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在職校。”

　　周寧還記得，剛入學的幾個月，他經常天沒亮就醒了。睜開眼，巨大的落差感席卷而來，提醒他正身處一所職業學校。許多人認為這里是“差生”才會來的地方。

　　“職業教育是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類型。”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明確了職業教育的地位。但現實中，把“分流”看作“篩選”，將“分類”視為“分層”的觀念依舊存在，受其影響的不乏職校生本身。

　　難以撕掉的“差生”標簽背后，有與名校失之交臂的遺憾，有早早步入社會的成熟，有靠技能吃飯的滿足，也有繼續升學路上的迷茫。

　　教育部數據顯示，2022年，中等職業學校（含技工學校）招生650.69萬人，占高中階段教育招生的40.71%，高等職業院校（含職業本科）招生規模連續4年超過普通本科。

　　這個春天會是職校生的“春天”嗎？

　　分流：哪些孩子讀職校？

　　什么樣的孩子會上職校？一個刻板的回答是：沒考上高中、大學。隨之而來的通常還有“差生”的標簽。

　　周寧不認為自己是“差生”。他來自黑龍江的一個縣城，父親從小對他嚴格教育。高考前，周寧一直“很順”：以體育特長生的身份被保送到當地的重點高中，在高中獲得了去武漢一所“211”大學集訓的機會。

　　專業成績和文化成績都達線，周寧就能被這所大學定向錄取。家人和教練都認為他有能力、夠努力，能順利考上。專業成績公布那天，他和父母去了鄉下爺爺家吃飯。路上，母親已經開始盤算，過幾天要去省城買幾條新裙子，“等我大兒子考上大學，辦升學宴穿。”

　　正當爺爺奶奶討論武漢天氣有多熱，周寧看到了教練發來的消息。“他說‘很遺憾’。我一開始還有點懵，給他發了個問號，然后腦子‘啪’一下，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面對家人，他一個人沖進稻田，大哭。

　　差0.93分。周寧認為自己努力了，甚至可以說已經盡力了，身邊人都很清楚，這才是最難受的。第二年，他換了另一所學校，再次全身心投入訓練，結果還是差了0.12分，最終只能以高考成績填報志愿，上了北京一所職業學校。

　　進入同一所職校，有人出于更主動的選擇。劉一樂是周寧現在的同學，高考分數過了本科線，足夠投檔到山西老家的本科院校，但他一心想去北京。

　　“也是機緣巧合。”高中時，劉一樂在北京認識了一家知名上市公司的副總裁。兩人互通信件，對方耐心解答了劉一樂對未來的許多困惑，還表示歡迎他來北京，加入他所在的企業。“這成了我決策的百分百動力。”劉一樂說，填報這所職業學校，就是因為它和那家企業建立了合作關系。

　　對于“為什么上職校”的問題，還有很多刻板印象之外的回答：有人初二大病一場，住院幾個月，成績大跌，進了中職；還有人因為非本地戶籍，同樣的分數，別人能上普高，她上了技校。當然，也有孩子坦誠地說，自控力不強，“玩嗨了。”

　　偏見：在職校就是“混”？

　　“比較水，比較亂。”入學前，張鑫對職校的印象也和許多人一樣。他念的是寧夏一所高職院校的“3+2”——中職3年，高職2年，畢業拿專科文憑。初中成績處于中上游，張鑫說他屬于“玩嗨了”的類型，“疫情期間在家上網課，自制力不行。”

　　“分流”之后，張鑫覺得和上了普通高中的同學不再是“一路人”。從親戚們的言辭中，他感覺自己“比別人低一些”。

　　“確實有部分學生沒有興趣學習，只想混個畢業證。”張鑫的老師李川教過的高職生里，有從中職升學的，也有從普高考來的。在他看來，職校生有自己的特點：相對而言，部分孩子學習耐性確實有所欠缺，對理論知識的理解沒有那么快，但他們思維活躍，有表現欲，動手能力更強。

　　“我帶的學生里，創業比較成功的幾個都是中職上來的。”李川說，“他們如果能扎實接受打磨，往往更清楚自己缺什么，從而進行規劃。”

　　高職二年級的趙力就是一個例子。他在中職的專業是餐飲服務，抱著“就業調查”的心態，他進過餐廳，去過工地，也當過收銀員。趙力發現，以中職階段的專業技能和學歷水平，能找到的工作都不太理想。“做餐飲實在太累。在工地，十七八歲，沒有經驗，體力也跟不上，只能做每天一兩百元的小工，至少要干兩年學徒才能做大工。”

　　“我中職畢業的同學大部分都是上流水線或者打零工。”趙力明確了要念高職、換專業的想法。他還發現，自己感興趣的動漫專業，在縣城老家幾乎沒有相關的工作機會。權衡興趣和就業形勢，進入高職之后，趙力改選了信息技術專業。

　　對張鑫而言，改變發生在拿到中級電焊證和電工證的時候，也發生在他在城市綠化隊兼職賺到生活費的時候。現在，他覺得自己比普高的同學更“社會”。這種社會感并不是有的人眼里，中職學生成天抽煙、喝酒、打架那種“混社會”，而是知道自己下一步應該做什么的成熟。“已經有上了普高的同學向我咨詢我們學校了，說不定以后又會走到一起。”

