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 霄（黑龍江大學創業教育學院講師）

　　讀書是一件雅事，也是一件平常事，在好書之人那里，讀書與穿衣吃飯等同，皆是人生不可或缺之務。歷史上不同的人讀書有不同的特點，有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的灑脫，亦有陶弘景“讀書萬余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的謹嚴。近代的中國學人里，頗不乏讀書種子，黃侃就是其中翹楚。

　　黃侃字季剛，在音韻、訓詁、文字和詞章之學上皆可稱一代宗師，他性格的狂放，在近代學林掌故中很有名聲，時人即有“黃以國學名海內，亦以罵人名海內”之評。若拋開掌故八卦，走入黃侃的日常生活中去，大可發現其人讀書精勤嚴恪，極為用功。他書香世界中所展現的讀書旨趣與方法，上承傳統，下開新風，在世界讀書日之際重溫，可為今人讀書作借鑒。

　　讀書應“擇要”

　　黃侃是個天分很高的人，他四歲時跟從江瀚學習，據說“初授《論語》，每次才四五句，方一上口，即能背誦”。他曾隨父親游覽成都的武侯祠，馬上能記下祠壁內懸掛的楹聯，在父親指點下讀經，他亦能日讀千言，被稱作“圣童”。在二十五歲左右，他的學問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章太炎在是年曾稱他所收弟子中，有成就可言的唯有三人，一是黃侃，二是錢玄同，三是朱希祖。在這三人里，黃侃與錢玄同都精通小學，而黃侃尤為擅長音韻、文辭之學。從黃侃《國故論衡贊》《在日本移漢學社書》等作品中，也能看到此時黃侃學問的旨趣與規模。

　　1912年，章太炎與馬良、梁啟超等人發起“函夏考文苑”，囊括了當時國內一流的學者，而二十七歲的黃侃即以小學、文辭列名其中，可見時人對他學問的肯定。至二十八歲時，黃侃已提出古聲十九類、古韻二十八部說，并開始撰寫《音略》，前者是音韻學上劃時代的創見，而后者亦是黃侃音韻學說的重要著作；次年9月，黃侃即應聘執掌北京大學教席，主講文字、詞章之學以及中國文學史。由這樣的進境來看，黃侃確實天賦過人。

　　但黃侃之所以年紀輕輕即有如此學問，并不完全因為天分高，也在于他讀書善于挑選，把握經典。在讀書上，他主張“博而能約”，以精讀數部經典作為自己的治學之基。黃侃曾有語云：“博覽旁征，必先有其基。”他用功最深的幾部書，是十三經、《說文解字》《廣韻》《昭明文選》《漢書》和《新唐書》。在日記中，他曾自述云：

　　平生手加點識書，如《文選》蓋已十過，《漢書》亦三過。注疏圈識，丹黃爛然。《新唐書》先讀，后以朱點，復以墨點，亦是三過。《說文》《爾雅》《廣韻》三書，殆不能計遍數。

　　對這幾部書，他反復圈點涵泳，其中《說文》《廣韻》和《爾雅》是他閱讀最勤的書，圈點“殆不能計遍數”，他的學問亦正是以這三部書所代表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見長。這是一種“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就是在浩渺書山中，尋得自己所喜愛與擅長的領域，便扎根下來，以此作為根據地，再向四圍擴散。

　　黃侃對應當精讀的典籍，是非常熟稔的，據他的學生武酉山回憶，有一次中山大學的一個人問黃侃一個典故，黃侃云出自《漢書》，并隨口背誦了一大段，武酉山頗為驚訝，說先生如何背得這么多《漢書》？黃侃回答道：“《漢書》不能背，還教什么書呢？”此語聽來倨傲，卻是自信的體現。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在其《我的留學記》里，亦曾記載他面見黃侃的一則軼事。吉川幸次郎在中國留學時，對《經典釋文》一書中《谷梁傳》部分有疑惑，他在北京大學問過不少先生，都未得確解。當他到南京拜訪黃侃時，初見面便問起這個問題，黃侃馬上就說，這是夾帶進了宋人的校語。黃侃未翻原書就解決了吉川幸次郎積蓄已久的疑惑，令后者佩服不已。在與黃侃進一步交流后，吉川幸次郎不禁感嘆：“這人才是真正認真讀書的人！”

　　讀書而“擇要”，可以事半功倍，黃侃對自己的老師劉師培的學問十分敬佩，而劉師培即是民國時期年少成名的俊杰。黃侃曾云：“讀天下書，至死不能遍，擇其要而已矣。劉申叔年三十五而學成，亦得擇要之法。”就是此意。劉師培正因為讀書能擇其要，故三十五即學成，比之于皓首窮經而不得其法的人，所得要更迅捷而遠大得多。

