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仰松，是考古學界和民族學界公認的中國民族考古學的開拓者之一。考古文博學院每年都要請李先生來給本科生上一課，講講自己的考古學之路。每年在特定的節日，學院高年級學生到暢春園看望李先生，成為雷打不動的慣例。已逾鮐背之年的李先生是學院一“寶”。

　　1950年，18歲的李仰松從陜西省華縣咸林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博物館專修科（后來并入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1954年，李仰松留校任教，擔任著名考古學家安志敏與民族學家林耀華所開新石器時代考古、原始社會史與民族志兩門課程的助教。林先生是民族學界的學術權威，或許正是受他影響，李仰松日后對民族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最終成為民族考古學家。

　　2022年慶祝北京大學考古百年、新中國考古專業教育70年時，李仰松和嚴文明、原思訓、李伯謙、趙朝洪等幾位先生一起接受教學貢獻獎。

　　在3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差不多每隔一年李仰松就要帶學生進行田野考古實習，幾乎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在西安半坡、洛陽王灣、鄭州二里岡、濮陽西水坡等遺址，都留下了李仰松的身影。由李仰松指導的洛陽王灣遺址的考古發掘，成功揭示了由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轉變的過程，終結了關于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早晚關系的長期爭論。李仰松執筆的《洛陽王灣：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成為他的考古學重要成果。“我所研究的課題，若涉及仰韶文化的經濟生產、社會生活、文化習俗，首先使用的一把標尺是半坡遺址，若涉及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的課題，就使用青海貴南尕馬臺墓地這把標尺，若涉及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文化的課題，就使用江西清江筑衛城遺址這把標尺，因為我曾經參加、主持過這些遺址的調查和發掘，掌握第一手資料，心中有底，不會是紙上談兵，不會太離譜。”這是他的肺腑之言和學問之道。

　　20世紀50年代，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臨潼姜寨等遺址的考古工作，在田野考古實踐中均進行了重建古代社會的探索。在考古發掘中碰到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的一些現象，如何科學解釋？當時少數民族的社會發展比較緩慢，是很好的參照。1956年，配合中央民委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云南分組的佤族社會歷史調查，李仰松來到云南西盟佤族村寨，詳細調查當地居民的原始制陶、谷物釀酒等。制陶工具及其用途、陶土來源、制陶步驟、燒陶過程、陶器種類與紋飾、價格和銷售地等各個環節，他均進行了仔細觀察和記錄，撰寫成《云南省西盟佤族制陶情況》和《我國古代陶器制作上的幾個問題》。過去有人提出，仰韶文化籃紋陶上的籃紋，是用編好的籃條印上去的，李仰松的調查否定了這一說法。如今，仰韶文化陶器的紋飾系拍印而成，已成為毋庸置疑的鐵論。

　　1973年，李仰松完成了《原始社會與民族志》試用講義。20世紀80年代末，李仰松率隊前往云南西北的獨龍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和納西族等民族聚居地進行民族考古調查。依據我國獨龍族、高山族人們使用雙連杯舉杯共飲的習俗，他將河南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連壺解釋為一種雙人共飲時使用的酒器，得到不少學者的贊同。李仰松在云南獨龍族調查時，對當地交通不便的體會十分深刻。回到北京之后，他與林耀華、楊堃等10余名著名民族學家聯名寫信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這一地區的交通困境。后來，這一問題得到解決，結束了獨龍族人世世代代沒有公路的歷史。

　　20世紀90年代初，李仰松已近退休之年，仍帶領研究生前往海南島黎族和苗族地區進行民族考古學調查，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在李仰松的心中，考古工作和學術研究是無止境的，他也不斷把做學問的真諦傳授給學生。

　　《 人民日報 》（ 2024年04月13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