　　進廠：好的實習是怎樣的？

　　李奕再也不想進廠了。畢業臨近，沒有人再提起去年戛然而止的實習，那些曾經與畢業掛鉤、“非吃不可的苦”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實習是職校教學的重要環節。去年2月，在湖北一所中職學校念農藝專業的李奕被安排去了一家電子廠實習，吃住都在廠里。

　　剛上崗就遇到了夜班。晚上7點半，李奕穿好無塵服，戴上手套、指套，打卡上班。流水線上，一塊手機屏被傳送到面前，他把這件半成品拿到一米來寬的工作臺，單手操作機械臂吸附住屏幕，讓它與一片硬幣大小的泡棉在指定部位貼合，整個過程不超過10秒。這道“泡棉貼附”工序完成后，手機屏被放回傳送帶，去往下一站。

　　凌晨3點左右是最難熬的時候。李奕感覺眼皮像灌了鉛，五臟六腑都在往下墜，身體卻輕飄飄的，使不上勁。但他不能松懈，貼合誤差超過0.03厘米的產品會被定為“不良”，漏貼更是會影響后面全部的工序。雖然可以先把來不及操作的產品放在一邊，但堆積和“不良”多了，難免被組長責罵。

　　早上7點44分，打卡下班，產量5400件。這意味著一模一樣的動作，李奕一個班次至少重復了5400次。李奕記得，同年級還有一批護理專業的學生被送去另一家電子廠。

　　“這是正常的嗎？”李奕不知道這樣的實習有什么意義。他甚至到現在都不清楚，當時做的“泡棉貼附”在手機里到底起什么作用。他曾向老師和業務主管提出異議，得到的回復總是“堅持、吃苦耐勞”。

　　2022年初，教育部等8部門印發修訂后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提出1個“嚴禁”、27個“不得”，為實習管理劃出了底線和紅線。

　　同樣是“進廠”，畢業于深圳一所技校的陳晟體驗則完全不同。實習前，學校與合作企業組織了一場雙選會。學電氣自動化的陳晟認為新能源是一片藍海，選擇了一家主營新能源汽車換電技術研發和使用的公司。從在設備工廠看電路圖、組裝主控柜，到去換電站現場維護，他用不到6年的時間完成了實習、留用和晉升，成為了一名管理人員。

　　提升：多高的學歷才夠用？

　　春季，各地職教高考和專升本考試陸續展開。李奕說，他的同學幾乎都報名參加了職教高考。

　　教育部2022年2月的新聞發布會上，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負責人提出，推進中職學校多樣化發展，從“以就業為導向”轉為“就業與升學并重”。根據教育部數據，2022年，全國有超過一半的中職畢業生升入高職（專科）和本科繼續學習。河南一所中職學校的老師告訴記者，他帶的學生升學率大約在70%。

　　在高職階段，一些職校老師對于近幾年專升本熱潮的感受也很明顯。今年3月的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相關發言人表示，高職畢業生在保持高就業率的同時，現在每年也有接近1/5的學生實現升學深造。

　　一位執教近10年的高職老師回憶，大概從2018級（2021年畢業）開始，向她咨詢專升本信息的學生明顯增多。也是從那時起，學校開始對專升本進行統一宣傳、統一規劃、統一報名。“以前都是要自己去打聽，自己報名。”

　　背后是社會因素和個人選擇的交織。考慮到家庭負擔，楊婉本來不打算專升本。教育部2022年發布的《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白皮書》顯示，職業學校70%以上的學生來自農村。

　　楊婉的父母靠種蘋果樹供她和兩個弟弟念書。專科期間，助學貸款和兼職收入基本可以覆蓋她在公辦學校的學雜費。如果專升本，由于專業等方面的限制，她能選擇的只有每年學費相對較高的民辦本科，“壓力太大了。”

　　“當時專升本成績通過了，工作也找好了，在一所中職學校的團委做行政，就是二選一。”楊婉說，她想到，自己獲得的并不是有編制的崗位，“隨時可以把你換掉，有編制的（崗位）至少要本科學歷。”

　　楊婉還是選擇了繼續提升學歷，后來還考過了一所“211”大學的函授本科。她認為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學歷越高，選擇空間越大，上升渠道也更寬。”

　　專升本到同一所學校的賀帥打算考研。他想考去江浙地區，學習走在第一梯隊的電商知識，把家里的調料批發生意做大。

　　還有一些工科類的學生，掌握了技術，并不擔心找不到工作，但大部分人都想繼續提升學歷。在他們的講述中，“門檻”“敲門磚”這類詞匯被反復提起。

　　2021年10月印發的《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到2025年，職業本科教育招生規模不低于高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的10%。

　　張鑫所在的學校正在申請由職業專科轉設為職業本科。未來或許可以直接拿到本科文憑，他在喜悅之余也有一些擔憂。“它（職業本科）以后會不會又成了比大專好一點、比普通本科差一點的東西呢？”

　　（文中周寧、劉一樂、張鑫、李川、趙力、李奕、陳晟、楊婉和賀帥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