　　黃侃讀書擇要而熟讀的法門，其實正是中國傳統士大夫守之有素的風習。曾國藩說：“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意謂古今著述宏多，就像長江大河中滔滔不絕的流水，一個人要想盡數喝干，那只是天方夜譚，所以必須守約，擇取重要的部分熟讀精思。他還舉了韓愈的例子，說韓愈作為千古大儒，平生所服膺熟讀的也就寥寥幾種書而已。讀書既然有所選擇，那么對所選擇的重要典籍，就切須精熟。朱熹云“讀書不貴多，只貴熟”。又說：“讀十通，與讀一通時終別。讀百通，與讀十通終自不同。”這是說讀書貴熟之義。從這些先哲嘉言中，我們正可以看出黃侃讀書“擇要”的文化淵源。

　　讀書須擇要而精熟，而在讀的過程中，又不能雜覽旁收，分散精力，尤其是很多大部頭的書籍，是需要有一以貫之的精神來閱讀的。《論語》記載子路，說“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即是說子路獲得了一些知識后，如果未能透徹消化運用，便絕不貪多務得。黃侃在日記里曾記載自己讀《清史稿》事云：“自后當以全力治《清史》，《清史》未畢，萬萬勿讀他書。予年來每每兼點兩書，此最誤事。《韓非子》曰：‘數變業者無成功。’戒之哉！”即是此意。

　　黃侃對基本典籍的精熟，用功的刻苦，也得到很多同時代學者的肯定。他在北大本屬于守舊派，對提倡白話文學的胡適、錢玄同，皆不假辭色，甚至嗤之以鼻，雙方壁壘森嚴，但是他的學問，卻也很讓胡、錢等人欽佩。胡適曾經評論學者林損說：“公鐸（林損）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罵人，不用功，怎么會給人競爭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黃季剛，他們天分高，他們是很用功的啊。”可見胡適對黃侃的用功有很深的印象。

　　同樣致力古典學問的張舜徽，在自己的日記中也曾與駱鴻凱評論過黃侃，他說：“黃氏以聰明睿智之資，而治群經小學極其勤苦，讀書無一字跳脫，此所謂守之以愚者也，故所詣獨有千古。”

　　天分高，卻不濫用，選定自己的方向，便孜孜不倦地耕耘，這便是張舜徽稱許黃侃“守之以愚”的精神。

　　廣購書以備讀

　　黃侃對精讀的書選擇甚嚴，用功甚深，但他又絕非故步自封、拘守一隅的淺陋之人，在精讀之外，他有不少泛覽之書，這從他購書之廣中亦可看出。愛書之人往往喜購書，一冊在手，筆墨精好，摩挲不忍釋，是書齋中一大樂事。黃侃購書并非如普通藏書者只為裝點門面而已，他所購的多是對自己學問有用之書，只要有用，即使書價甚貴，黃侃也不惜解囊。徐有富曾在其《黃侃讀書法管窺》一文之“得錢隨分付書坊”中談及此點。

　　如黃侃曾節約日用，花了四年時間購齊《四部叢刊》，這令他高興不已，雖然購書的價格不在小數，但他依然“夜以名酒慶之”——用現在的話說，他就是因為購齊這套好書而“開香檳”慶祝，可見他的愛書之誠。還有一次，他購得新出影印《四庫全書》中的《舊五代史》，覺得“印既精工，紙復絜致，與原本無異，真好書也”，于是“執玩反復，喜不自勝”。黃侃在日記中記載，自己于短短三年中，為購書就幾乎花去了八千元，這在民國時期，是很令人咋舌的數目了，為此他解釋道：

　　寒士為此，寧非甚癡？但愿于學略有成就，而我子孫亦稍能誦讀愛惜之。然架上宜有之書，所缺尚不尟，后此當思時時買之。

　　所謂“架上宜有之書”，便是黃侃認為于學問有益之書，他又曾云：“書之要者，亦非一旦可備，若講求版本，乃藏書家之事，我輩但求讀書而已。”道出了他購書以備讀的志趣，這與只知蒐討各種秘籍珍本以充插架的人是有云泥之別的。由于是為了有益于學問，所以黃侃的購書有兩個特點：一是不為自己的興趣所限，只要書有用即購入，這樣便避免自己變得狹隘；二是系統性地購書，求全求備。他若想了解研究某一領域的知識，便先列出該領域相關書籍之目錄，然后按圖索驥，大量購買，依次閱讀，這樣對一門學問的了解方能深入透徹，而不是淺嘗輒止。

