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故事】

　　拾起他們童年時代的紅色萌芽（報告文學）

　　——百歲紅軍口述史

　　作者：卜谷（一級作家、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其報告文學作品《最后的紅軍——百名百歲紅軍口述史》入選2022年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

　　紅軍如紅星，漫天星斗，璀璨閃爍在贛南歷史的天空，照耀整個中國。

　　紅軍如紅云，在中華民族的天宇里飄蕩著。她飄過去了，卻成為永恒。

　　贛南，充滿神秘、神奇。當年，“擴大100萬鐵的紅軍”成為風靡一時的中央蘇區盛況。狂飆席卷，自天而降，這塊土地上風云激蕩，參軍參戰支前人員達到100萬之眾。

　　80多年過去，塵埃落定，那100萬紅軍人員在歷史的長河中漸行漸遠。至今，僅剩萬分之一，百名不足，均為皓首蒼顏，百歲老人，可謂“最后的紅軍”。他們是這個群體最后的活著的歷史。蹚過那個硝煙彌漫的世紀之河，他們的人生秘密是什么？每一個人又各自經歷過怎樣的心靈史？

　　此刻，他們就生活在我們身邊。

　　是一個奇特的人群，甚或是一個獨特的稍縱即逝的人類景觀。人們積蓄了一個世紀的尊敬，似乎十分了解他們，耳熟能詳，實質上卻尚顯陌生。他們如最貴重的珍寶擺放在玻璃櫥窗里，迎接著無數的仰視。他們正在迅速遠去，人數越來越少，終將成為絕響。

　　我在采寫現實，這轉眼就會變成歷史的現實。為什么那個時代，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伯堅……千千萬萬20歲左右的年輕人，潮涌一般信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擋都擋不住。為什么，究竟是為了什么——貧困擋不住，監禁擋不住，冤屈擋不住，流血犧牲擋不住，家破人亡也擋不住？

　　“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

　　筆者曾生活于一個有7名紅軍的紅色大家庭，自幼便浸潤在紅軍故事中長大，這些故事自然成為我心上的“千千結”。

　　本文記錄下了幾位百歲紅軍最后的心聲。

　　深知中國農民疾苦的毛澤東，始終將眼光盯在農民最為關心的土地問題上。楊思祿生平第一次吃上了白花花的純大米飯，全家人感恩紅軍。

　　我曾兩次采訪楊思祿將軍，前后相隔16年之久。他的容貌變化巨大，話音卻一成未改。仍然是那種充滿自信半洋半土的普通話，或說是半土半洋的于都話。中氣十足，鏗鏘有力，像在發布命令。

　　小時候的記憶：每天早晨從夢中餓醒一睜眼，媽媽就不在了。

　　我們三兄弟爬起來去村口，眼巴巴地盯住遠方，巴望著媽媽回來。媽媽出外打工回來，一定會帶點吃的東西。

　　我們要巴望很久很久，太陽從東邊升起至西邊快落山，肚子餓得咕咕叫，媽媽才能回來，有時還會回來得更晚。媽媽能帶點糙米、芋頭，那就是過節，她帶回來最多的是番薯渣——番薯磨粉后殘余的渣滓，一般農家用來喂豬。

　　我們急切地簇擁著媽媽回家，奶奶守著一口鍋早已燒開了水，把切碎的蔬菜拌著番薯渣一塊煮沸。湯湯水水，一家老小每人能喝兩三大碗，肚子撐得鼓鼓的。

　　番薯渣這東西不抗餓，撒幾泡尿就沒了，清早又能把人餓醒。

　　我出生在于都縣葛坳鄉一個叫牛婆湖布頭村的山坳。家里實在太窮了，兩間破房子三面裂縫，屋頂漏水，根本無法遮風避雨。我是在楊家祠堂里出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記得母親說，生我時屋外正下著鵝毛大雪，渾身哆嗦，冷得厲害。

　　沒飯吃，欠債太多，每年過年就是過“難”。每逢過年那天，地主的狗腿子就會來家里，東看看西看看，把能夠搬動的東西全部搬走。后來過年，地主見實在沒什么可以搬的，就把我們全家趕出家門。

　　我們只好搬往曲洋鄉賴坑村，租種姑父家的田。

　　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大哥思祥去給人家做長工，二哥思福當了學徒，我給地主家放牛，兩個妹妹很早就送人家做童養媳。即使這樣仍過不下去，為省吃儉用，父母商量又把我過繼給伯父家做兒子。人算不如天算，不久，久病的父親還是撒手人寰，勞碌了一輩子連口薄板棺材都買不起，自家幾個兄弟掘了個坑壅上土，草草埋掉。

