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人物】

　　光明日報記者 韓寒

　　繼近年來推出《人世間》《我和我的命》等作品后，作家梁曉聲又推出長篇小說新作。

　　“電視劇《人世間》的主題曲，有一句讓我印象深刻。它說，人的一生像雪花，飛很高，又融化。我要在自己‘快融化’的情況下，看看還能做點什么。”在梁曉聲新書《中文桃李》媒體見面會上，他的一席話，將人們引入了他的文學世界。

　　韓寒攝/光明圖片

　　《中文桃李》，一部獻給中文系學子的書

　　《中文桃李》，以中文系新生李曉東和徐冉在去大學的火車上初遇并產生沖突為開端，由此展開了一幅“80后”大學生求學、奮斗、安居、尋找生活真諦的畫卷。

　　為何選擇中文系學子？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文是非常風光的一個專業，才子才女云集。一個學校如果沒有中文系，那如何得了？而且如書中所寫，那時候的學子們愛辦刊物。后來，中文系逐步邊緣化。當我書中的主人公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情況就不一樣了。”梁曉聲談道。

　　遇冷的專業，畢業生才會和社會產生碰撞。

　　“中文不僅是一種認知能力，也是一種從業能力，在社會上接受校驗時，學子們會產生一些困惑，會有自己的思考。”梁曉聲說。

　　那么，中文系學子的困境，折射的是文學的困境嗎？

　　在梁曉聲看來，文學從來沒有過困境，因為“文學從來都是少部分人的事業”“文學的困境不是人類所有困境中多么嚴峻的事情。”

　　在《中文桃李》中，梁曉聲塑造了一個“自己”——在大學中文系授課的“汪先生”。

　　“這個角色的經歷完全來源于我自己，因為我在北京語言大學教書。書中所講的內容也是我在課上講過的，比如談論電影《出租車司機》，探討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引介羅丹的雕塑《人馬》，探尋它們于人類有沒有一點兒意義。”梁曉聲回顧。

　　書中確有不少“梁曉聲”的見解。如“近代的人類社會有一種最廣泛的資源，是權力和金錢根本無法全部壟斷的，那就是文化，而文學是文化現象生動鮮活的部分之一”“文學從本質上是人類社會‘余留’給普通人的可再生資源”。

　　“為我教過的學生們寫一本書，始終是一個心念。《中文桃李》完成了這一心念。”梁曉聲說。

　　以小人物寫大時代

　　梁曉聲擅寫大時代，尤其擅以小人物展現大時代。

　　早年的知青小說通過青年寫“上山下鄉”，及至《人世間》以周氏家族命運寫改革開放與時代變遷，技巧已爐火純青。

　　這一次，在《中文桃李》中，男女主人公從考上大學、離開家鄉，赴省城讀書，到成為“京漂”，再到最后明白生活的真諦選擇回鄉，情節鋪展背后，寫的是當代青年人必須面臨的“戶口”“房價”等現實問題。

　　“我覺得小說家眼中要有很多事情、很多現象。回頭看文學史時，好多優秀的小說家都如此。托爾斯泰、雨果、狄更斯如此，包括雪萊、拜倫、海涅在內的詩人也如此，他們從來都在視自己為作家的同時，又視自己為知識分子。”梁曉聲說。

　　除了小說創作，梁曉聲的散文寫的也多是大時代下的小人物。

　　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小人物走過大時代》里，他筆下的“小人物”得到了集中展現：病弱或無業的兄弟手足；相識或不相識的打工人；留守鄉村、靠自身努力獲得微薄收入的農人……然而無一例外，他們身上都有善良的品質，所以又顯得高貴。

　　“我寫過雜文，出版過《九三斷想》《凝視九七》《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書籍。對于這種跨界，我很坦然。我把寫作這件事定義為時代記錄員。”無論作品形式怎樣變化，梁曉聲對人生的悲憫和強烈的現實關懷未曾改變。

　　寫小說沒有那么了不起

　　在《中文桃李》中，梁曉聲借主人公李曉東和徐冉討論之機，提出了一個問題：生活可以分為歌類的、詩類的、散文類的、報告文學類的、史詩類的，那么主角們的人生，屬于哪一類呢？

　　徐冉選擇的答案是“報告文學類”。

　　梁曉聲在書中解釋，那是因為她雖然考入了省重點大學，但是她出身寒門，是“大地的女兒”，容不得生活中因浪漫而有任何閃失。

　　梁曉聲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同樣也是“報告文學”。這緣于他少時家庭困難，父親常年在外省，母親體弱多病，家里還有一個常年要接濟的生病了的哥哥，生活來不得半點浪漫。

　　“我已經70多歲了。70多年的歲月走過之后，對人生已經有超然的態度。我現在常常在想的問題是，人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想來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如過眼煙云。”梁曉聲談道。

　　在《中文桃李》最后，梁曉聲調侃了一把自己。

　　作家“梁曉聲”要赴主人公們所在的城市講座，李曉東對此充滿不屑——“那個梁曉聲嘛，他如果也像我的冉一樣，經常轉移于生死二場，估計就不會再到處賣他那貼狗皮膏藥了……”

　　為何調侃自己？因為梁曉聲認為寫小說沒有那么了不起：“我們這些人讀了一些書，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太看重自己了。我們裝出深刻的樣子，話也不好好說了，小說就變得晦澀了。其實，寫小說沒那么偉大，文學只是在啟蒙的時候起到了推動整個社會的作用。”

　　至于寫小說像什么，梁曉聲打了幾個比方，和糕點師做糕點、鞋匠造鞋沒有本質區別，“寫《中文桃李》是因為，往缸里一看剛好還有兩團面，得把它們和完。這是我倒數第二部小說，寫完最后一部，我的‘梁記面食鋪’也就關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