　　他對金石甲骨相關書籍的蒐購，亦可以看出他廣購書以備讀的特色。黃侃的學問本來并不在金石甲骨之學上，他提倡讀常見書，對當時關注出土文獻的人都不太瞧得上，他對王國維很有疵議，曾在日記中大發責備之語。王國維弟子的姜亮夫曾去拜訪他，他也頗為輕視，說：“其人蓋用心于龜殼子者……非吾徒也。”但若細讀他的日記，會發現他曾大量購入金石甲骨文字方面的書籍，如1929年他先后托人購買了《金石圖》《金石苑》《小蓬萊閣金石》《兩漢金石記》《愙齋集古錄》《清儀閣古器物文》《增訂殷墟書契考釋》《鐵云藏龜之余》《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菁華》《秦漢瓦當文字》《秦金石刻辭》《雪堂所藏吉金文字》等書；在購書的同時，他也認真地校讀相關書籍，如在1929年日記中，他提到自己搜羅宋人金石書已經頗為完備，準備按順序將《集古錄》《考古圖》《嘯堂集古錄》等九種金石書讀畢。金石文字，尤其是甲骨文，本來與文字之學關系密切，黃侃雖不以金石甲骨文的學問為然，但是依然廣泛地搜集閱讀相關的書籍，不斷拓展自己學問的邊界。

　　有定、有恒之學

　　黃侃的學生曾記錄他的講學之語，其中有“讀書宜注意三事”之說，第一件事便是“有定”，指“時有定限，學有定程”；第二件事是“有恒”，也就是不生厭倦之心，養成精勤之習慣，功課絕不寬假，即使有間斷，也必須補作。黃侃自己讀書，確實也依照這樣“有定”“有恒”的規矩。黃侃夫人黃菊英曾追憶，黃侃每日從清晨五時起就開始讀書，絕不間斷，晚上也堅持寫札記和日記，一直要到半夜，讀書時，他又是圈點，又是加批，非常勤奮。

　　書齋之外的黃侃非常活潑，他好喝酒，好聽戲，好游覽，好與朋友聚會，在他的日記中，常常能看到他與友人飲酒歡聚，手持蟹螯、酒杯，吟詩作對的記錄，但難得的是，一旦回到書齋，他似乎就馬上忘記了宴飲之事，開始在熒熒燈火中讀書，像1931年12月12日，他在日記中記自己“午后，持螯痛飲，入夜醉眠”，但是隨后又記“中夜，看真西山、北山、深寧學案”，即使大醉，半夜醒來依然繼續讀《宋元學案》。

　　黃侃讀書是有“日課”的，有時候是在年初進行規劃，比如1922年新年，他即在日記中記下“今歲所擬為之事”，其中就包括了：一、著手為《經典集音長編》；二、賡前治《說文》；三、翻史籍，輯《文章志》；四、繕錄文詩稿。這計劃里不僅有讀書，亦有著作的規劃。更清楚的是1928年7月3日，他在日記里改定了自己的功課，分為六門，即每日臨漢簡；校《經典釋文》二卷；點經疏二卷、《新唐書》一卷、《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五卷；翻有關實學之書；撰作；鈔詩。

　　他這一年每天的功課，都寫定在了自己的日記里，日日如此，絕不間斷，即使有雜事妨礙，第二天也一定繼續。比如在7月9日，有友人來找他共進晚餐，與他聊天至十一點，結果當晚的功課未完成，但第二天的日記中，他即補上：“卯正起，仍復常課。”這一年7月中旬似乎很熱，他在11日的日記里寫道：“晴熱（九十度）。晝夜喧擾，不得讀書。”于是便打算早起到雞鳴寺去借地看書。起床后，他先到金陵大學去，發現好友汪東的辦公室很涼快，干脆就在汪東的辦公室里坐下讀書。在這樣燥熱的一天中，他依然翻《新唐書》、擬宋祁文章、擬唐詩五七言、臨漢簡、鈔詩、閱《全后漢文》，功課一點沒落下。

　　這年8月19日，他又修訂了日課：“鈔《古詩存目錄》；校《經典釋文》；點《全上古》至《隋文》《全唐詩》；翻群書屬于目錄金石者；臨漢晉簡牘；選擬宋子京文；讀《河岳英靈集》。”

　　他日課的調整，與他讀書的進度是關聯著的，不過大體的形式未變，依然是抄書、校書、點書、翻書、臨摹、作文幾項，有泛覽亦有精讀，動手動腦，極為充實，從中可見他教誨學生“時有定限，學有定程”之意。