　　謝天謝地，1929年紅軍來了，打土豪分田地還分了糧食。我生平第一次吃上了白花花的純大米飯，全家人感恩紅軍。

　　在村子里，我家不是最貧苦的，也不是最感恩戴德的。

　　有一戶農民，三兄弟長年累月隨父親行乞為生，分田后有吃有穿還蓋了一幢新房，三兄弟都成了婚。為報答共產黨，三兄弟都參加紅軍。

　　另一戶10口之家，租田種畝產不到200斤，分田后畝產達400多斤。他們把自家的命運和蘇維埃政權聯系在一起，蘇維埃一“擴紅”，全家的男人爭著參軍參戰，全部都上了前線。

　　（楊思祿 曾任少共國際師戰士、福州軍區空軍司令員，少將軍銜，江西于都縣葛坳鄉牛婆湖田村布頭組人，享年104歲）

　　10歲的中國共產黨在山溝溝里，創建獨立武裝才4年，剛剛奪取幾萬平方公里土地，還不到全國面積的1%，就創建了一個全國性臨時政權機構。其間，毛澤東主席數十次頻頻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先后親自制定了4個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土地問題決議案》《贛西南土地法》。

　　土地抓住了窮人心，祖祖輩輩的勞苦大眾才舍生忘死參加紅軍，跟著紅色政權鬧革命。

　　我從小就是個“牛頭子”（放牛郎），看到人家的孩子去讀書，我就不想當“牛頭子”。

　　為什么會去當紅軍？

　　家里窮苦，沒有田地。吃谷子靠租田，租田交租，交不起就要欠債，利上加利，利上滾利，一輩子都還不清，沒辦法翻身。

　　家里的生活相當凄慘。女娃子一出世就嫁掉，拿給別人家當童養媳。媽媽先后生了10個小孩，女娃子送給了其他村。

　　自己生的孩子送掉了，媽媽用奶水去給地主奶孩子，一個月有三個毫洋的收入，買點谷米，養活我們幾個男伢子。

　　有一次，媽媽去做田里的事，讓我看護好地主的毛毛伢崽。我那么小，哪里會？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我腳踝扭傷，胳膊摔破了直淌血。毛毛伢崽眉毛邊上也擦掉一點皮，哇哇地哭叫。媽媽看見后追著我打，我受傷后一瘸一瘸地跑不快，媽媽一邊罵一邊打，把牛梢子都打斷了。

　　那次哭得很傷心，我知道不是媽媽心腸惡，實在是因為倘若沒帶好毛毛伢崽，東家就會不要母親奶孩子，家里斷了這筆收入，鍋里的米谷就少很多，全家人餓肚子難過喲。

　　想讀書，沒書讀。我12歲了，去地主家做“牛頭子”，放牛、砍柴等。沒工錢，講好一年做到頭，會做一身新衣裳，也要看你一年來是否表現勤快。

　　“‘牛頭子’——趕快跟我來去歸！”

　　1931年8月，父親趕忙趕急尋到山上來，對著青山喊我回家，聲音在山谷回蕩。

　　我拎著一頂舊斗笠要走，東家張開兩手阻攔住道路。臉色很不高興：“怎么，還沒做到春節嘞，就想走哇？”

　　“東家，紅軍來了，打地主，喊我們回去分田。是按人頭，大人小孩都一樣一人分八擔谷田哩……”見了東家，父親立即恭恭敬敬地說。一說到紅軍、打地主，東家現出驚恐神態，臉上立時就充滿了笑容，攔阻的手在空中拐了個彎親切友好地撫摸著我的后腦勺，另一手還意外從衣兜里掏出一吊銅錢。

　　“這個伢子蠻懂事，辛苦一年，沒做到春節也不好喊你白做，拿一吊錢去買米吧，不要嫌少哈。”

　　接過這一吊錢，我意外又高興。看到東家一聽說紅軍就怕，好像紅軍是我家親戚一樣。果然，紅軍比親戚還親。

　　那是我一生最高興的日子，也是我一家人最高興的日子。從此，像翻了個天，我們活成了另外的人。變化更大的是我做回了人，敢在任何一個人面前說話。

　　江口區成立了蘇維埃政權，村子里的大人紛紛參加了農民協會。

　　放下牛梢子，我當了童子軍團長。童子軍就是兒童團，由我們這些7至14歲的小孩組成，有100多人，歸我管。天天手拿竹竿或紅纓槍站崗、放哨、查路條，去給烈屬、紅軍家屬義務種田、砍柴、挑水。路遠的，要自己帶飯去做事。

