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博物館有力量嗎？”“有。”“那如果博物館閉館了呢？”“依然有。”前不久，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官方公眾號有一段“宣言”。疫情期間，國博與許多地方博物館一樣，“閉門”但不“謝客”，將陣地由展廳轉移到線上。

　　中國的博物館的功能正在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國博的“宣言”正是一大例證。博物館不僅是中國歷史的保存者和記錄者，也是當代中國發展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各家博物館利用獨特的館藏文物資源，發揮各自的優勢，將中國敘事引入一場場線上或線下展覽，以此弘揚中國文化、講述中國故事。有人說，博物館見證著一段歷史的輝煌，更流傳著文化與文明的火種。從這個意義上說，散落在萬里神州的各色博物館，便是上下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在場敘事，是源遠流長中華文明的悠揚傳唱。

　　文物沉默不語，深藏文明的奧秘

　　“讓文物說話”“講好中國故事”是當代博物館展覽敘事的重中之重。一件文物身上的器型、紋飾、銘文、組合方式等諸多細節，以及它從制作完成到流傳四方再到進入博物館的整個過程，無不具有研究價值，無不在向今天的人們訴說其所蘊含的歷史傳承、地域文化、民族精神和文明交流等。文物沉默不語，博物館和文物工作者充當“翻譯家”，把其深藏的奧秘一一轉述給觀眾。

　　以上海博物館近兩年受歡迎的文物展覽為例，它們均以文物研究為基礎，而為了保證展覽意境的構建，策展人需對文物有精準深入的認知與闡釋，包括文物展品的級別、保存情況、主要價值以及相關出土報告、文獻典籍、最新的考古發現等。這種學術支撐決定了展覽的深度與廣度，也成為我們文化自信的一個歷史依據。

　　今年2月閉幕的“漢淮傳奇：噩國青銅器精粹展”上展陳了一件“噩侯壺”。這件文物雖然其貌不揚，但展覽告訴我們，其出土地點與銘文可能揭示了有關噩國歷史的千古謎團。以往，人們只知道商紂王時噩侯位列三公，及西周晚期噩侯馭方因叛亂被周王誅殺，直到考古學家在南陽夏餉鋪發現出土此壺的噩侯家族墓地，才了解到噩國并未因此滅國。壺上的銘文“噩侯乍（作）孟姬媵壺”，從先秦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的規律中可以推斷，孟姬與父親（即噩侯）的姓氏為“姬”，即周代王室成員之姓。基于其他考古證據反映西周早期噩國位于隨州一帶，且噩侯為“姬”姓，此壺的存在很可能說明周王在誅滅馭方后，曾將噩國北遷并交由親屬統治。可以說，這場首次聚集從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噩國青銅器的展覽，以文物為載體、銘文內容作經緯，層層揭秘、娓娓道來，還原了噩國的歷史面貌，為了解噩國地理位置與歷史發展等問題提供了新的線索。

　　持續半年的網紅展覽“萬年長春：上海歷代書畫藝術特展”里，有一幅頗具南宋院體風格的花鳥畫，為元代任仁發所作的《秋水鳧鹥圖軸》。閱讀說明牌，人們會驚喜于作者的身世所反映出的上海地域文化。首先，任仁發家族墓地位于青浦重固鎮，即福泉山遺址所在的鎮子。如果說4800年前良渚文化的統治中心位于杭州瓶窯，那福泉山稱得上是其“次中心”。其次，任仁發出生于繁榮的唐宋名鎮青龍鎮，上海的對外貿易和作為港口城市的發端正始于中古時期的青龍鎮。最后，任仁發還是位水利專家。今已在原址建成博物館的志丹苑元代水閘，就是他主持修建的。這無疑見證了上海當年先進的水利工程技術、發達的內河航運業。

　　“東西匯融：中歐陶瓷與文化交流特展”序廳呈現的三件文物，則開門見山地指出了16世紀中西交流的三種主要途徑：外交、旅行、商貿。其中最具傳奇色彩的當屬一件明代永樂時期的景德鎮窯“青花纏枝牡丹紋執壺”。語音導覽詳細介紹了其流傳經過——它見證過中國與中東的交往，又一度聯結起了中東與歐洲。這件典型的官窯產品，曾隨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到達阿拉伯地區，作為外交禮物贈予外邦。1547年，它再次被奧斯曼帝國當作外交禮物，送給法蘭西國王亨利二世。當時只有極少數的中國瓷器能夠到達歐洲，這也反映出中歐直接貿易成熟之前中國瓷器的珍稀程度。

