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鳩山由紀夫

　　當今國際社會在外交及安全保障上最大的問題要數中美矛盾的激化。我認為，根本原因是美國和中國的“力量接近”。

　　不妨試著想想看，在中美邦交正常化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和中國的價值觀與現在相去甚遠，但或許是為了獲得國內輿論和同盟國的支持，當前美中矛盾在美國似乎更傾向于被定義為一種“民主主義對威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對立。前幾天，美國政府決定不派遣官方代表團出席北京冬奧會，進行所謂的“外交抵制”，特意強調不同的價值觀。在作為和平盛典的奧運會上煽動對立，這一行為是完全錯誤的。拜登政府組織的“民主峰會”同樣可以被看作是強調價值觀差異的舉動。我認為，謙虛地討論自身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才是更有意義的事情。例如網絡社會中的虛假新聞橫行，或是民族主義過激化等。

　　我非常明確地反對將民主當作外交工具，對于美國的同盟國和伙伴國來說，與美國一起行動可以強化對中國的發言能力，這一點我不否認。但是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選邊站”既不現實也違反我們的國家利益。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和價值觀很正常，但是因此去攻擊對方，聚集同樣想法的人提高自己的氣勢，這絕不是外交的正確做法。我相信，追求價值觀不同的國家之間如何順利交往才是真正的外交。

　　美國和中國之間有競爭不要緊，國與國之間本來就存在競爭關系。但是作為大前提，如果各國沒有最低限度的寬容精神，世界就會變得很糟糕。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在這一問題上都很危險。美國以死板的形式大肆宣揚美國式的民主和人權，只想和忠實于其價值觀的國家搞好關系，排除其他國家，這樣的做法會加深對立和混亂。

　　當然，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現在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FOIP）戰略也是排他性的包圍。如果這樣的狀況持續下去，中美矛盾激化，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會卷入其中，其后果很可能會損害世界的安定和繁榮，這是最令我擔心的。

　　我們應該選擇跨越價值觀差異的“共存外交”之路，換一種說法就是“友愛外交”。美國政府應該堅持基于傳統解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僅用語言，而且要用行動來表示。對于日本的執政黨，我也是同樣的看法。

　　最近，安倍晉三特意線上參加了臺灣智庫的活動，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進而是“日美同盟有事”。這一發言難道不是在煽動臺灣獨立嗎？其結果可能會將事態引向大家都想避免發生的方向，可能會給日本、中國、亞洲乃至世界帶來悲慘的影響。或許以安倍的能力還無法考慮到這么遠吧。在首相之位時，安倍作為日本的領導人，需要顧全大局，這似乎抑制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在離開首相位置的現在，他終于暴露出了任性的本質。

　　在經濟和技術方面，中美之間的矛盾也在激化。例如在信息通信領域，美國不想容忍中國的技術優勢，所以聯合了與其接近的國家，試圖限制中國企業的發展。如果美國和中國在信息通信領域各自發展，將來勢必會出現不同的技術標準，就會給消費者和企業帶來經濟上的不利影響，同樣，世界局勢也會變得非常不穩定。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中美有必要合作制定關于高科技通信設備的技術標準和網絡安全相關的世界標準，另外也應該設立監視其基準是否被遵守的國際性機構。為了排除以本國為中心的保護主義，有必要在WTO這樣的國際組織協調下發展開放的貿易系統，但是今時今日WTO的機能欠缺引人注目，推動WTO的進一步改革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東盟十國及其自貿協定合作伙伴中日韓澳新五國之間締結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將從2022年1月1日開始生效，對此我寄予厚望。另外，中國已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我希望中國能夠盡早滿足加入條件。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加入，可以使CPTPP成為補充WTO的高自由貿易標準的有效平臺。

　　友愛精神是非常有必要的。承認彼此的不同，加深理解；建立起發揮各自長處、彌補缺點、互相幫助的社會，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扶助的精神，就是友愛精神。地球環境問題和疫情對策等也是很難由一個國家解決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需要在友愛精神下開展跨越國界隔閡的合作。我之所以提倡建立東亞共同體，也是基于這個考慮，我相信這與習近平主席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想法有所關聯。也許聽起來像反論，但我認為正是因為中美矛盾激化，東亞共同體構想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意義反而變得更重大了。歐盟的基礎是從煤炭、鋼鐵的共同管理和貿易方面開始的，其支撐是歐洲“不戰共同體”的思想。東亞共同體構想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最終也包含著將東亞變為“不戰共同體”的目標。

　　當然，亞洲不會一下子就形成共同體，亞洲也不需要和現在的歐盟一樣。但我們應該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扶助的友愛精神下，在東亞設立一個可以經常探討交流的場所，主題可以是經濟、貿易、金融、教育、文化、環境、能源，還有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攜手抗疫等議題。在此基礎上，嘗試制定一些共通的規則，并將其付諸實行。

　　（本文為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2021年12月第四屆“清華會講”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