　　村里有不少人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我們的任務是去各家各戶查禁，收繳鴉片和煙槍，雖說他們是大人，也不敢回手，只能苦苦哀求我們饒過這一次。

　　也有例外。村里有一個老煙鬼劉光耀，戒了幾次戒不掉煙癮，經常偷偷摸摸吸食。得到舉報，我們趁劉光耀不在家，把他的鴉片和工具收繳了。

　　從他家出來恰巧碰到劉光耀回來。他正犯煙癮，鼻涕、眼淚流淌出來，趕回來吸食鴉片。一見我們手上正拿了鴉片、煙槍要走，氣得發瘋，抽出一把大刀嗥嗥叫著追殺我們。刀光閃閃，把我的魂都嚇掉了，哇呀，大喊一聲掉頭就跑。100多個兒童團員，一個個跑得比兔子快，被追殺得七零八落，村道、田野、菜地，四散逃命。

　　穿過田野逃到村外樹林子里，喘息初定。互相看看，繳獲的鴉片、煙槍，手上的木棍、梭鏢統統都不知道幾時丟掉了。我們一群孩子蓬頭垢面、狼狽不堪去告狀。蘇維埃主席立即命令赤衛隊，派幾個人扛著槍去把劉光耀捉到區政府。

　　赤衛隊長開玩笑問我：“你們說怎么處理這個老煙鬼？”

　　我早已心軟，趕緊說：“放他回家吧。反正這回再沒人敢欺負我們童子軍了。”

　　劉光耀戒煙后改邪歸正，進步得還很快。再說起這件事，十分不好意思，還專門做一套衣服給我。后來，我穿著它到紅軍部隊里去了。

　　（劉光登 曾任興國模范師17團戰士，江西贛縣江口鎮旱塘村人，享年102歲）

　　　徐盛久不僅是紅軍，也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興國山歌的傳承人。他自小沉浸在歌潮歌海里，把興國山歌與毛澤東、毛澤覃兄弟的故事編織在歌聲里。

　　我們這里“紅”得早。1929年，村里的地下黨員黃師、鄒子幫、鐘傳姚，還有我爸爸等人，曉得朱毛紅軍會師井岡山，帶了四支槍去東固迎接。朱毛很高興，說興國人民對革命的認識、信心、決心、熱情很好。當時就決定到興國去開黨代會。后來，聯絡了寧都、于都、泰和、興國四縣，黨代會在我們興國長岡燕子窩徐家祠召開，到會人數一百人左右。

　　會議開了兩天兩晚。大會主持人是鐘傳姚，會議記錄是陳訪西，后勤安排是鄒子幫，廚師是黃傳祥，殺了兩頭生豬，一切生活開銷由當地百姓自愿集資。

　　會議十分秘密，設置了五重警戒：第一重哨是我爸爸徐海華，在長岡嶺；二重哨徐海章，在燕子窩水口；三重哨邱振玉，在馬屋門口；四重哨在社公門口；五重哨徐海衍，在祠堂前面十字路口。

　　哨部很嚴，不允許人們進出村莊，進來不讓出，出去不讓進。會議很成功，會后戰斗打開了興國縣城，建立興國縣蘇維埃……以前就有東一區，后有勝利縣。陳訪西，江背鎮江背村人，為這次黨代會做了記錄，一直跟隨紅軍到瑞金中央政府辦公室任文書工作，紅軍北上抗日后，他才回來。以上事實是陳訪西本人對我說的。那是他一生最榮耀的事，經常當革命故事講述給我們聽，是我們眼里的英雄。

　　早先，我爺爺、父親都有些知識，大家喊他們“先生”。讀過多少年書不清楚，很會寫字，寫的字可以上壁。現在村里老房子的大門、祠堂的柱子上還留有他們的筆跡，剛健清新，蒼勁有力。