　　可見，中國古代文物作為中華文明真實可信的物質載體，既是歷史進程中多元文明共生并進、交融互鑒的實物證據，也為今天不同文明之間通過對話增進理解與信任提供了可能。

　　陳列環境創新，找回缺失的語境

　　傳播文物的文化內涵與藝術價值，是博物館展覽活動的核心。為了凸顯文物蘊藏的魅力，使觀眾的注意力集中到重要展品上，博物館往往會重點陳列某幾件文物，有時會使用中心柜，有時會為某幾件珍貴文物特設展廳。

　　做法最為特殊的大概是揚州博物館。博物館里近200平方米的國寶廳，完全圍繞著元霽藍釉白龍紋梅瓶這一件展品，并在周圍增加了梅瓶演變、龍紋演變、存世品對比等相關內容，充分闡發其內涵。與此截然不同的是另一種文物展陳方式。在南京博物院歷史館各時期展廳的一角，都設有一個特殊陳列室，空間雖小，但會讓踏入其間的參觀者感受到排山倒海般的氣勢——兩側玻璃展柜從地板直通吊頂，展柜每層隔板上都見縫插針密集擺放著那個時期最為常見的日用器，使人不禁感慨中國歷史之厚重、遺存之豐富。

　　然而，陳列在博物館里的文物畢竟脫離了它們所處的時代背景，許多歷史信息也隨之湮滅，如器物的功能、擺放位置等，這會給觀眾的欣賞與解讀造成一定的困難。為了盡可能還原這種缺失的語境，如今的博物館都盡力在陳列環境中尋求突破口，如在陳列相關文物時復原其使用場景，或還原其出土情況等。前者如吳文化博物館在“吳楚之戰”單元中，在兵器類文物四周放上了殘破的車輪甲胄、縛柄的戈戟等，甚至天頂上都布滿了整齊向前射去的箭支，清晰地展示了古代戰爭中兵器的使用場景與方法。后者如山西博物院在“喪葬器”單元中復原的晉侯8號墓，通過觀察玉組佩、玉覆面在墓室中的位置，觀眾會立刻明白西周玉器的組合關系。除了傳統的物理手段，多媒體等新形式與新手段近年來也愈加頻繁地出現在博物館展陳中，如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設置了多處可以讓觀眾互動體驗的展廳和展項，甚至還結合了當下熱門的密室游戲打造了“大明都水監之運河迷蹤”展廳，讓觀眾身臨其境體驗，進而加深對文物和歷史的認知。

　　利用文物“講好中國故事”的創意還不止于此。許多地方為保護已發掘的遺址或展示發掘成果，在遺址上修建了遺址博物館。在那里，文物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與其所處的歷史環境融為一體。如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中的歷代墓葬區搬遷復原了西漢至宋的25座典型墓葬，并在陳列中復原了文物出土時的位置。更為特殊的是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觀眾在參觀展廳之余，可以近距離觀察考古人員對“南海一號”的現場發掘、研究過程，親眼看見約20萬件文物當初是如何被打包裝載上這艘宋代商貿海船，體會考古現場帶來的震撼。

　　正是借助展覽的種種敘事環境，文物包含的信息甚至不需要文字的堆砌、圖版的解釋，本身的魅力便不著痕跡地展示出來，并牽引住觀眾對于文物的情感與注意力，加深兩者間的文化連接。古老的博物館不僅在訴說歷史，也在唱著時代的歌謠，因為“活起來”的文物正與當下的目光、心靈不斷發生著美妙的連接。并且，如評論者所言：“而在當代國情與語境中，如何利用中國敘事，在文物展覽中講好五千年文明不間斷的中國故事，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傳承博大精深的中國智慧，啟發人民的文化自覺意識，可能仍然是目前中國博物館人應該思考的問題。”諸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