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有25種語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有些則已趨近消失

　　搶救瀕危語言，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消失的野生白鱀豚、極度瀕危的東北虎、珍稀瀕危植物秦嶺紅杉……在近年的科普中，人們漸漸意識到了保護瀕危動植物的緊迫性，但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瀕危語言”仍是一個陌生概念。

　　讓我們來看看這樣一組事實：格曼語使用人口13人，能較流利使用多續語的人僅剩6位；松林語的歌謠已經全部消亡；倉洛門巴語的許多歌謠、故事、神話傳說已趨消失……

　　“大約平均兩周就會有一種語言消亡”——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數據觸目驚心：世界上現存約6700種語言，其中約40%的語言瀕臨消亡。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瀕危語言志”叢書(以下簡稱“瀕危志”)記錄，我國的130多種語言中，有68種使用人口在萬人以下，有48種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有25種使用人口不足千人，有的語言只剩下十幾個人甚至幾個人會說，瀕臨消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問題越發嚴峻。

　　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的學者開始行動，他們走進喜馬拉雅山區，走到長白山下黑龍江畔，走入莽莽的海南叢林……發起了一場場與時間的賽跑，搶救了一批珍貴的語言資源。

　　“我們在和時間賽跑。”“瀕危志”總主編、國家語委咨詢委員、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首席專家曹志耘說。

　　消失的木佬語，眼看著輸給了時間

　　瀕危語言的故事總要從遺憾說起。

　　“瀕危志”第二輯編委、北京語言大學中國語言資源保護研究中心研究員王莉寧翻開了一本2007年出版的《中國的語言》，“你看這書中記載：‘本項田野調查工作進行于2000年8月，地點是麻江縣龍山鄉復興村芭茅寨，發音合作人文國英，女，時年87歲，她是當時唯一一個還會講木佬語的老人。’到了2015年，我們發動了各界力量，找了幾年，也沒有再找到她”。

　　“這個事情在我心里一直是一個遺憾，我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輸給了時間。”王莉寧說，因為未能找到木佬語的母語者，不得已放棄了調查工作，而該語言很可能已消亡。

　　在全世界范圍，有許多像木佬語一樣的語言，它們已經或正在消失。21世紀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繪制發布了《全球瀕危語言分布圖》，第一次用“語言地圖”的形式，向人們直觀地展示了全球部分地區瀕危語狀況。圖上列出了2474種語言的名稱、瀕危程度和使用地區，其中有230種語言自1950年起已經瀕臨消失。印度共有196種語言瀕臨滅絕，是瀕危語言最多的國家，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國家分別是美國和印度尼西亞，瀕危語言數量分別為192種和147種。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國家，擁有漢藏、阿爾泰、南島、南亞和印歐五大語系的130多種語言，10大漢語方言，是當今世界上語言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在聯合國的“瀕危語言地圖”上，我國的情況稍好。但是，隨著全球化、現代化的高歌猛進，一些語言、方言和地域文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讓我們聽見古籍里的聲音，讓后代聽到我們的聲音

　　“你們做的這些事究竟有什么意義？”“這些語言離我們太遠了吧！”——這是語保人時常遇到的“靈魂拷問”。

　　其實，方言及其影響就在我們身邊。王莉寧舉了一個非常通俗的例子：茶的英文Tea就是從漢語的閩南話中傳入的。如今，廈門話、泉州話里仍把茶稱為“疊”(音)，在古代這個讀音順著海上絲綢之路走到了世界各地。目前，世界上有80多種語言都把茶稱為Tea或者Thé。王莉寧說，這個讀音離我們的生活也不遠，沙茶醬又叫沙嗲醬，這個“嗲”就是潮汕話中茶的讀音。

　　瀕危語也不是偏遠地區的專屬“物種”，它們就在我們身邊。

　　即將出版的“瀕危志”第二輯收錄了深圳地區的一種漢語方言——占米話。據深圳大學吳芳副教授調查，占米話主要分布于深圳市深汕合作區與惠州部分鄉鎮的村落，該區域各鎮的占米話人口有1萬至2萬人不等，深圳坪山新區的個別村落中也有這種方言，但當地還能說這種方言的人只剩十幾人了。

　　吳芳說，占米話見證了明末一段遷徙的歷史，“根據搜集到的一些族譜記載，一些地方講占米話的人最早是由福建遷入廣東的”。當地縣志記載，明末東莞人黃招遠起義失敗后帶兵逃到海豐，在鵝埠一帶定居下來，由于長期受到客家話和福佬話的影響，就形成了一種粵客閩混合方言。

　　“占米話中保留了大量古語詞，折射出這支方言對古代漢語的傳承，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吳芳介紹，這支方言的古語詞，遠的可追溯到上古時代，不少古語詞仍是當地人掛在嘴邊的常用詞。如稱曾孫為“息孫”，這與戰國時的稱呼是一脈相傳。王莉寧說，許多方言正是古代歷史文化的“活化石”。“試想一下，如果我們現在可以聽到一千多年前杜甫的發音，那該是多么的震撼。”

　　2015年5月14日，教育部、國家語委聯合下發《教育部國家語委關于啟動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的通知》，決定自2015年起啟動“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以下簡稱“語保工程”)，在全國范圍開展以語言資源調查、保存、展示和開發利用等為核心的各項工作，規劃調查瀕危少數民族語言點100個、瀕危漢語方言點100個。

