀的匯通？

　　梅謙立：晚明來華傳教士主要介紹了時間性的創(chuàng)造論，認為這是西方思想的核心部分，展示了基督宗教的特色，且可以彌補中國思想中相關內(nèi)容的缺乏。不過，當時的中國人不那么容易接受創(chuàng)造者與受造物之間有絕對溝壑的觀點。

　　1628年，葡萄牙耶穌會士傅汎際與中國士人李之藻在杭州編寫并出版《寰有詮》，試圖讓阿奎那的形而上宇宙觀跟宋明理學的宇宙觀相匯通。該書詳細介紹了宇宙的形而上結構，一方面肯定萬物的物質性；另一方面肯定每個物體都有自己的本質，且最終可追溯到最高的本質，即上帝。這里的上帝不能完全等同于《創(chuàng)世紀》的上帝，而主要是哲學層面的上帝。《寰有詮》雖未提到宋儒的“太極”，但這種形而上的創(chuàng)造論亦可說明，作為萬物形而上基礎的上帝與宋儒的“太極”很相似。

　　很遺憾，《寰有詮》出版之后沒有人繼續(xù)探究這種匯通。在1711年出版的《中國哲學》中，比利時耶穌會士衛(wèi)方濟才首次直接肯定了宋儒的“太極”觀念。

　　浙江省金華市武義縣俞源古村太極田。張建成 攝

　　中新社記者：從物理關系、倫理秩序、宇宙本原等角度來看，中西宇宙觀蘊涵何種現(xiàn)代意義？

　　梅謙立：首先，我們來看中西宇宙觀的物理關系。今天人們較易看出中國宇宙觀的優(yōu)越性，前蘇格拉底自然哲學也有同樣特點，兩者都強調(diào)宇宙的整體連續(xù)性。不過，亞里士多德“錯誤地”劃分月上與月下，他認為在月上有一種永恒不變的“以太”(aether)，月下則是完全不同的四種自然元素(土水氣火)，這就截斷了宇宙的物質連續(xù)性。

　　直到16世紀，亞里士多德的觀念一直主導著西方的宇宙觀。其后，由于伽利略的天文學發(fā)現(xiàn)、牛頓提出萬有引力定律，西方宇宙觀重新接納宇宙物質的連續(xù)性。雖然亞氏學說有明顯不足和臆想成分，不過其洞見在于，反對把地球看作一個封閉單元，認為它處在一個相互作用關系網(wǎng)絡的中心。現(xiàn)代天體化學某種程度上肯定了亞氏見解，即須從整個宇宙的宏觀視角去理解地球的起源和演化。

　　其次，在倫理秩序方面，亞里士多德在《論天》中認為，宇宙在一種和諧狀態(tài)中運作，其中沒有強力或暴力。換言之，宇宙的圓滿性相當于倫理價值，宇宙中的關系不僅是物理上的，也具有某種倫理道德的維度。《寰有詮》在解釋相關內(nèi)容時，除引用《周易·益卦》的“天施地生，其益無方”來進行說明，還將人理解為小宇宙(microcosmos，或李之藻所說的“小天地”)，反映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精神，不僅說明人在宇宙之中，也強調(diào)宇宙在人之中。

　　最后，關于宇宙本原，亞氏在《論天》中并沒有專門討論，但在《形而上學》中為宇宙提供了一個形而上的基礎。以此為依據(jù)，阿奎那指出，上帝和萬物共享“存在”。《寰有詮》將這個概念翻譯成“有”，以便展示出“萬有”“寰有”的共同基礎在于上帝的“初有”“妙有”。《寰有詮》對“有”這一概念的強調(diào)，使基督教創(chuàng)造論得以跟中國思想?yún)R通。

　　今天人類面臨巨大風險和挑戰(zhàn)，如全球氣候變暖、核武器擴散等，都源于人類未能將自身置于宇宙之中、以整體思維考慮人和宇宙的關系。對此，傳統(tǒng)的中西宇宙觀給人以啟迪。只有意識到人類依靠整個宇宙而存在，我們才能超越狹隘視野，擱置短期利益，同心協(xié)力面對人類未來。(完)

　　受訪者簡介：

　　梅謙立(Thierry Meynard)，法國人，生于1963年，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副館長。2003年獲得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博士學位。2004到2006年任美國紐約市富達姆大學講師。2006年加入澳門利氏學社。主要研究中西思想交流、西方古典哲學、當代新儒家，迄今已出版10余部中英文專著，在國內(nèi)外期刊上發(fā)表40余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