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培貴

　　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書法家協會共同主辦的“征程：迎接慶祝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書法大展”日前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展。

　　本次大展將書法寄情抒懷的藝術表達方式與記言錄史的社會功能相結合，組織300多位書法家深入基層、廣泛調研，通過精心創作遴選的300余件作品，聚焦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以及“時代楷模”先進典型事跡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謳歌時代，書寫人民，贊美英雄。

　　“征程”展無疑將是當代書法發展的又一個里程碑式的重大展覽。之所以說“又一個”，是因為它是當代尤其是近10年探索中國書法發展方向的一個環節。

　　科舉廢除、學制西化和硬筆替代，使書法自1905年后逐漸邊緣化；1979年浙江美術學院招收書法研究生、1981年中國書法家協會成立等，使書法重獲國家教育和文化體制支持，由此開始融入國家文化發展大格局中。

　　40多年來，無論是書法學科地位的不斷提升，還是持續至今的“書法熱”現象，都反映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現實活力。更重要的是，在40多年的復興歷程中，書法界找到了許多有價值的創新路徑，比如堅定傳承并力圖弘揚中國傳統文人書風的道路、繼承和發揚清代碑學觀念與技巧的道路、兼容傳統文人書風與清代以來篆隸北碑書風的道路、借鑒其它藝術門類（包括西方藝術）而發展起來的注重形式創新的道路等。每一條道路，都在當代書法發展中留下了豐富成果，也將成為未來中國書法史必須書寫的篇章。

　　但當代書法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長期以展覽競賽為中心，導致風格趨同，出現所謂“展覽體”；學科歸屬中以書法為“視覺藝術”，導致重筆墨輕文本。深入地看，問題的本質是書法逐漸演變為專業人士從書齋（工作室）到展廳的閉環活動，越來越脫離現實生活。

　　2014年，中國書協針對性地提出“植根傳統，鼓勵創新，藝文兼備，多樣包容”的評審方針，“植根傳統，鼓勵創新”和“多樣包容”針對“展覽體”；“藝文兼備”則首先針對文字錯誤、文本錯漏及胡亂處理行款等問題，中國書協為此專門設立“文字文本審讀小組”，限制此類作品的入選，同時對自作文辭不斷給予鼓勵，例如，同等筆墨表現水平下自作文辭優先入選等。

　　這一評審方針發揮了積極作用。投稿的書法家開始關注文字、文本和行款問題，以前常見的繁簡字轉化錯誤、文本錯漏、行款違背書儀等現象大幅減少，作品的綜合文化品質顯著提升。由此帶來的是書法家對蘊含在筆墨之中的傳統文化的敬畏，也就是對書法的傳統文化品格的重新體認。傳統文化的綜合滋養，是書法發展最為重要的基礎。蘇軾曾說：“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

　　中國書協乘勢而上，在常態化展覽之外，分別于2018年和2019年策劃了“現狀與理想——當前書法創作學術批評展”“源流·時代——以王羲之為中心歷代法書與當前書法創作”兩個大展，并配套舉行“烏海論壇”和“紹興論壇”，引導書法家全面思考當代書法與歷史文脈的關系。

　　但書法與時代生活之間的聯系，仍待探索。2020年，中國書協舉辦了“中國力量——全國扶貧書法大展”。這次展覽部分作品的文辭，是采訪現實生活中的扶貧事跡后撰寫的白話文，突出書法作品文辭的“記言錄史”功能。這對習慣書寫古典詩文的作者而言，不啻為一個重大挑戰。

　　2021年，中國書協舉辦“偉業：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書法大展”，策展理念提煉為“浸入式感受、體驗性書寫、主題性創作”。具體要求是：書法作者親身深入生活，搜集有關史料甚至訪問有關事件發生地和參與人，然后撰寫文辭、書寫作品。

　　本次“征程”展在延續書法家深入生活進行采訪等做法的同時，進一步要求部分作者采用傳統詩文，加強與歷史文脈的呼應。

　　這是40多年來書法發展理念的一次重要飛躍。

　　這一理念，將書法家推向現實生活、感受歷史文脈，從而打破了傳統的“書齋—古詩文—書法作品”這一習慣，形成了“生活—自作文辭—書法作品”的嶄新創作模式。在這一模式下，書法家在創作之前，需要體驗現實生活、熟悉文章傳統。

　　書法與所有藝術門類一樣，以歷史文化為發展根基，以現實生活為創作源泉。社會生活每時每刻為藝術家們提供著各種各樣的情感激發；文字、語詞和文章也為藝術家們昭示著深蘊其中的民族精神。在生活中獲得情感體驗，并因事而成文，在文字、語詞和文章中回溯歷史和文化，再因文而濡墨。這樣的筆墨表現，必然與簡單對標展廳要求而抄寫古詩文具有本質的差異。

　　由于慣性的限制，一兩件作品或許還難以看出這種差異，但持續地、普遍地按照這種方式進行書法創作，其成效是可以期待的。歷史早已證明這一點。如果沒有“蘭亭雅集”的生活情境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文章，則千古名作《蘭亭序》必然無從產生；如果沒有祭奠為國捐軀的侄兒以及由此生成的祭文，也就不可能有《祭侄文稿》這件巨作；如果沒有蒙冤被貶黃州而生成的詩篇，也就不會有名傳千古的《黃州寒食詩帖》。無論是王羲之、顏真卿還是蘇東坡，再天才的藝術家，也難以用閉門造車的辦法創造出驚天動地的杰作。書法家沈尹默說：“書學所關，不僅在臨寫、玩味二事，更重要的是讀書、閱世。”旨哉斯言！

　　當然，古代文辭也有激發作用。因此，唐代書法家孫過庭說王羲之“寫《樂毅》則情多怫郁，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則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嘆。”前四種是抄寫他人文辭，而后兩種則是自作文辭，都可能引發書寫時的情感波動。簡單取舍，既不符合書法發展史，也不現實，更不是科學的態度。

　　中國書協的倡導也不局限于單一創作模式。2014年評審方針的落腳點是“多樣包容”。“中國力量”“偉業”以及今年的“征程”展，都不僅包容各種文辭，而且在風格上也提倡多樣性，鼓勵書法家充分發揮創造才能。

　　有理由相信，在通過主題性展覽而建構的這一嶄新創作理念的引領下，前述40多年來探索過程中所有有價值的藝術創造路徑，將在堅守藝術取向的同時進一步關注生活、關注文化，從而在越來越宏闊的當代中國文化大格局中找到自己更好的位置，共同推動中國書法事業更好地發展，使書法藝術不斷繁榮昌盛，并與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大樂章同頻共振，譜寫出更加輝煌燦爛的時代旋律。

　　（作者系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