　　“語保工程”的重要目的就是為瀕危語言留下“聲音標本”，而不止于文字記載。翻開“瀕危志”，每種語言都附有二維碼，掃碼后可獲取該語言的音視頻——悠揚的庫倫蒙古語歌謠、來自水鄉的浙江廿八都話……當遙遠的聲音出現在耳邊，讀者仿佛擁有了跨越時空的能力。

　　“瀕危語言保護，即是存史，讓歷史變成有聲的。”王莉寧感慨，我們現在常常講“讓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保護搶救瀕危語言，就是讓我們聽到古籍和歷史的聲音，讓我們的后代能夠聽到我們現在的聲音。

　　曹志耘說，語保工作者奔赴全國各地，一批批鮮活的田野調查語料、音視頻數據和口頭文化資源匯聚到中國語言資源庫，一些從未被記錄過的語言、方言在即將消亡前留下了它們的聲音。

　　未來我們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復活這些語言

　　在寫到某種瀕危語時，中國傳媒大學李大勤教授通常用代詞“她”來稱謂自己團隊調查的語言。先后7次到西藏昌都、林芝、山南等地進行田野調查，李大勤已經搶救、保護了20多個“她”。

　　李大勤第一次進藏是2001年，當時他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師從著名語言學家孫宏開做博士后研究。他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隨社科院江荻老師去西藏察隅縣調查僜人的語言。李大勤回憶，20年前這次田野調查“像西天取經一樣艱險”，去的時候翻山越嶺整整三天才到察隅縣城，路上多次遭遇塌方、斷路之險；在調查的近三個月內飽受物資短缺的折磨；在回來的路上，還差點被泥石流埋葬，等兩個人從車里爬出來，整個吉普車都被泥石流淹沒了。回京時兩人身上都已傷痕累累。

　　可就是這樣一次艱險的經歷，讓李大勤決心從偏理論的語法研究轉到了少數民族語言調查保護。“因為通過那次調查，我們發現了第一手的語料，深刻感受到了這些語料的珍貴。”李大勤說，我國的語言學研究非常需要這些基礎性調查的工作，而目前少數民族語言語料的缺乏恰是我國語言學研究的最大瓶頸——這就是中國語保工作的重大價值所在。孫宏開等學者就是20世紀50年代全國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普查時，在田野上成長起來的語言學大師。

　　極具代表性的是西藏的格曼語，她在幾代語言學者的接力保護下被完整記錄下來，并擁有了永久的生命。

　　據孫宏開等幾位學者調查，1976年左右，在察隅縣治下，尚有200多人能說格曼語。但2001年李大勤去調查時，能說格曼語的人只有130多人，到了2015年，能說流利格曼語的僜人只有13位了。目前，該語言已屬于極度瀕危語言。盡管如此，通過幾代學人的共同努力，該語言的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的材料及相應的有聲數據已經得到了很好留存。李大勤說：“有了這些調查成果及留存下來的音像材料，我們再也不用擔心她消亡了。我們正在整理一部近120萬字的書稿，其中附有5000多個詞匯、1000個句子、50萬字標注過的活態話語材料，如果必要，我們可以在將來借助人工智能復活這種語言。”

　　據了解，“語保工程”開始后，李大勤和他帶領的中國傳媒大學語保團隊已基本完成了對西藏自治區山南、林芝、昌都三市下屬縣域極少數族群語言的深度調查工作，為藏東南極少數族群所使用語言的保持、搶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更令人振奮的是，調查的過程中該團隊還發現了一些新的語言，包括2015年發現的素苦話、2021年發現的松林語和扎話等。李大勤說：“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老一輩學者期望對昌都、林芝、山南三地語言開展地毯式調研的心愿。”

　　近幾年來，《中國語言文化典藏》和《中國瀕危語言志》等一批重要成果陸續發布，瀕危語的神秘面紗正慢慢揭開。據了解，“瀕危志”第一輯共30冊，其中包括安徽祁門軍話、廣東電白舊時正話等10種漢語方言，甘肅東鄉唐汪話、海南三亞回輝語、西藏察隅達讓語等20種少數民族語言。目前，“瀕危志”第二輯也已完成調查工作，涉及20種瀕危語。

　　王莉寧介紹，兩輯“瀕危志”共有近90位專家學者參與，涉及科研單位56所。為了完成“瀕危志”的調查工作，許多作者從象牙塔走向田野，不畏嚴寒酷暑，背著各種器材，奔走于城鄉郊野、大街小巷，記錄即將消逝的鄉音，撿拾散落的文化碎片。有人為了拍攝喪葬場面，與送葬親友一同跪拜；有人為了尋找一個舊涼亭，翻山越嶺幾十里路；有人因山路濕滑而摔斷肋骨，住院數月；還有人因貴重設備被盜而失聲痛哭……

　　“搶救瀕危語，都是拿命去拼的。”在李大勤看來，語保人的拼命精神源自責任。一種語言或方言走向極度瀕危或消失，意味著人類的文化寶庫失去了一份獨特的文化觀念系統，失去了一種看待世界乃至與這個世界共處的方式。語言也有著一個“生態系統”，多語狀態是理想的社會生態子系統，語言的種類豐富后，我們的意義世界也就更豐滿。

　　語言是人類的精神家園，方言作為一種文化記憶、文化基因，對個體的影響體現在許多方面。正如李大勤所說，“家鄉話就像烙印一樣伴隨我們，構成我們人生的底色，支撐著一生的喜怒哀樂”。

　　(本報記者 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