　　黃侃所作讀書功課，并非泛泛讀過而已，精讀的書，他必定要上手標點，隨時抄錄，讀后又反復溫習，如“十三經”便是他時時溫習的書籍。在教導學生時，黃侃又曾說，一個人治學，在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內，就需要有一定的成績，否則性格懦弱的會變得頹廢，而性格強勢的就會變成不學之妄人。孔子曾說“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說的也是此意，黃侃將這個時間提前了二十年，變成“二十三十而無成，斯亦不足畏也已”。說這樣的話，黃侃確實也有如此的底氣。

　　黃侃讀書最惱恨的是“煞書頭”，這是他發明的新詞，意思是讀書不終卷，讀了個開頭便中斷不讀，他讀書講究的是從頭至尾，一字不輕易放過。他每讀一書，都極有恒心，如他1931年10月在日記中記錄溫習十三經，從《詩經》始，隨后陸續圈點《孝經》《論語》《周禮》《谷梁傳》《公羊傳》《儀禮》《左傳》《禮記》等書，至1932年5月13日，才在日記中記下“至是，十三經俱溫畢……雖逃難來燕，亦未敢無故輟業，豈曰好學，遣憂而已。”1932年2月，為避日寇侵擾，黃侃攜家從南京避難至北平，從是年2月到5月28日，黃侃的日記都題作“避寇日記”，但在這樣混亂的局勢中，他的日課仍不間斷，必將計劃之書圈點完畢方休。

　　當然，黃侃討厭“煞書頭”，最有名的例子還是他去世前讀《唐文粹補編》的掌故，這在他的日記中也有記錄。1935年8月2日，他在日記中記錄自己讀《唐駢文鈔》畢，感嘆道：“此書歲余始點完，此后不敢輕煞書頭矣。”在讀完后，他馬上又開始溫習《唐文粹補編》，但在幾天后的重陽節，他因食蟹飲酒導致胃血管破裂，遂遽爾去世。據其弟子在他日記絕筆后記載，他在彌留之際，依然“伏案點《唐文粹補編》，力疾將末二卷圈點訖，甫閣筆，又大吐，皆瘀血，趨就床臥，暈眩少愈。”至死仍不欲廢業，他“有恒”的精神，于此可見一斑。

　　圈點、批注、讀寫結合

　　讀書看起來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似乎從書架上拿下一冊書，便可翻閱。但黃侃讀書的方式，卻很傳統，或者說，有些“煩瑣”，從前文所列舉他的日課，便可略窺一斑。

　　他每日讀書的工作，有鈔、校、點、讀、翻、臨、擬，形式非常多樣，不僅用眼，還用手，真可謂是“不動筆墨不動書”的典范。在這些不同的形式背后，是有著黃侃不斷沉潛涵泳的體會在的。鈔，即是抄寫，最費功夫，因此黃侃所抄的，以儒家經疏和對自己治學有用之條目為主。黃侃對儒家的經疏反復溫習、不憚抄寫，1928年農歷八月八日的日記中，他專門提到自己抄經的日課，云“始定鈔經課，日四葉，葉二百五十六字”，也就是每天抄寫四頁紙，每一頁抄256字。至11日，又改成了“此后日五葉，以有提行空格，必五葉乃能溢出千字也”。合計起來，基本也都是每日抄經千字有余。從8月8日至9月18日，他陸續抄了《孝經》《爾雅》《論語》約114頁，在抄寫的過程中，還伴隨著溫習與讀誦，通過這樣的抄寫，他對經疏原典，便有了超過一般人的熟悉。除了抄寫原典，他還常常在日記中系統地抄錄與自己研究相關的文獻，比如他曾在日記里抄錄了大量《通俗編》中所錄的古人詩文用俗語的材料，為的是考察古代詩歌中運用俗語的情況。

