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體系，我們對自己的制度充滿自信。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堅持好、實施好，也需要不斷完善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在堅持好、鞏固好已經建立起來并經過實踐檢驗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繼續加強制度創新”。

　　制度創新的動力可以來自于實踐。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能夠不斷產生好經驗好做法，對其中成熟的經驗和做法加以總結提煉，可以上升為制度。制度創新的動力也可以來自思想上的解放、理論上的突破。比如，改革開放后，我們黨逐步認識到，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創造性地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探索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我國自古以來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積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同時，創造了古代社會中領先的制度文明，積累了今天仍有借鑒意義的治理智慧。近代以后，一些人對中華傳統文化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試圖照搬西方制度模式，然而進行的各種嘗試最終歸于失敗。歷史和實踐告訴我們，只有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立足我國實際，才能真正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好用管用的制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刻總結、充分運用我國古代關于國家制度的思想精華、智慧結晶，不斷推進面向未來的制度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開創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與中華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傳統，‘兼容并包、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關聯。我們沒有搞聯邦制、邦聯制，確立了單一制國家形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順應向內凝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發展大趨勢，承繼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中國文化大一統傳統。”我國古代的制度設計，在許多具體方面都彰顯出獨到智慧和獨特優勢。

　　比如發端于西周時期的明德慎罰理念。自秦漢以后，死刑的最終裁量權逐漸收歸中央；隋唐以后，刑部、大理寺、御史臺三大司法機關既分工明確，又彼此監督制約，從機制上確保了慎重適用刑罰。明德慎罰是中華傳統法文化中德治、仁政及民本思想在法律上的體現。

　　又如在古代發揮顯著作用的調解制度。古代的糾紛調解大致有民間調解、官批民調、官方調解等形式。并非所有民事糾紛都到公堂之上打官司，有許多糾紛在德高望重或值得信賴的“中人”說合下，在民間就得到化解，體現了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

　　再如以“天人合一”為倫理基礎的傳統生態環境文化。從法律規范維度觀察，在古代禮法、律典、敕令等中，都有體現生態環境保護的內容。例如，戰國末期秦國的《田律》中規定，春二月，不得伐林木、堵水道；除非夏季，不得燃草作肥。漢代《二年律令》中也規定，春夏之季，不得伐樹木山林。

　　還有官員的職業道德素養很早就被納入考核規范。西周時期《周禮》規定從6個方面來考核官吏的職業倫理：是否有良好的聲譽，是否有貫徹政令的能力，是否恪盡職守，是否品行端正，是否守法，是否能明辨是非。秦簡的《語書》提出良吏、惡吏的區分標準。《唐律疏議》和《唐六典》還規定了司法官緝捕、訊囚、審斷、行刑等各方面的責任制度。是否遵循“德治”“民本”，是對官員進行評價的傳統標準。

　　深入挖掘分析中國古代相關制度設計及其實踐運行狀況，能夠為今天的制度構建和完善提供思想文化資源。我們黨在革命根據地時期，就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借鑒，積極進行法治建設。比如在陜甘寧邊區實行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就用不拘地點、方便群眾的形式，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實行審判與調解相結合，有效解決矛盾糾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注意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汲取營養、擇善而用。”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總結運用我國古代制度建設方面的歷史經驗，增強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生命力，讓面向未來的制度創新接通歷史文脈，獲得不竭的思想文化資源，推動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

　　《 人民日報 》（ 2023年09月11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