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時節，氣溫升高，吐故納新，四野明凈，生機盎然。中國人自古就喜歡在此時踏青，追根溯源，是遠古農耕祭祀的迎春習俗，對后世影響深遠。

　　春回大地之時，自然界到處生機勃勃，人們因利趁便，一家老少在山野鄉間游樂。加之處于這一時期中的清明、谷雨節氣所體現的物候特點，以及唐代之后清明對于相鄰的上巳、寒食的節俗融合，人們便順理成章地對此時春游更加習慣和偏愛。隨著時間推移，人們的春季活動更傾向娛樂化、世俗化。

　　唐朝初年，民間在寒食節掃墓，并在墓前食用貢品、郊游春嬉的習俗已蔚然成風，并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唐高宗李治龍朔年（公元662年），朝廷發布了一道詔令，禁止民間在“臨喪嫁娶”和“送葬之時”，共為歡飲。

　　然而，這些在祭祖期間踏青游玩的民間習俗，并沒有因朝廷的禁令而衰減，反而越來越興盛。到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年），朝廷眼見禁令難行，無奈又準許恢復了之前的節俗模式。杜甫《清明》有云，“著處繁花務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艷明眉，爭道朱蹄驕嚙膝”，描繪了彼時男女老少乘船騎馬、踏青賞春的熱鬧場景。

　　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演變，社會物質文明逐漸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更為多彩。陳寅恪先生曾評價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到了宋代，春日里的習俗向世俗娛樂轉化的趨勢更加明顯，“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人們常常闔家攜帶酒食，到郊外園地親近自然，這與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所展現出的氛圍異曲同工，正是“滿街楊柳綠絲煙，畫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簾花樹動，女郎撩亂送秋千”（唐·韋莊《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之一）。

　　元末明初詩人楊基的《浣溪沙·上巳》寫道“軟翠冠兒簇海棠，砑羅衫子繡丁香。閑來水上踏青陽”，道明了春日里人們閑來無事、游玩作伴的舒暢。當人們遇到春天的鳥語花香、郁郁蔥蔥，也不甘于一般情境下的“內聚”，而更愿走出家門進行社交活動，也是古人“天人合一”精神的體現。

　　事實上，踏青一俗，由來久矣。唐天寶年間的畫家張萱就通過《虢國夫人游春圖》，描繪了當時貴族在上巳節的游春場面，營造出春和日麗的輕松氛圍，展現出杜甫《麗人行》中“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的融融春景。

　　春游走得更遠一些，就是遠游，這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古代，不是一件尋常事。但總有那么一些不走尋常路的古人，走出了另一番天地。

　　和貴族們浩浩蕩蕩的春游隊伍相比，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的“春游”，則顯得樸實許多。為了獲得真實的地理信息，他到過許多地方考察，足跡遍布長城以南、秦嶺以東的中原大地，又通過行萬里路，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和地理資料。在《水經注》一書中，大部分地理資料都源于酈道元親身考察所得，還有不少漢、魏時代的碑刻（這些資料大多都已失傳），為研究中國文明發展歷史提供了極其寶貴的佐證。

　　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先后到武當山、廬山、茅山、牛首山及湖廣、南直隸、河南、北直隸等地，收集藥物標本和處方，并拜漁人、樵夫、農民、車夫、藥工、捕蛇者為師，參考歷代醫藥等方面書籍925種，“考古證今、窮究物理”，記錄上千萬字札記，弄清許多疑難問題，歷經27個寒暑，三易其稿，于明萬歷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萬字的《本草綱目》。

　　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足跡遍及今21個省（區、市），“達人所之未達，探人所之未知”，所到之處，探幽尋秘，開創了實地考察自然、系統描述自然的新方向。這些造福于后世的先人學者，一跬一步完成千里之行，一筆一畫寫下了推動人類進步的文字，實乃“身體和心靈均在路上”的最佳典范。

　　劉魁立在《中國節典》記載，“唐宋時期，清明踏青的活動非常豐富，蕩秋千、拔河、撲蝶、采百草、放風箏、插柳、植樹等不一而足”。而來自壯族、黎族、畬族、布依族的射箭、對歌、宴請、跳竹竿、趕舞場等“三月三”（上巳節）節俗內容，也已列入國家級非遺項目民俗類名錄，反映了我國自古以來普遍存在的、人們對于春光的喜愛與珍惜。

　　又是一年春來到，對于我國傳統節氣、節日習俗的繼承和發揚，依然圍繞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在每年春季的載歌載舞、踏青游玩中，展示自己的生活狀態，加強彼此的情感聯結，這是人們幸福感的重要來源，更給復興民族傳統文化、重構民族節日系統、促成民族共同體的內部意識提供了豐沛的土壤。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館綜合業務部館員)

　　張汀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