　　父親原有一個童養媳，還沒圓房就死了。再娶就算二婚，娶的妻子也是二婚，死了丈夫后嫁過來的，就是我母親。

　　父親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我頭上哥哥、下面的妹妹中途夭折，剩了兩兒兩女。

　　我7歲起，在對面祠堂里讀私塾。13歲時共產黨來了，我轉到燕子小學讀書，學習內容變化，有語文、算術，還參加了勞動童子團。父親徐海華不知幾時入了黨，長岡的第一次黨代會就在我們祠堂召開。開會時，毛主席也來了，在我家住了十多天。

　　村里會唱山歌的人多，有的人張口就唱，想說什么話語都可以編進歌。有一次，我看到有的黨員以打山歌的形式，向來調查了解情況的毛主席匯報工作經歷、革命心得。毛主席興致勃勃，聽了拍巴掌笑起來，連聲說很好很好，以后可以好好利用興國山歌宣傳黨的思想、政策和好作風。

　　14歲那年，興國建立蘇維埃政府，父親當了石門鄉蘇維埃政府主席。我們勞動童子軍改名叫共產主義兒童團，擔負站崗、放哨等任務。一次，我們正在打山歌，聽到哨子響。站崗放哨的兒童團員攔到一個沒有路條的人。大家像蜜蜂一樣擁上前圍住他，他說他叫毛澤覃，來搞社會調查。我們又不認識毛澤覃是哪個，堅持不放行。直到認識他的紅軍領導來，才讓他過去。他還表揚我們工作做得好！

　　我爸爸一開始鬧革命就加入了地下黨。他1935年33歲時在杰村鄉增田村被害。你看——那墻壁上貼的就是他老人家的烈士證明。

　　（徐盛久 曾任興國模范師17團傳令兵，江西興國縣長岡鄉石燕村新建組人，享年102歲）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貢江又喚于都河，是紅軍長征出發第一條水系，吳清昌出生于會昌，會昌的河流叫湘江，也是貢江上游的一條支流。他們順著溪流經歷各自的山谷溝壑，匯聚在貢江；經歷各自的歲月，歷久散發著光芒。

　　我家是貧農，4個哥哥1個妹妹，一家8口，僅2畝薄田，3間土房。全家人辛苦勞作，仍要向地主借債度日。有一次過年，家里連米都沒有，債主來催債東張西望，竟然把唯一煮飯的鍋頭也拿走了。

　　8歲父親去世，不久二哥病故，家里雪上加霜，我被賣到地主家做孫子。我在地主家每天砍柴放牛，經常挨打罵。地主說送我去讀兩年私塾，只讀了三個月就叫我回來做事。那天，地主婆托當教師的女兒給我送來一只雞腿，原本要我在同學面前炫耀一番，讓大家看看她待我如何親善。不料，我接過雞腿立即大口吞食，幾個同學沒看見。晚上，地主婆得知情況認為我太不懂規矩，白吃了她家一只雞腿。就用小山竹的竹苗狠狠抽打，打得我遍體鱗傷，嗷嗷亂叫亂躲藏。

　　我終于明白：雖然我名義上是地主的“孫子”，每天進出地主家門，卻永遠進入不了這個階級。

　　1929年春，會昌縣清溪鄉建立了黨組織和游擊隊，我三哥吳清蘭是密坑村黨小組的3名黨員之一。他們經常躲在我家開會。12月，村里開始鬧紅，有了貧農團、婦女會、少共、兒童團等組織。蘇維埃政府帶領村民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地主和老婆攜帶金銀細軟逃走了。我分得一畝田，每季能產4擔稻谷。

　　1931年，我跟隨哥哥參加了周田游擊大隊，我在大隊部當勤務兵。10月，紅三軍團打會昌城時，我兄弟4人一起隨周田游擊大隊參加了攻城戰斗。攻克會昌縣城，紅軍把周田、洛口兩支游擊隊整編為一個獨立師。

　　那幾天，我跟著大家一塊排隊、報數、開會，非常高興，這下能夠參加正規紅軍了。不料報完數后，負責整編的一個紅軍連長卻招手把我從隊伍里喊了出來：“過來過來，這個小鬼，你年紀太小，走不動路，回家去吧！”

　　嫌我太小，嫌我大哥太老。我第一次參軍入伍被拒收，與大哥拎著一根梭鏢垂頭喪氣地回家。一路上，沒有哪個安慰我，大哥就來安慰我：“嫌我太老，以后只會越來越老，更沒有機會當紅軍。嫌你太小，以后只會越來越大，有的是機會當紅軍。”

　　　　（吳清昌 曾任少共國際師戰士，江西會昌縣清溪鄉密坑村人，享年102歲）