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業作為典型的“幸福產業”和“大健康產業”，是美好生活的必然組成部分。只要是基于生活導向與人性需求的，其業態創新永無止境。

　　□ 張文建

　　從人類發展穩中向好的長時態看，旅游已然成為現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學習方式和成長方式。無論當今世界一時遇到多少波折和災難，這一趨勢是不會改變的。雖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影響下，各國旅游業無不受到致命打擊，然而經歷漫長的復蘇與期待，根植于旅游者內心的剛性需求必將得以強勁釋放。

　　早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就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幾十年過去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第一次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十九大報告提出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提出，“到2025年，旅游業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現代旅游業體系更加健全，旅游有效供給、優質供給、彈性供給更為豐富，大眾旅游消費需求得到更好滿足”。毫無疑問，旅游業作為典型的“幸福產業”和“大健康產業”，是美好生活的必然組成部分、國計民生的重要內涵、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有效工具。

　　伴隨著改革開放40多年的歷程，我國旅游業也經歷了轉型升級的幾個階段。從事業接待型向經濟產業型、社會民生型、綜合帶動型、服務貿易型乃至最近的文旅融合型轉化。實際上，旅游業最重要的屬性是：美好生活導向型。

　　早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休閑倫理就初露端倪。亞里士多德最早將休閑與教育美德知識快樂幸福等聯系起來加以研究，他認為休閑優越于勞動，休閑是終身的事情，“休閑才是一切事物環繞的中心”。蘇格拉底稱贊“閑暇是最美好的財產”。經濟學家凱恩斯也說過，“有史以來人類將首次面對一個真正永恒的問題，如何利用工作以外的自由與閑暇過快樂智慧的美好生活”。馬克思一生關注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他指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也就是真正的財富，這種時間不被直接生產勞動所吸收，而是用于娛樂和休息，從而為自由活動和發展開辟了廣闊天地。

　　直到工業革命時期，創造財富的高效率使休閑倫理受到空前的挑戰。由于資本主義破壞了人的工作與休閑的平衡關系，人們才又提出了補償理論，認為休閑是工作的派生物，休閑和工作是一種互生關系。到了現代社會，新時期的休閑倫理重新得到重視，美國學者莫德墨·阿德勒指出，現代人忽視了休閑對人類的重要意義。他說：“我們需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樣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閑。”其實我國古代圣賢也說過類似的話，如“愿以閑適之事，盡遣有生之涯”“游之樂，所玩無故”。很多事情固然是忙出來的，而旅游恰恰是閑出來的。休閑（包括旅游）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不僅是一種觀念，更是一種美好的理想。隨著人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高度發展，新舊價值觀的更替遲早會發生，這包括效率價值觀和休閑價值觀的沖突或互補。可以說，如果沒有對休閑價值觀的深刻認識，所謂的人類文明史觀將是不完整的。

　　旅游之所以發生，是出于人的本性與本能，是人們解決了衣食住行的生存性需求之后必然產生的更高級的發展性需求。“有錢就任性，有閑就任性”“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這是多么樸素的道理。在大眾旅游與國民休閑時代，“要么宅到家，要么走天涯”已經成為人們的新常態和生活必需品。有需求就有供給，反過來供給又往往創造需求。旅游業必須適應這種需求，加強供給側改革，以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

　　當前，旅游市場的品質訴求催生了消費升級與業態創新。從美景到美宿、從定居到旅居、從康養到療愈、從微旅游到慢生活，等等，都需要適配性的業態對應。當前新型旅游業態層出不窮，反映了先進生產力的新需求、市場經濟的新發展、技術創新的新變化、交易方式的新形態、企業組織形式的新探索。由此充分證明，旅游業發展是充滿活力的，是有持久的內在動力的。只要是基于生活導向與人性需求的，其業態創新永無止境。

　　我們是旅游業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同時，我們也是旅游美好生活的受益者和踐行者。讓我們贊美旅游，它是閑適的田園交響曲、歡快的時代奏鳴曲、美好的生活進行曲。

　　（作者單位：上海師大旅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