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21日電 題：中國人為何愛荷花更尚“和合”？

　　作者 劉悅笛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6月19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訪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擺放在會見桌中央的，是朵朵盛開的荷花，引人注目并引發熱議。在國際局勢的“非常”時期，新聞界將其解讀為：當下正是荷花盛開時節，“荷”與“和”“合”諧音，我們期待中美兩國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陳文武 攝

　　看似“諧音梗”，實則荷花確有“和平”的寓意。中國古人常將荷花、海棠和飛燕畫在一起，作《河清海晏圖》。荷與“河”諧音，燕與“晏”諧音，河清海晏本意是說就連黃河水都清了，海浪也都平復了，喻的正是一番“天下太平”盛景。唐代詩人顧況所謂“率土普天無不樂，河清海晏窮寥廓”，即為此意。可見，荷花的確可以當作世界和平的文化象征，“荷清海燕”也是奇妙的審美組合。

　　福建省周寧縣浦源村鯉魚溪公園內荷花盛開。張斌 攝

　　荷花在中國歷史的超絕地位，并非一蹴而就。量化來看，在中國歷代的詩歌總集中，《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內被詠得最多的是蘭花，蘭詩共465首；但到了《全唐詩》荷花已躍居眾花之首，荷詩多達2071首；《宋詩鈔》則是梅花成為花魁，梅詩共出現888首；《元詩選》荷花又奪回冠軍，共483首；《明詩綜》仍是荷花為首，但數量降到352首；《清詩匯》荷花又回增到1097首。數字的變化，說明了中國人對荷花的鐘愛程度。按照朝代來算，荷花“獨占花魁”的次數最多，歷代詠荷詩的數量也遠多于其它花種，荷花就此在中國詩歌史當中可謂實現完勝。

　　陳文武 攝

　　六月盛夏開啟，擺出荷花實乃“應季”之舉。在艷陽下，各種花朵顯得無精打采之際，唯有荷花在水中亭亭玉立而顯得精神飽滿，甚至這個季節也被古人贊為“荷月”抑或“福月”。有趣的是，在古人吟詩的植物對象當中，荷花、梅花、桃花與菊花，恰是最多的四種花。所謂“冬梅”“春桃”“夏荷”“秋菊”，被吟誦最多的四花恰被分配在四季。花之美，其實也是“四時之美”，“日映花美，風動花輕”，季節變化催生花之造化，六月的“花魁”亦非荷花莫屬。

　　中國有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華夏文明史的開端就是中土農業的開啟處，種花養花的傳統就是農業文明的成果。然而，愛花賞花的傳統則是中國人賦予草木以文化的結果。中國人之所以戀花，恰恰由于花從來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與我們形成情感交流的友人。所謂“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賞花、種花、食花就是這樣的“無益之事”，卻給枯寂的人生、平淡的生活增添了無限樂趣，這就構成了中國人“生活美學”的大智慧。

　　在“草木緣情”之外，中國古人還賦予了荷花以超出草木之外的文化寓意，抑或將美好愿望與道德理想灌注在草木之中。從《詩經》的“山有扶蘇，隰有荷華”那種趨于客觀物象的描述；到漢樂府的“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對于愛情歡愉的詠嘆；再到周敦頤《愛蓮說》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道德品格升華，就可見古人越來越賦予荷花以倫理升華的意味。

　　江蘇省南通市崇川區陳橋街道五里樹社區居民制作荷花燈。徐培欽 攝

　　其實，此次中美會見現場將適合室外生長的荷花，搬到室內這個極特殊的場合觀賞，不僅是一種“他喻”，也是一種“自喻”。作為“他喻”，比喻的乃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希望實現國際間的永久和平。中國古人也用荷花象征純潔友誼，所以才會春來折梅送遠，秋來采蓮懷人。如果荷花是一種“自喻”，那“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精神氣質，恰恰也可作為泱泱大國的象征，在這個戰亂仍繁、熙熙攘攘的時代尤甚。

　　荷花之“荷”，與“和”“合”諧音，也彰顯出中華文明“尚和合”的取向。在“文化互鑒”的視野當中，中華文明所推崇的“和而不同”，可成為文明對話的基本原則，反過來，“同則不繼”就是否定了文明之間的差異，試圖將各種文明歸于同一，這是不可能、沒必要的，也無助于全球不同文明共同實現和諧發展。

　　游人在圓明園遺址公園荷花區域拿著“荷花冰淇淋”拍照留念。陳曉根 攝

　　此次中美會見時，中方以荷花傳達“和合”之意，既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褒揚，也是對中華文明根基的呈現。古代民間的吉祥繪圖當中有著名的“和合二仙”，他們一位手執蓮花，另一位手捧寶盒，有著“和合”美滿的祝福意味。中國古人還曾專門為荷花獨設節日——“觀蓮節”，一般時間為農歷的六月初六或廿四日，這個古老的節日應該得以復興。

　　布貼畫作品“和合二仙”。鐘欣 攝

　　此前舉行的中國—中亞峰會，是今年中國首場重大主場外交活動，也是中國同中亞國家建交31年來首次以實體形式舉辦峰會。六國元首在峰會結束后，共同種下六顆石榴樹，以象征圓滿、吉祥、和諧與團結，這就是草木本身被文化所賦予的力量。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中，我們仍要“返本開新”、賡續傳統。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并不能閉門造車而成就自身，而是要在多元文明的交流與互動中實現。全球化雖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阻斷，但其浪潮仍勢不可擋。如果沒有全球文明的依托，中華文明也無法長盛不衰；反之，如若沒有中華文明的復興大勢，全球文明也會失去多維的色彩。古人云“紅蓮白藕青荷葉，三教原來是一家”，就是用荷花三種色彩的組成部分——紅花、白藕、青蓮葉，來比喻中華傳統文化內部的儒道釋合一。

　　江蘇省張家港市， 夜色下，點亮池塘的“荷花”、噴泉、船兒與美麗水波紋，吸引市民與游客駐足欣賞。楊木軍 攝

　　儒道釋“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晚明時代就已蔚為大觀。如今，重新審視儒道釋，它們其實并非三種宗教，而更是支撐本土傳統的三種文化基素。就像現如今，荷花不僅是中國“十大名花”之一，還是近鄰印度的“國花”，除了在歷史上的佛教中“一枝獨秀”外，蓮花在印度教中也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在中華文明傳統之中，儒道釋都賦予了荷花以獨特的文化意涵，如今文明新形態又開始給予荷花以嶄新的文化意義。這正是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正如不同時代的荷文化在不斷演進一樣，荷花本身的進化是緩慢的，但荷文化的發展卻是與時俱進的，中華文明在全球化時代的發展亦當如此。(完)

　　作者簡介：

　　劉悅笛，生活美學倡導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海內外多所高校博士生導師，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團榮譽委員，美國富布萊特訪問學者，曾任國際美學協會(IAA)總執委和中華美學學副秘書長，Comparative Philosophy及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編委。著有《生活美學》《分析美學史》《當代藝術理論》《生活中的美學》《生活美學與藝術經驗》《藝術終結之后》《視覺美學史》《世界又平又美》《生活美學與當代藝術》《審美即生活》，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Brill, 2011)，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2014)等；譯有多部英文專著，策劃“中國小鎮美學榜樣”評選等多項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