　　校，則是校勘，讀書必校勘，這是清代人治學的一貫特色，因為古書流傳中，常常會有這樣那樣的訛誤，有些質量不高的版本，不僅令人難以卒讀，更可能讓人對原文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清人講考據，很在意書籍版本的優劣，因此在讀書時常常要加以校勘，至有“書不校則不能讀”的說法。黃侃自小承襲家學，在讀書上也謹守清人的學風，常以校讀的方法來讀書。比如黃侃在讀《經典釋文》的《周禮音義》時，便“以《周禮》經注本與《音義》對看，分別經注，以朱筆在注字旁作一勒，以便尋討”，通過與《周禮》經注本的對比，便更能明了《經典釋文》中所列經、注之分別。他回復吉川幸次郎關于《經典釋文》問題，之所以能那么敏捷而準確，與他校讀此書所花的功夫分不開。他讀《文心雕龍》，亦廣取諸本進行校勘，以此往往有得。如《文心雕龍·辨騷》中有“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黃侃對“菀其鴻裁”一句始終不明其意，后得唐寫本《文心雕龍》校對，方知應是“苑”字，“苑”字與“獵”字相對而言，指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辭為模范，而心巧之人亦可擇取其中艷辭以助文章，如無唐寫本之參照，是得不出這樣的領會的。

　　點，即是圈點，古書并沒有今天書籍中這樣完備的標點符號，因此古人讀書常須自己動手標點，唐以前已經有了“學問如何觀點書”的諺語，可見標點對讀書的重要性。然而標點不僅是斷句而已，它也包括了提要鉤玄的圈點。圈點書籍，往往是考察一個人的章句之學，黃侃對此極為看重，他曾告誡弟子說：“為文必先讀經，而讀經先要明句讀。未有句讀不明，而能探索經義者也。”又引黃以周語說：“凡學問文章，皆宜以章句為始基。”他要求學生治學用功的法門，就是圈點書籍，每個人至少都應該圈點書籍五部。

　　黃侃在圈點書籍時，會利用不同的符號來標記原文的不同意義，凡經他點過的書，學術價值都很高，所以他的點書在近代學人中是很有名的。據他學生回憶，顧頡剛在主持二十四史斷句時，還曾采納了他批點《資治通鑒》的一部分成果。黃侃日記中最常見的，就是點書的記載。他也常常將自己點過的書籍作為教本給學生抄錄，以此來達到教學的目的。他的學生潘重規說，他剛入門時，黃侃便要求他圈讀《十三經注疏》，又將自己圈點的十三經白文交給潘過錄。后來黃侃復將自己手批的《說文解字》《爾雅義疏》給潘重規抄錄，并時時檢查他抄錄的進度。殷孟倫初入門時，黃侃亦要求他一年內圈讀完十三經，又將自己批點的《經典釋文》交給他過錄。

　　長子黃念華能讀父書，黃侃對他教導極嚴，照其弟子楊伯峻的回憶，黃念華在北京時，黃侃囑咐他每天點讀一卷《漢書》，就算是開學了也不例外，黃念華也謹遵父命，從未懈怠。在1922年1月11日的日記中，黃侃記載自己準備了一部十三經，特地加以圈點校勘，以作為課兒的讀本，“予既點注、疏，因以墨本校是本訛字，且斷句讀，將以授兩兒”。可惜黃念華早早地感染了肺結核去世，令黃侃非常哀慟，以至于他在很多年后都不忍心再翻閱這部白文的十三經。

　　鈔、校、點三種方法，學術的色彩較為濃厚，與此相較，讀、翻、臨、擬就輕松一些了，讀稍嚴肅，多半是讀經讀史或重要的典籍，溫習之功也在其中，這種讀往往不需要另外再鈔、校，因此速度略快。翻則是泛覽，或為了研究而尋覓材料。比如他讀王闿運的《湘綺樓日記》就屬泛覽。臨則是書法的臨習，黃侃書學歐陽詢，很下功夫，1928年時他還以漢晉簡牘為臨習日課。擬則是模擬文章，與臨一樣，都屬于創作的部分。

　　之所以要進行這么多的工作，是為了能更深入地領會經典，涵泳其滋味，以防匆匆閱過便如云煙過眼，一本書讀畢，卻依然頭腦空空。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種細讀的法門，很多經典是需要細讀的，囫圇吞棗，在把握其意涵時很容易犯錯。黃侃曾在日記里舉過自己的一個例子：

　　閱書太速，必有破句。檢昨點邢疏“聽訟”章，疏引王弼《易·訟卦》注云：“物有分職不相濫，爭何由興，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不知何緣于“職”字、“爭”字、“訟之”字絕句，直是不諳文句者所為，恐平生點書類此者不少。

　　黃侃有一次檢查了自己前一天點讀的文章，發現因為讀得太快，因此讀破句了，心里很是懊惱，可見點讀確實能促使自己不斷反省對于文本的認識，不至于一讀即過，有問題也無法發現。黃侃的一天，就是在這種鈔、校、點、讀、翻、臨、擬中度過的，而這種書香的生活伴隨了他的一生。中國古典的讀書傳統，正是在這樣日復一日的讀誦中，得到了傳承與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