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作者：王震中（重慶師范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共建“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起源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民族與國家，既有區別又有聯系。但究竟是怎樣聯系，又是怎樣區別的，學界尚需探究。國家是政治實體，是政治共同體；而民族是族群共同體。國家與民族的聯系，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社會歷史發展環境中，有不同的情形。就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而言，我們發現，國家認同與民族凝聚“具有一體兩面的關系”，這也就是秦漢以來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國家形態結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之關系。

　　費孝通先生把中華民族的形成劃分為“自在民族”和“自覺民族”兩個階段，古代屬于“自在”階段，近代以來進入“自覺”階段，并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特點，“多元”是指中華民族由包括漢族在內的56個民族組成，“一體”是指整個中華民族是一體的。這是就民族結構關系而言的具有辯證思維的理論創新。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筆者覺得對此也有補充的空間。費先生是從民族共同體本身講的“多元一體”。關于“一體”，筆者認為尚可補充的是：從民族與國家關系上著眼，“多元一體”之“一體”，除了指整個中華民族外，還可以指整個國家，即由56個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在國家層面上是一體的。關于“多元”，在某種結構中談這類問題時，筆者也使用“多元一體”，此“多元”之“元”乃“單元”之“元”；但當我們闡述“一體”的形成過程時，也可將其理解為“源流”之“源”，即“多源一體”，這樣的表述既可更接近歷史發展的本真，亦可避免一些歧義。

　　民族與國家的關聯，在中華民族出現之前和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有過四大階段、四種情形：一是五帝時代的單一制的邦國與部族，屬于部族國家；二是夏商周三代復合制的王朝國家與華夏民族，屬于華夏民族形成的國家；三是秦漢至明清作為“自在民族”的中華民族的形成與以“中央—郡縣”制為結構的“大一統”國家形態為主流的中國；四是近代以來作為“自覺民族”的中華民族與作為現代國家的中國。

　　具體說來，夏代之前的顓頊、帝嚳、堯舜時代（五帝時代的中期和后期），國家形態結構是單一制的邦國，當時邦國林立，史稱“萬邦”“萬國”；與邦國相對應的共同體是部族（屬于血緣民族，或可稱小民族），部族和國家可以合稱為“部族國家”。到了夏商西周時期，三代王朝國家是“復合制”的形態結構，在復合制王朝國家內，華夏民族才得以形成。春秋戰國是過渡或轉型時期。到了秦漢以后，國家形態結構演變為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結構。在這樣的國家形態結構內，以漢民族為核心的包括眾多少數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民族共同體已開始形成。也就是說，從秦漢到明清，中華民族是在“中央—郡縣”制一元化的國家形態結構的機制作用下而形成的。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都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大一統王朝內的民族具有兩個不同層次的含義，一個是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另一個層次是包括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在內的、可稱之為“自在民族”的中華民族。

　　“大一統”既是一種思想觀念，亦是一種國家形態結構。“大一統”思想來源于“大一統”的國家社會。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大一統”國家始于秦朝，這是史學界的共識。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史記·秦本紀》說：“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其國家的形態結構與夏商西周“復合制”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在全國范圍內廢除諸侯，建立起單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郡、縣二級地方行政體制。這樣，全國境內的“多民族”被納入郡縣這樣的行政管轄的范圍之內，由行政管理所帶來的政治上的統合可減少、融化族群之間的差異；郡縣控制了地方，郡縣制有利于集權和統一。秦始皇為了鞏固統一，推行“車同軌”“書同文”，統一交通和文字，同時還統一貨幣和度量衡。這些統一措施與郡縣制一起，對此后兩千多年的大一統國家的維護發展一直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漢承秦制，漢初實行郡（國）縣二級制。漢武帝時為了加強對郡國守相的監督，設立司隸校尉與十三州部，每州部設刺史一人，州部為監察區。東漢開始把州變為行政區，成為州、郡、縣三級行政區劃。秦漢之后，盡管在地方行政管理的層級上，各個朝代互有差異，但這些并不妨礙我們把它們統稱為“郡縣制”。“郡縣制”這樣的體制機制以及由此而呈現出的國家形態結構，是中國古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本特征。

　　回顧從秦漢到近代的歷史可以看到：一個包含漢族和其他眾多少數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形成，其最基本的條件就在于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結構。因為只有在這樣的結構內，才使得中華民族既是多源的又是統一的，是“多源合流”，其統一性是由國家的統一而規定的。應該說，郡縣制解決了二千多年帝制王朝直接管轄地區的行政管理，也在結構上維護了多民族的“大一統”國家形態。在這樣的行政區內，漢族是主體民族，也包含少數民族，也就是說，郡縣之內已有不少地方民族雜處，這種由郡縣制行政管理所帶來的政治上的統合以及由作為國家文化的漢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則可以逐漸消融郡縣制行政區域內少數民族與漢族的差異,并進而走向民族融合。在郡縣制行政區域之外的邊疆地區，除了“夷漢相錯而居”之外，經歷了從“羈縻”政策到“土司”制，再到“改土歸流”或移民實邊或直接管轄，使邊疆地區在逐步實現“封建化”的同時，也走向與內地“行政一體化”。

　　我們不能因為“中華民族”一詞出現在近代，就認為中華民族是從近代才開始形成的。實際上，中國自秦漢開始出現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起，作為“自在”的中華民族就已經形成。到了近代，“中華民族”一詞所表達的概念，從清末到民國初年，經歷了“約指華夏—漢族”到“確定為中國諸族之總稱”（馮天瑜：《“中國”、“中華民族”語義的歷史生成》，《河南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的演變過程。當國人提出漢、滿、蒙、回、藏等“五族共和”之時，屬于“自覺民族”的中華民族已經形成，此時的“中華民族”一詞就自覺和不自覺地含有強烈的民族自覺和民族覺醒的意識。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外敵的入侵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進一步增強。

　　從民族與國家的關系上看，中華民族是由從秦漢開始的以郡縣制為機制的統一的國家結構造就的；以統一的國家為框架，是一個與統一的國家互為表里的全中國的民族共同體。因此我們說，“中華民族”與我們稱之為“中國”的秦漢以來的國家形態結構具有一體兩面的關系，是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特色所在，也是由歷史發展軌跡上的國家與民族的內在關系所規定的。

　　在中國，從古到今，凡是強調“大一統”的國家認同，就是在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講國家認同，當然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國家統一的長期穩定和中華民族的凝聚，是由統一的國家結構的穩定性、統一的語言文字——國家通用語言（漢語）、具有共同心理素質的優秀傳統文化、共同的經濟和交通，以及國內各族平等和團結等多方面的聯系所構成的。而這些正是中華民族的基本要素。總之，在歷史上，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伴隨著一元化的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結構而誕生的，以郡縣制為機制的“大一統”多民族國家結構，造就了中華民族；在當今現實中，這樣的國家結構依然是國家統一的穩定性的結構性因素，由此我們說，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和民族凝聚始終是多面一體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